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修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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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如王作。
汪漱芳亦仿王詩句式，作“四圍山影瀉如潮”，山影必是大片大片地遮下來，用“瀉”字無不可，但終究過于雕琢。
馬履泰的仿作，無論是阮元所引，還是他本集所載，均及不上王作，但比較起來，在這兩種版本的四句當中，還是以“荷花亂發瞋沙岸，黃犢閑眠看路人”兩句勝，至少是寫出了黃河岸邊泺口小鎮清閑自在的村景，饒有興味。
馬履泰将原作“解看人”改作“看路人”較合，因“黃犢”解看人說不通。
三、杜甫的《縛雞行》雖不常為選家所選，但确是一首意味深長的好詩：“小奴縛雞向市賣，雞被縛急相喧争。
家中厭雞食蟲蟻，不知雞賣還遭烹。
蟲雞于人何厚薄，吾叱奴人解其縛。
雞蟲得失無了時，注目寒江倚山閣。
”因惜蟲而将吃蟲的雞縛起出賣，誰知被賣的雞也将如蟲被吃，雞蟲難以兩全，怎麼辦呢？惟有望江倚閣而已。
把人世間的利害，形象地寫出，給人留有思索尋味的馀地，言有盡而意無窮。
仇注杜詩引宋李浩(德遠)《東西船行》拟杜詩：“東船得風帆席高，千裡瞬息輕鴻毛。
西船見笑苦遲鈍，流汗撐折百張篙。
明日風翻波浪異，西笑東船卻如此。
東西相笑無已時，我但行藏任天理。
”用船得風之順逆，比拟人世，語工意工，可謂脫胎換骨之佳作，然最後一句“行藏任天理”說破了意思，不如杜詩耐人尋味。
這裡還舉引元郭昂的《偶然作》，以目睹投骨于犬，引起犬之相争，仿效杜詩，僅得其皮毛，而未得其神髓，“俱無問”，“醉眼看花”，表現出的是麻木不仁，而非杜詩計無所出之無奈。
韓性仿作之第三句：“世間好醜原無定”，不形象，而是幹巴巴的語言，且一語道破，直而淺。
四、隋薛道衡有“暗牖懸蛛網，空梁落燕泥”，傳為佳聯，描狀慘淡凄涼之景，生動形象，與杜甫的“青蟲懸就日，朱果落封泥”，可謂異曲同工之妙，描狀甯靜閑雅的景象，别有情趣。
王洙亦寫槐樹梢上的青蟲，如同拴在夕陽上的景象，宋梅堯臣的《秋日家居》：“懸蟲低複上，鬥雀堕還飛”，狀難寫之景尤妙，懸蟲、鬥雀都是活潑潑的形象，“低複上”、“堕還飛”，生機盎然。
楊萬裡用兩句十四個字，劉辰翁用兩句十個字，描狀一蟲“低複上”之态，卻呆滞無味，還不如清李锴《幽栖》：“鬥禽雙堕地，交蔓各升籬”兩句，十個字狀兩雀争鬥堕地升籬之态，形象可愛，不落陳套。
由此可見，仿效前人或他人的作品，不僅限于改幾個字便可，而是一種受到啟發後産生的新創造，這裡同樣需要具備創作的才能。
(一八)“喪”字異讀 《全唐文》卷三百二十六王維《韋公神道碑銘》：“君子為投檻之猿，小臣若喪家之狗”；杜甫《将适吳楚留别章使君》：“昔如縱壑魚，今如喪家狗”；此二處“喪家”之“喪”亦即如夏侯文、黃詩之讀去聲(254)。
杜甫《奉贈李八丈曛判官》：“真成窮轍鲋(255)，或似喪家狗。
”以“喪家”對“窮轍”，則“喪”又似從《史記》本義讀平聲矣。
(《錢锺書研究》7頁) 同字異讀，在漢語中不乏其例，古代漢語尤多，如果不能正确加以區别，有時會影響理解文意。
比如這一則舉出王維《韋公神道碑銘》中的“小臣若喪家之狗”的“喪”字與杜甫《将使吳楚留别章使君》中的“今如喪家狗”的“喪”字，均應讀去聲sàng,而不能讀作平聲sāng。
正如現代漢語中說“辦喪(sāng)事”的“喪”與“喪(sàng)盡天良”的“喪”字不能錯讀一樣。
夏湛《抵疑》有雲：“當此之時，若失水之魚，喪家之狗”的喪字，亦讀去聲，而黃庭堅《次韻德孺惠贶秋字之句》：“順我今成喪家狗，期君早作濟川舟。
”任淵注引《史記·孔子世家》的“累累然若喪家之狗”的“喪”字，這裡是讀平聲，指喪事人家的狗，不是指無家可歸的狗，但黃庭堅誤用作去聲，以後便沿用下來。
杜甫的“真成窮轍鲋，或似喪家狗”，仇注“喪”字讀去聲，卻又引《史記·孔子世家》讀平聲，自相矛盾，錢先生指出，以“喪家”對“窮轍”，應從《史記》讀平聲。
漢字四聲讀音不同，便有不同的含義，這不僅要求詩家注意，讀者在鑒賞時亦需分辨清楚。
