論陸遊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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皆唐末五代時人作,方斯時天下岌岌,生民救死不暇,士大夫乃流宕如此,可歎也哉!或者亦出于無聊故耶?笠澤翁書。
(《渭南文集》三十) 這是對詞的全面否定。
第二篇說: 唐自大中後,詩家日趣淺薄,其間傑出者亦不複有前輩闳妙渾厚之作,久而自厭;然梏于俗尚,不能拔出。
會有倚聲作詞者,本欲酒間易曉,頗擺落故态,适與六朝跌宕意氣差近;此集所載是也。
故曆唐季五代,詩愈卑而倚聲者辄簡古可愛。
蓋天寶以後詩人,常恨文不逮,大中以後,詩衰而倚聲作,使諸人以其所長格力施于所短,則後世孰得而議?筆墨馳騁則一,能此不能彼,未易以理推也。
開禧元年十二月乙卯,務觀東籬書。
(同上) 這裡一方面惋惜五代詞人枉抛心力,一方面又歎佩他們的才力有不可及處。
這是有貶有褒之辭。
另有《跋後山居士長短句》一篇說: 唐末詩益卑,而樂府詞高古工妙,庶幾漢魏。
陳無己詩妙天下,以其馀作辭(應是“詞”之誤),宜其工矣,顧乃不然,殆未易曉也。
紹熙二年正月二十四日雪中試朱元亨筆,因書。
(《渭南文集》二十八) 開頭三句,拿漢魏樂府比唐末詞,卻是全面肯定語了。
還有一篇《跋東坡七夕詞後》說: 昔人作七夕詩,率不免有珠栊绮疏惜别之意;惟東坡此篇,居然是星漢上語。
歌之曲終,覺天風海雨逼人。
學詩者當以是求之。
慶元元年元日,笠澤陸某書。
(《渭南文集》二十八) 雲“歌之曲終”,必是指詞而非詩。
案蘇轼《東坡樂府》《鵲橋仙·七夕送陳令舉》下片:“客槎曾犯,銀河波浪,尚帶天風海雨。
相逢一醉是前緣,風雨散飄然何處!”所謂“居然是星漢上語”,知此跋“天風海雨”雲雲,确是評此詞。
說“欲學詩者當以是求之”,這“詩”字若不是“詞”字之誤,那麼,他似乎把詞擡高到在詩之上了。
總觀這五篇題跋,他對詞忽褒忽貶,似乎并無定見。
五篇裡有四篇是明記作年的,《長短句叙》淳熙己酉(一一八九)最早,《跋後山長短句》紹熙二年(一一九一)次之,《跋東坡七夕詞》慶元元年(一一九五)又次之,《跋〈花間集〉》的第二篇開禧元年(一二○五)最後。
可見他對詞的看法是逐漸由否定而趨向肯定。
《跋〈花間集〉》的第二篇,大抵可以作為他最後定論。
但是在這一篇文字裡,他一面說五代“倚聲者辄簡古可愛”,一面又怪他們不能“以其所長格力(詞)施于所短(詩)”,他意識裡似乎仍是重詩輕詞的,由他看來,詞究竟不可能有和詩并列的地位。
以這種見解來創作,不可避免地會産生許多“輕心掉之”的率作。
《放翁詞》裡就有好些這類作品:有的内容空虛,有的言辭拙僿,有的聲情不相稱。
如《破陣子》看調名該是激揚蹈厲的,而他作“仕至千鐘良易”、“看破空花塵世”兩首,卻全是消沉頹廢語。
但是,這些在他的全集裡究竟是“瑕不掩瑜”的東西。
他以一位大詩家而作這種在他看來是“馀事”的小品文,在這些率作之外,也有決非一般作家所能及的好作品。
蘇轼論學所謂“厚積而薄發”,所謂“流于既溢之馀,而發于持滿之末”(《稼說——送張琥》),這可以拿來評贊大作家的小品文,陸遊的詞也正如此。