(一九)改詞 《(随園詩話》)卷六：“王荊公矯揉造作，不止施之政事。
王仲至(256)：‘日斜奏罷長楊賦，閑拂塵埃看畫牆’；最渾成。
荊公改為‘奏賦長楊罷’，以為如是乃健。
劉貢父(257)：‘明日扁舟滄海去，卻從雲裡望蓬萊’；荊公改雲裡為‘雲氣’，幾乎文理不通。
唐劉威詩雲：‘遙知楊柳是門處，似隔芙蓉無路通’，荊公改為：‘漫漫芙蓉難覓路，蕭蕭楊柳獨知門’；蘇子卿詠梅雲(258)：‘隻應花是雪，不悟有香來’，荊公改為‘遙知不是雪，為有暗香來’；活者死矣，靈者笨矣。
”按此四事須分别言之。
前二事是為他人改詩。
《詩話總龜》前集卷八引《王直方詩話》載之(259)。
《漁隐叢話》前集卷五十二引《西清詩話》載王仲至事(260)，并荊公語曰：“詩家語如此乃健。
”《侯鲭錄》卷二《泊宅編》卷上記仲至詩(261)，則上一語作“宮檐日永揮毫罷”。
《滹南詩話》卷三論荊公改筆(262)，即曰：“語健而意窒。
”按子才不知曾睹《滹南集》否。
《詩話》所駁周德卿“文章驚四筵适獨坐”雲雲，即出《滹南文辯》(263)；然斥山谷時，遍引魏道輔、林艾軒而未及專诋山谷之《滹南詩話》(264)，何耶。
蓋唐人詩好用名詞，宋人詩好用動詞，《瀛奎律髓》所圈句眼可證(265)；荊公乙“賦”字，非僅倒裝字句，乃使“賦”字兼為動詞耳。
《扪虱新話》(266)卷八記荊公欲改杜荀鶴“江湖不見飛禽影，岩谷惟聞折竹聲”，為“禽飛影”、“竹折聲”，其理正同。
劉貢父詩今載《彭城集》卷十八，題曰《題館壁》。
按《宋詩紀事》引《彭城集》(267)，題曰《自校書郎出倅泰州作》，疑據本事臆定。
“雲裡”正作“雲氣”，可見貢父已采用荊公改筆，非如《道山清話》(268)記貢父論荊公改杜詩所謂“隻是怕他”者。
《侯鲭錄》卷二言親聞貢父向顧子敬誦此詩(269)，亦曰：“卻從雲氣望蓬萊”，與《彭城集》中句同，是貢父服改，的然可據。
《詩話總龜》卷八引《王直方詩話》載貢父原詩，作“卻将雲表”，《漁隐叢話》前集卷五十五亦引《王直方詩話》，作“卻将雲裡”。
《宋詩紀事》僅選貢父詩，無引征。
夫蓬萊宮阙，本缥缈五雲之間；今玉皇案吏既遠谪而不得住蓬萊矣，于是扁舟海上，回首雲深，望觚棱而戀魏阙，此貢父之意也。
“将雲表”所以不妥者，在雲之表，雲遠而蓬萊更遠，可見雲而不可見表，故不得将而望也。
“将雲裡”所以不妥者，在雲之裡，雲外而蓬萊内，雲可見而裡不可見，故不得将而望也。
“從雲裡”所以不妥者，似乎身在天上，從雲中望出，非身浮海上，從雲外望入，詞意欠明晰也。
“卻從雲氣望蓬萊”者，謂姑從雲氣而想望蓬萊宮阙，望者想望也，深得逐臣依國，慰情勝無之用心，何不通之有。
後二事所改句，皆即見荊公本集中。
改劉威《遊東湖處士園林》一聯(270)，見《段氏園亭》七律；改蘇子卿“梅花落”二句，見《梅花》五絕。
此則非改他人句，而是襲人以為己作，與王劉兩事，迥乎不同。
以為原句不佳，故改；以為原句甚佳，故襲。
改則非勝原作不可，襲則常視原作不如，此須嚴别者也。
荊公詩精貼峭悍，所恨古詩勁折之極，微欠渾厚；近體工整之至，頗乏疏宕；其韻太促，其詞太密。
又有一節，不無可議。
每遇他人佳句，必巧取豪奪，脫胎換骨，百計臨摹，以為己有；或襲其句，或改其字，或反其意。
集中作賊，唐宋大家無如公之明目張膽者。
本為偶得拈來之渾成，遂着斧鑿拆補之痕迹。
子才所摘劉蘇兩詩，即其例證。
《能改齋漫錄》卷八載五代沈彬詩(271)：“地隈一水巡城轉，天約群山附郭來”，荊公仿之作“一水護田将綠繞，兩山排闼送青來”。
《石林詩話》載荊公推少陵“開簾宿鹭起，丸藥流莺啭”為五言模楷(272)，因仿作“青山扪虱坐，黃鳥挾書眠”。
《漁隐叢話》後集卷二十五謂荊公選《唐百家詩》，有王駕《晴景》雲：“雨前初見花間蕊，雨後兼無葉底花。
蛱蝶飛來過牆去，應疑春色在鄰家”；想愛其詩，故集中亦有詩雲：“雨來未見花間蕊，雨後全無葉底花。
蜂蝶紛紛過牆去，卻疑春色在鄰家”，改七字，“語工意足”。
他若《自遣》之“閉戶欲推愁，愁終不肯去。
底事春風來，留愁不肯住”，則“攻許愁城終不破，蕩許愁城終不開。
閉戶欲推愁，愁終不肯去。
深藏欲避愁，愁已知人處”之顯形也。
《徑暖》之“靜憩雞鳴午，荒尋犬吠昏”，則“一鸠鳴午寂，雙燕話春愁”之變相也。
《次韻平甫金山會宿》之“天末海門橫北固，煙中沙岸似西興。
已無船舫猶聞笛，遠有樓台隻見燈”，則“天末樓台橫北固，夜深燈火見揚州”之放大也。
《鐘山即事》之“茅檐相對坐終日，一鳥不鳴山更幽”，按《老樹》七古亦有“古詩鳥鳴山更幽，我意不若鳴聲收”之句。
則“蟬噪林逾靜，鳥鳴山更幽”之翻案也。
《閑居》之“細數落花因坐久，緩尋芳草得歸遲”，則“興闌啼鳥換，坐久落花多”之引申也。
五律《懷古》、七律《歲晚懷古》則淵明《歸去來辭》等之捃華也。
此皆雁湖注所詳也(273)。
他如《即事》：“我意不在影，影長随我身。
我起影亦起，我留影逡巡”，則太白《月下獨酌》：“月既不解飲，影徒随我身。
我歌月徘徊，我舞影零亂”之摹本也。
《自白土村入北寺》：“獨尋飛鳥外，時渡亂流間。
坐石偶成歇，看雲相與還”，又《定林院》：“因脫水邊履，就敷岩上衾。
但留雲對宿，仍值月相尋”，則右丞《終南别業》：“行到水窮處，坐看雲起時”，及《歸嵩山作》：“流水如有意，暮禽相與還”之背臨也。
《示無外》：“鄰雞生午寂，幽草弄秋妍”，則韋蘇州《遊開元精舍》：“綠陰生晝靜，孤花表春馀”之仿制也。
《次韻吳季野題澄心亭》：“跻攀欲絕人間世，締構應從物外僧”，則章得象《巾子山翠微閣》(274)：“頻來不是塵中客，久住偏宜物外僧”之應聲也。
《春晴》：“新春十日雨，雨晴門始開。
靜看蒼苔紋，莫上人衣來”，則右丞《書事》：“輕陰閣小雨，深院晝慵開。
坐看蒼苔色，欲上人衣來”之效颦也。
子才所舉荊公學劉威一聯，曾裘甫《艇齋詩話》(275)已言之，雁湖亦未注。
按與公唱酬之葉濤《望舊廬有感》：“已愧問人才識路，卻悲無柳可知門”，自注：“《江令尋宅》詩雲：“見桐猶覓井，看柳尚知門。
”荊公詩蓋兼用此意，曾袁僅知其一。
又如荊公晚歲作《六年》一絕句，其三四句雲：“西望國門搔短發，九天宮阙五雲深”，竊疑即仿所改劉貢父之“明日扁舟滄海去，卻将雲氣望蓬萊”也。
《次韻平甫金山會宿》又演楊公濟《陪裴學士遊金山回》一聯為兩聯(276)，蓋漁獵并及于時人，幾如張懷慶之生吞活剝矣(277)。
子才譏荊公《梅花》五絕，《誠齋集》卷一百十四《詩話》已雲(278)：“蘇子卿雲：‘隻應花是雪，不悟有香來’，介甫雲：‘遙知不是雪，為有暗香來。
’述者不及作者。
陸龜蒙雲(279)：‘殷勤與解丁香結，從放繁枝散誕春’；介甫雲：‘殷勤為解丁香結，放出枝頭自在春。
’作者不及述者。
”語甚平允。
而方虛谷《瀛奎律髓》卷二十齊己《早梅》下批曰：“一字之間，大有徑庭。
知花之似雪，而雲不悟香來，則拙矣。
不知其為花，而視以為雪，所以香來而知悟。
荊公似更高妙。
”曲為回護，辛弘智、常定宗之争“轉”字(280)，惜未得此老平章。
唐東方虬詠《春雪》雲：“春雪滿空來，觸處似花開。
不知園裡樹，若個是真梅”；仿蘇子卿，又在荊公以前。
公在朝争法，在野争墩，故翰墨間亦欲與古争強梁，占盡新詞妙句，不惜挪移采折，或正摹，或反仿，或直襲，或翻案。
生性好勝，一端流露。
其喜集句，并非驅市人而戰，倘因見古人佳語，掠美不得，遂出此代為保管，久似不歸之下策耶。
(243—247頁) 袁枚認為“詩不可不改，不可多改。
不改，則心浮；多改，則機窒”(《随園詩話》卷三)，呂本中認為“文字頻改，工夫自出”(《詩人玉屑》卷八引《童蒙詩訓》)；蔡居厚認為“詩語大忌用工太過。
蓋煉句勝則意必不足，語工而意不足，則詩必弱”(《詩人玉屑》卷六引《蔡寬夫詩話》)；錢锺書先生認為“詩文斟酌推敲，恰到好處，不知止而企更好，反緻好事壞而前功抛。
錦上添花，适成畫蛇添足”(《談藝錄補遺》)。
呂本中的話是對初學者學習寫作詩文說的，蔡、袁、錢三位則是對作家說的，所以，都是對的。
王安石喜歡改自己的詩，也喜歡改他人的詩，在文學史上是出了名的。
錢先生在《宋詩選注·泊船瓜洲》的“春風又綠江南岸”注中，便指出王安石講究修辭的事。
據說這個“綠”字是經過十多次修改後定下來的，最初是“到”字，後改為“過”字、“入”字、“滿”字等。
錢先生指出，“綠”字這種用法在唐詩早已屢見，如丘為《題農父廬舍》：“東風何時至？已綠湖上山”，李白《侍從宜春賦柳》：“東風已綠瀛洲草”等，可見，王安石選定“綠”字，不會與唐人無關。
這一則從袁枚分析王安石改字談起，舉引了大量詩例，指出哪些是錦上添花者，哪些是畫蛇添足者，均分别作出具體論析，可以為詩文修辭引為鑒戒。