莊子說過幾個故事,《達生》篇裡的痀偻承蜩:“吾處身也若
(《渭南文集》三十) 這是對詞的全面否定。
第二篇說: 唐自大中後,詩家日趣淺薄,其間傑出者亦不複有前輩闳妙渾厚之作,久而自厭;然梏于俗尚,不能拔出。
會有倚聲作詞者,本欲酒間易曉,頗擺落故态,适與六朝跌宕意氣差近;此集所載是也。
故曆唐季五代,詩愈卑而倚聲者辄簡古可愛。
蓋天寶以後詩人,常恨文不逮,大中以後,詩衰而倚聲作,使諸人以其所長格力施于所短,則後世孰得而議?筆墨馳騁則一,能此不能彼,未易以理推也。
開禧元年十二月乙卯,務觀東籬書。
(同上) 這裡一方面惋惜五代詞人枉抛心力,一方面又歎佩他們的才力有不可及處。
這是有貶有褒之辭。
另有《跋後山居士長短句》一篇說: 唐末詩益卑,而樂府詞高古工妙,庶幾漢魏。
陳無己詩妙天下,以其馀作辭(應是“詞”之誤),宜其工矣,顧乃不然,殆未易曉也。
紹熙二年正月二十四日雪中試朱元亨筆,因書。
(《渭南文集》二十八) 開頭三句,拿漢魏樂府比唐末詞,卻是全面肯定語了。
還有一篇《跋東坡七夕詞後》說: 昔人作七夕詩,率不免有珠栊绮疏惜别之意;惟東坡此篇,居然是星漢上語。
歌之曲終,覺天風海雨逼人。
學詩者當以是求之。
慶元元年元日,笠澤陸某書。
(《渭南文集》二十八) 雲“歌之曲終”,必是指詞而非詩。
案蘇轼《東坡樂府》《鵲橋仙·七夕送陳令舉》下片:“客槎曾犯,銀河波浪,尚帶天風海雨。
相逢一醉是前緣,風雨散飄然何處!”所謂“居然是星漢上語”,知此跋“天風海雨”雲雲,确是評此詞。
說“欲學詩者當以是求之”,這“詩”字若不是“詞”字之誤,那麼,他似乎把詞擡高到在詩之上了。
總觀這五篇題跋,他對詞忽褒忽貶,似乎并無定見。
五篇裡有四篇是明記作年的,《長短句叙》淳熙己酉(一一八九)最早,《跋後山長短句》紹熙二年(一一九一)次之,《跋東坡七夕詞》慶元元年(一一九五)又次之,《跋〈花間集〉》的第二篇開禧元年(一二○五)最後。
可見他對詞的看法是逐漸由否定而趨向肯定。
《跋〈花間集〉》的第二篇,大抵可以作為他最後定論。
但是在這一篇文字裡,他一面說五代“倚聲者辄簡古可愛”,一面又怪他們不能“以其所長格力(詞)施于所短(詩)”,他意識裡似乎仍是重詩輕詞的,由他看來,詞究竟不可能有和詩并列的地位。
以這種見解來創作,不可避免地會産生許多“輕心掉之”的率作。
《放翁詞》裡就有好些這類作品:有的内容空虛,有的言辭拙僿,有的聲情不相稱。
如《破陣子》看調名該是激揚蹈厲的,而他作“仕至千鐘良易”、“看破空花塵世”兩首,卻全是消沉頹廢語。
但是,這些在他的全集裡究竟是“瑕不掩瑜”的東西。
他以一位大詩家而作這種在他看來是“馀事”的小品文,在這些率作之外,也有決非一般作家所能及的好作品。
蘇轼論學所謂“厚積而薄發”,所謂“流于既溢之馀,而發于持滿之末”(《稼說——送張琥》),這可以拿來評贊大作家的小品文,陸遊的詞也正如此。
莊子說過幾個故事,《達生》篇裡的痀偻承蜩:“吾處身也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