一、王欽臣有詩句曰：“日斜奏罷長楊賦”，王安石改為“日斜奏賦長楊罷”，袁枚認為如此改“乃健”，王若虛認為“語健而意窒”，錢先生認為“唐人詩好用名詞，宋人詩好用動詞”，王安石将“賦”字與“罷”字調換，不僅為倒裝字句，而是要使“賦”字兼動詞用，這與陳善記王安石欲将杜荀鶴的“江湖不見飛禽影，岩谷惟聞折竹聲”，改為“禽飛影”、“竹折聲”(《扪虱新話》)的道理一樣。
二、劉攽有詩句雲：“明日扁舟滄海去，卻從雲裡望蓬萊”，王安石将“雲裡一改為“雲氣”，袁枚認為改得“文理不通”，這裡指出《彭城集》所收正是王氏改筆，趙令畤曾親聞劉攽誦此詩亦與改筆同(見《侯鲭錄》)，這說明劉攽已接受了王氏的修改。
然《詩話總龜》引《王直方詩話》載攽此詩原作為“卻将雲表”，而胡仔引《王直方詩話》載原作為“卻将雲裡”。
錢先生就“将雲表”、“将雲裡”、“從雲裡”、“從雲氣”四種寫法分析說：蓬萊官阙，本在缥缈五雲之間，今玉皇案吏遠谪，不再住蓬萊，扁舟海上，回望雲深，身雖在海上，而心仍在宮阙，應是劉攽詩的本意。
那麼，說“雲表”，即雲的表面，人在地上，看不到雲的上面，所以不妥；說“雲裡”，指雲的裡面，人在地上，看不到雲的裡面，也不妥；說“雲氣”，即雲，人在地上，可以看見雲，表現出一個被遂之臣想望宮阙，依戀故國之情，文理皆通。
所以錢先生認為王安石将“雲裡”改為“雲氣”是對的。
三、劉威《遊東湖處士園林》有聯雲：“遙知楊柳是門處，似隔莢蓉無路通”，王安石改為“漫漫芙蓉難覓路，蕭蕭楊柳獨知門”，收入自己集裡，改題目作《段氏園亭》。
劉威的詩自然流暢，明白如話，他遠遠地看到園林，從繁茂的樹叢裡望過去，想到有楊柳樹的地方大概是園門，實際上并沒有看到門，但是滿地的芙蓉花阻隔着，竟找不到可通往園門的路，把園林的欣欣向榮的景緻描繪出來。
王安石改詩，對仗得好，但卻失去了劉威原詩的氣氛和情趣。
四、蘇子卿有詩句雲：“隻應花是雪，不悟有香來”，王安石改為“遙知不是雪，為有暗香來”，袁枚說是将活者改死，靈者改笨。
改筆不如原作。
錢先生指出：王安石改蘇子卿的詩，題作《梅花》五絕，已收入王安石本集，并說：“襲人以為己作，與王(欽臣)劉(威)兩事，迥乎不同。
以為原句不佳，故改；以為原句甚佳，故襲。
改則非勝原作不可，襲則常視原作不如，此須嚴别者。
”而王安石則是“每遇他人佳句，必巧取豪奪，脫胎換骨，百計臨摹，以為己有；或襲其句，或改其字，或反其意”。
偶然得到渾成之句，也要留下“斧鑿拆補”的“痕迹”，如改劉攽、蘇子卿兩詩即是例證。
但也有仿模的成功之作，比如：沈彬有詩“地隈一水巡城轉，天約群山附郭來”，王安石仿作為“一水護田将綠繞，兩山排闼送青來”，比沈彬的詩多有警策。
“一水”、“兩山”對仗工整，把湖陰先生住處的周圍環境先行點出，“将綠繞”、“送青來”，則具體寫水寫山，對仗極工，将死改活，将笨改靈，使其成為名句。
總之，這裡指出王安石有些詩，或是他人詩的顯形，或是他人詩的變相，或是他人詩的放大，或是他人詩的引申；或摹本于他人詩，或背臨于他人詩，或仿制于他人詩，或應聲于他人詩，或效颦于他人詩，或捃華于他人詩，幾乎是把他人的作品，當作了自己創作的源泉，這些李璧注中均未指出。
通過錢先生對王安石改詩的分析，充分說明了應當怎樣對待修改的道理。
(二○)“鴨先知”辯 按《西河合集·詩話》卷五有一則(281)，記與汪蛟門論宋詩(282)，略雲：“汪舉‘春江水暖鴨先知’，不遠勝唐人乎。
予曰：此正效唐人而未能者。
‘花間覓路鳥先知’，此唐人句也。
覓路在人，先知在鳥，鳥習花間故也，先者，先人也。
若鴨則先誰乎。
水中之物皆知冷暖，必以鴨，妄矣。
”頗能詭辯。
王漁洋《居易錄》及《漁洋詩話》遽概括西河言為“鵝豈不先知”(283)，遂成笑枋；西河弟子張文《螺江日記》卷六已力辯其誣(284)。
《随園詩話》卷三論曹能始詩(285)，曾引《西河詩話》，不應此處尚沿流俗之訛。
反駁亦未為不是，惜尚非扼要。
東坡此句見題《惠崇春江晚景》第一首：“竹外桃花三兩枝，春江水暖鴨先知。
蒌蒿滿地蘆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時。
”是必惠崇畫中有桃、竹、蘆、鴨等物，故詩中遂遍及之。
正锺記室《詩品·序》所謂(286)：“‘思君如流水’，既是即目；‘高台多悲風’，亦惟所見。
”“先”者，亦“先人”也。
西河未顧坡詩題目，遂有此滅裂之談(287)。
張謂《春園家宴》(288)：“竹裡行廚人不見，花間覓路鳥先知”，即西河所謂“唐人”。
東坡詩意，實近梁王筠《雪裡梅花》：“水泉猶未動，庭樹已先知。
”東坡《遊桓山會者十人》五古又雲：“春風在流水，凫雁先拍拍”；此意蓋數用也。
(221—222頁) 清人毛奇齡诋毀蘇轼詩，汪懋麟不附合其意，反問：“竹外桃花三兩枝，春江水暖鴨先知”，能說不佳嗎？毛氏曰：“鵝也知，鴨比誰先知？”這一曲解早已傳為笑柄。
袁枚《随園詩話》卷三載此事，隻言毛氏诋蘇詩太過，末加深辨，亦未擊中要害；王士禛很不贊同毛氏之說，但也僅是對他揶揄譏笑。
這一則辨析甚為透辟。
一、蘇轼此詩題曰《惠崇春江晚景》，是為宋僧惠崇畫的《春江晚景》作的題畫詩，竹外桃花，群鴨浮水，白蒿滿地，新蘆吐芽，必是畫面上實有之景，題畫詩必受畫面實景的制約，而不能離開畫面任意塗寫。
至于詩中的“水暖”和“河豚欲上”，是畫家無法表現的，而是詩人透過桃花三兩枝、白蒿滿地、蘆葦吐芽的季節描繪，自然聯想到初春時節該是河豚沿江而上的時候。
說此詩寫得好，就在于蘇轼能生動地展現惠崇繪制的初春江邊晚景的畫面。
可見毛氏竟連蘇詩題目也未細看，隻能說是出于成見。
二、毛奇齡說蘇詩“春江水暖鴨先知”是仿唐張謂《春園家宴》裡的“花間覓路鳥先知”，并說：“覓路在人，先知在鳥”，鳥習花間，所以覓路能先于人，而“鴨先誰乎？”這裡指出：鴨亦先人知，因鴨遊于春江水中，而人僅目睹所見，所以“先”者，先人也。
其詩意不同于張謂的《春園家宴》，而是與梁王筠的《雪裡梅花》相近，“水泉猶未動，庭樹已先知”，“鴨先知”與“庭樹先知”，均是先于人知春到人間了，而張謂詩則是鳥先知途，意思不同。
(二一)窠臼 陳簡齋寫雨(289)，有一窠臼。
《簡齋詩集》卷十一《浴室觀雨》：“誰能料天工，辦此穎脫手”；卷十五《夏雨》：“天公終老手，一笑破日永”；又《積雨喜霁》：“天公信難料，變化真神速。
”若卷十五《夏日》：“雖然不成雨，風起亦快哉。
白團豈辦此，擲去羞薄才”；卷二十八《大龍湫》：“小儒歎造化，辦此何雄哉”；可以連類。
放翁仿作稠疊(290)。
《劍南詩稿》卷十六《曉望海山》：“蒼龍下曳尾，卷雨灑炎熱。
造物信老手，忽作萬裡秋”，卷二十五《夏秋之交久不雨，方以旱為優，忽得甘澍，喜而有作》：“天公終老手，談笑活焦枯”；又《七月十七日大雨極涼》：“天公老手亦豈難，雨來黑雲如壞山。
瓦溝淙淙萬銀竹，變化隻在須臾間”；卷四十六《魚池水涸，車水注之》：“試手便同三日雨，滿陂已活十千魚”，卷七十八《喜晴》：“天公真老手，談笑功皆成。
”韓稚圭詩中早已屢道此意(291)，《安陽集》卷六《喜雨》：“始信雲龍施美利，豈勞功力費毫铢”；卷八《喜雨》：“立解焦枯非甚力，不知神化此誰權”；卷十八《喜雨》：“須臾慰滿三農望，卻斂神功寂似無”；卷十九《久旱喜雨》：“恩被無垠才數刻，盡思人力欲何為”；殊苦造語平鈍，惟“須臾”二句稍佳，皆不如簡齋之簡快令人眼明也。
(《錢锺書研究》17—18頁) 陳與義的詩在南宋頗有名氣，他從學黃庭堅、陳師道入手，進而學習杜詩，在詩的形式上常得杜詩聲調宏亮、詞句清新明白之妙。
他效仿前人之作，也多能脫胎換骨，而不是一味死模呆仿，如《題江參山水橫軸》：“此中隻欠陳居士，千仞岡頭一振衣。
”句式和前句均從崔德符《看宋大夫畫山水》的“個中隻欠崔夫子，滿帽秋風信馬行”得到啟發，而後句則是來自左思《詠史》的名句：“振衣千仞岡，濯足萬裡流。
”這裡陳與義得崔德符顧影自憐之意，不是“滿帽秋風信馬行”，而是注入了左思的豪邁奇偉、不可一世的氣勢，便成了陳與義自己的詩，反映了他自己的精神，可以說是善于脫胎者，《談藝錄補訂》論析頗詳。
這一則指出陳與義寫雨有一個模式，總是從天工造化神奇的意義上去寫，言天工“誰能料”、“信難料”，極言天工的神奇是出乎人們意料的，“天公終老手”、“變化真神速”，皆明白如話，自然流暢，不雕飾，不造作，故能引起大詩人陸遊的一再效仿。
如“造物信老手”，“天公老手亦豈難”，“變化隻在須臾間”，皆是仿與義的構想，落筆亦仿他的句式，甚至還有一字未改者，如“天公終老手”。
陸遊不知道天工造化神奇的構想并不是陳與義的發明創造，早在韓琦的詩中便是這樣寫雨，然而他的詩如“恩被無垠才數刻，盡思人力欲何為”，“造語平鈍”，意思也不精警，沒有陳與義的詩醒人耳目，所以韓琦的詩雖然寫在陳與義之前，卻并沒有引起陸遊的注意。
(二二)修辭疵累 (王國維)丙午以前詩中有《題友人小像》雲：“差喜平生同一癖，宵深愛誦劍南詩。
”今觀所作，平易流暢，固得放翁之一體，制題寬泛，亦近放翁。
若《五月十五夜坐雨》之“水聲粗悍如驕将，天色凄涼似病夫”，則尤類朱竹垞《書劍南集後》所指摘者(292)。
修辭時有疵累(293)，如《曉步》一律，世所傳誦，而“萬木沈酣新雨後，百昌蘇醒曉風前，四時可愛惟春日，一事能狂便少年”，中間四句皆平頭以數目起，難免算博士之诮(294)。
又如前所引《雜感》頸聯：“馳懷敷水條山裡，托意開元武德間”，即仿放翁《出遊歸鞍上口占》：“寄懷楚水吳山裡，得意唐詩晉帖間”句調。
不曰“羲皇以上”或“黃、農、虞、夏”，而曰“開元武德”，當是用少陵《有歎》結句：“武德開元際，蒼生豈重攀。
”“敷水條山”四字，亦疑節取放翁《東籬》詩：“每因清夢遊敷水，自覺前身隐華山”，以平仄故，易‘華山’為‘條山’。
然‘敷水華山’乃成語，唐于邺《題華山麻處士所居》即雲：“冰破聽敷水，雪晴看華山。
”靜安語迹近雜湊，屬對不免偏枯。
“路歧”一典(295)，三數葉内屢見不一見，亦異于段柯古之事無複使者也(296)。
(25—26頁) 王國維深于詞曲，不以詩名，偶有所作，亦有妙語佳句，如《嘲杜鵑》：“自家慣作他鄉客，猶自朝朝勸客歸。
”又“歲歲天涯啼血盡，不知催得幾人歸”(《靜安詩稿》)。
再如《題友人三十小像》：“差喜平生同一癖，宵深愛誦劍南詩。
”均明白如話，自然流暢，亦說出愛誦陸遊詩的癖好。
這一則指出王國維的詩“固得放翁之一體，制題寬泛，亦近放翁。
”如這裡舉引的《雜感》頸聯，即仿陸遊句調，對照起來看，十分明顯。
但修辭不講究，時有割裂成語之嫌，如錢先生所指，“敷水條山”系改成語“敷水華山”雜湊而成。
這一則是指出王國維詩的毛病，如“水聲粗悍如驕将，天色凄涼似病夫”句，用“如”“似”兩個直接比喻，陸遊詩中也喜用這樣的比喻，受到朱彜尊的批評，以為“句法稠疊，讀之終卷，令人生憎”。
錢先生還指出王國維詩在修辭上“時有疵累”，如七律《曉步》：“興來随意步南阡，夾道垂楊相帶妍。
萬木沉酣新雨後，百昌蘇醒曉風前。
四時可愛惟春日，一事能狂便少年。
我與野鷗申後約，不辭旦旦冒寒煙。
”其颔聯、頸聯的每句皆以數字領起，“萬木”、“百昌”、“四時”、“一事”。
王國維喜作對仗句，但像這一類修辭，時有所見，如《讀史》中兩句：“三方并帝古未有，兩賢相厄我所聞”(以下引詩均見錢仲聯《清詩紀事》)；《蜀道難》中兩句：“十年持節遍西南，萬裡皇華光道路”；《隆裕皇太後挽歌辭》中兩句：“一身原護落，九廟幸安全”；還有“百年頓盡追懷裡，一夜難為怨别人”等，用數目字太多，也是缺點。
(二三)句式變化 自香山律詩句法多創，尤以《寄韬光禅師》詩，極七律當句對之妙，沾後人不淺(297)，東坡《天竺寺》詩至歎為連珠疊璧(298)；其《酬主簿》等詩又開七律隔句扇對之體；《歲日家宴戲示弟侄》首句雲：“弟妹妻孥子侄孫”(299)，實填名詞，無一虛字，蓋移“柏梁體”入律寺(300)。
按漁洋《池北偶談》卷十三、《香祖筆記》卷二(301)、陸以湉《冷廬雜識》卷五考柏梁體句(302)，皆未引此。
又漁洋論五言，未引牧之《感懷》之“齊、蔡、燕、魏、趙”，《郡齋獨酌》之“堯、舜、禹、武、湯”，東坡《張寺丞益齋》之“風雨晦明淫，踱躄瘖聾盲”；論七言未及劉伯溫《二鬼詩》(303)之“腸胃心腎肝肺脾，耳目口鼻牙舌眉”。
至明人遂并以柏梁體作七律對仗，鄧林《皇荂曲·賦江郊漁弋》腹聯雲(304)：“鴻鹄鹛鵬鹗鹘，鳟鲂鲦鯉鲿”，大膽出奇。
清徐文靖以“之乎者也矣焉哉”為一句冠首(305)，作七言長句十章。
桂未谷《題翁覃溪雙鈎文衡山分書》兩絕句之一雲(306)：“朱竹垞、陳元孝、傅青主、鄭汝器、顧雲美、張卯君、王覺斯，氣勢居然遠擅場。
(307)”皆香山有以啟之也。
李義山自開生面，兼擅臨摹；少陵、昌黎、下賢、昌谷無所不學(308)，學無不似，近體亦往往别出心裁。
《七月二十八日夜聽雨夢後》通篇不對，始創七律散體，用汪韓門《詩學纂聞》說(309)。
《題白石蓮華寄楚公》、《贈司勳杜十三員外》前半首亦用散體(310)。
《當句有對》一首幾備此體變态；《子初郊墅》複增益以“看山對酒君思我，聽鼓離城我訪君”(311)；雖韋元旦《人日應制》(312)：“青韶既肇人為日，绮勝初成日作人”，李紳《江南暮春寄家》(313)：“洛陽城見梅迎雪，魚口橋逢雪送梅”，先有此格，而彌加流動。
(187—188頁) 詩的修辭手法多種多樣。
這一則舉引白居易、李商隐的詩，指出他們在律詩句法上多有創新和變化，如白居易的當句對、隔句對外，又移“柏梁體”入詩，李商隐創七律散體，都是對詩體改革的貢獻。
這裡先說白居易在律詩句法上的創新。
一、當句對。
如白居易(香山)《寄韬光禅師》雲：“一山門作兩山門，兩寺原從一寺分。
東澗水流西澗水，南山雲起北山雲。
前台花發後台見，上界鐘聲下界聞。
遙想吾師行道處，天香桂子落紛紛。
”錢先生稱這首詩極七律當句對之妙。
其首聯當句有對：“一山”對“兩山”，“兩寺”對“一寺”；颔聯“東澗”對“西澗”，“南山”對“北山”；頸聯“前台”對“後台”，“上界”對“下界”，十分工整、對仗。
二、隔句對，亦稱扇面對，即上聯出句對下聯出句，上聯對句對下聯對句，如白居易《夜聞筝中彈〈潇湘送神曲〉感舊》七律中的腹聯：“缥缈巫山女，歸來七八年。
殷勤湘水曲，留在十三弦。
”其“缥缈”對“殷勤”，“巫山女”對“湘水曲”，且“巫山”“湘水”又皆是地名；其“歸來”對“留在”，“七八年”對“十三弦”，且“七八”“十三”皆為數字，可謂對仗工整。
三、白居易始以“柏梁體”入詩，如《歲日家宴戲示弟侄》中，首句雲：“弟妹妻孥子侄孫”，七個字皆名詞，這裡還舉引杜牧、蘇轼的詩，亦嘗以實物名詞入律詩；尤饒興味的是劉基的《二鬼詩》，以腹腔之内髒名對面部之器官名。
“腸胃心腎肝肺脾，耳目口鼻牙舌眉”，全是人類自身之名稱，十分有趣。
至明代的鄧林，在《皇荂曲》中，腹聯全用飛禽和魚類名，錢先生稱他“大膽出奇”。
到了清人筆下，更是五花八門，徐文靖一連七字用虛字，桂馥全填姓氏，雖是承襲杜牧之全填諸侯國名，但亦有所翻新。
李商隐自是大家手筆，繼白居易創隔句對，移“柏梁體”入詩之後，獨出心裁，創七律散體，通篇不對，如《七月二十八日夜與王鄭二秀才聽雨後夢作》： 初夢龍宮寶焰燃，瑞霞明麗滿晴天。
旋成醉倚蓬萊樹，有個仙人拍我肩。
少頃遠聞吹細管，聞聲不見隔飛煙。
逡巡又過潇湘雨，雨打湘靈五十弦。
瞥見馮夷殊怅望，鲛绡休賣海為田。
亦逢毛女無憀極，龍伯擎将華嶽蓮。
恍惚無倪明又暗，低迷不已斷還連。
覺來正是平階雨，獨背寒燈枕手眠。
聲調合律，惟獨不對偶，是以散體入律的大膽創新。
其《當句有對》： 密迩平陽接上蘭，秦樓鴛瓦漢宮盤。
池光不定花光亂，日氣初涵露氣幹。
但覺遊蜂饒舞蝶，豈知孤鳳憶離鸾。
三星自轉三山遠，紫府程遙碧落寬。
其颔聯當句有對，“池光”對“花光”，“日氣”對“露氣”，兩句又相對。
頸聯“遊蜂”對“舞蝶”，“孤鳳”對“離鸾”，兩句也相對。
此外李商隐詩又有前半首用散體的；還有前後兩句用複字交錯的(見本文注)。
這類詩作似可說明李商隐在詩體開拓上敢于嘗試，有所貢獻。
(二四)章法 (《随園詩話》)卷六：“時文之學(314)，有害于詩，而暗中消息，又有一貫之理。
餘案頭置某公詩一冊，其人負重名。
郭運青侍講來讀之，引手橫截于五十字之間，曰：詩雖工，氣脈不貫，其人殆不能時文者耶。
餘曰：是也。
後與程魚門論及(315)，程韪其言。
餘曰：韓、柳、歐、蘇俱非為時文者(316)，何以詩皆流貫。
程曰：韓、柳、歐、蘇所為策論應試之文(317)，即今之時文也；不曾從事于此，則心不細而脈不清。
餘曰：然則今之工時文而不能詩者何故。
程曰：莊子有言，仁義者，先王之蘧廬也(318)，可以一宿而不可以久處；今之時文之謂也。
”參觀卷八《程魚門雲時文有害古文》條。
按漁洋早有此論(319)。
《池北偶談》卷十三謂：“予嘗見一布衣有詩名者，其詩多格格不達，以問汪鈍翁(320)。
鈍翁雲：此君坐未嘗解為時文故耳；時文雖無與詩古文，然不解八股，即理路終不分明。
近見王恽《玉堂嘉話》一條(321)，鹿廠先生曰：作文字當從科舉中來，不然而汗漫披猖，是出入不由戶也。
亦與此言同。
”《帶經堂詩話》卷二十七張宗柟附識複申論漁洋之意(322)。
鹿廠語見《玉堂嘉話》卷二。
汪、程兩家語亦中理，一言蔽之，即：詩學亦須取資于修辭學耳。
五七字工而氣脈不貫者，知修辭學所謂句法，而不解其所謂章法也。
(242—243頁) 這一則從袁枚與程晉芳對時文的議論談起，主要在于說明作詩無論叙事或抒情，都有章法、句法的問題。
比如怎樣定勢立意，怎樣安排順序層次、銜接照應，怎樣選詞造句、表情達意，怎樣注意韻律，使形式完美等等。
這一切早在劉勰的《文心雕龍》裡就從各個角度有所論述。
明清兩代盛行的時文，在束縛作家的思想感情上，确實有害于詩，但它所苛求于章法上的啟、承、轉，合，對作詩的氣脈貫通不無好處。
比如袁枚舉出的韓愈、柳宗元、歐陽修、蘇轼，他們作詩都是獨抒胸臆，表達自己的真實情感和獨有個性，同時又是講究修辭、造句和整體結構的。
比如：柳宗元的《江雪》： 千山鳥飛絕，萬徑人蹤滅。
孤舟蓑笠翁，獨釣寒江雪。
詩用白描手法，摹寫雪天江景，四句的安排順序非常恰當，首兩句寫大背景，向上望是“鳥飛絕”，向遠望是“人蹤滅”，寫出茫茫一片雪的世界。
後兩句寫孤舟漁翁獨釣，點出漁翁來，這就從大環境的雪景轉到人物，結句又由人寫到雪境，呼應開首，點出獨釣。
從這裡看到了全篇結構的完整。
又如蘇轼《題西林壁》： 橫看成嶺側成峰，遠近高低各不同。
不識廬山真面目，隻緣身在此山中。
取看山為喻，說明了當局者迷，旁觀者清的道理，同時又是描繪廬山的佳作。
這四句的安排，首兩句寫山景，後兩句以發議論的方式來寫，議論緊緊扣住前兩句，是從寫景中得出來的。
開頭從橫看側看來說，承接句點出“遠近高低”，即承接開頭，指遠看近看，從高處看，從低處看，“各不同”又是承接首句的橫看側看的說明，兩句就是這樣緊密結合的。
第三句是轉，轉到理論上去，結句加以說明。
這首詩的結構就是如此緊密。
總之，這兩首詩都具有詩人獨特的風格，思理分明，一氣呵成。
袁枚認為這是與他們嘗作策應之文，有過細密的思維鍛煉有關，所以在詩中才能做到心細脈清，巧于安排。
這個見解很有道理。
袁枚對時文的分析看法是正确的，他不一概而論，在《随園詩話》卷八中說：“時文之學，不宜過深，深則兼有害于詩”，而不僅僅“有害于古文”了。
程晉芳将時文比作
汪漱芳亦仿王詩句式，作“四圍山影瀉如潮”，山影必是大片大片地遮下來，用“瀉”字無不可，但終究過于雕琢。
馬履泰的仿作，無論是阮元所引，還是他本集所載，均及不上王作，但比較起來，在這兩種版本的四句當中，還是以“荷花亂發瞋沙岸，黃犢閑眠看路人”兩句勝，至少是寫出了黃河岸邊泺口小鎮清閑自在的村景，饒有興味。
馬履泰将原作“解看人”改作“看路人”較合，因“黃犢”解看人說不通。
三、杜甫的《縛雞行》雖不常為選家所選，但确是一首意味深長的好詩：“小奴縛雞向市賣，雞被縛急相喧争。
家中厭雞食蟲蟻，不知雞賣還遭烹。
蟲雞于人何厚薄，吾叱奴人解其縛。
雞蟲得失無了時，注目寒江倚山閣。
”因惜蟲而将吃蟲的雞縛起出賣，誰知被賣的雞也将如蟲被吃，雞蟲難以兩全，怎麼辦呢？惟有望江倚閣而已。
把人世間的利害，形象地寫出，給人留有思索尋味的馀地，言有盡而意無窮。
仇注杜詩引宋李浩(德遠)《東西船行》拟杜詩：“東船得風帆席高，千裡瞬息輕鴻毛。
西船見笑苦遲鈍，流汗撐折百張篙。
明日風翻波浪異，西笑東船卻如此。
東西相笑無已時，我但行藏任天理。
”用船得風之順逆，比拟人世，語工意工，可謂脫胎換骨之佳作，然最後一句“行藏任天理”說破了意思，不如杜詩耐人尋味。
這裡還舉引元郭昂的《偶然作》，以目睹投骨于犬，引起犬之相争，仿效杜詩，僅得其皮毛，而未得其神髓，“俱無問”，“醉眼看花”，表現出的是麻木不仁，而非杜詩計無所出之無奈。
韓性仿作之第三句：“世間好醜原無定”，不形象，而是幹巴巴的語言，且一語道破，直而淺。
四、隋薛道衡有“暗牖懸蛛網，空梁落燕泥”，傳為佳聯，描狀慘淡凄涼之景，生動形象，與杜甫的“青蟲懸就日，朱果落封泥”，可謂異曲同工之妙，描狀甯靜閑雅的景象，别有情趣。
王洙亦寫槐樹梢上的青蟲，如同拴在夕陽上的景象，宋梅堯臣的《秋日家居》：“懸蟲低複上，鬥雀堕還飛”，狀難寫之景尤妙，懸蟲、鬥雀都是活潑潑的形象，“低複上”、“堕還飛”，生機盎然。
楊萬裡用兩句十四個字，劉辰翁用兩句十個字，描狀一蟲“低複上”之态，卻呆滞無味，還不如清李锴《幽栖》：“鬥禽雙堕地，交蔓各升籬”兩句，十個字狀兩雀争鬥堕地升籬之态，形象可愛，不落陳套。
由此可見，仿效前人或他人的作品，不僅限于改幾個字便可，而是一種受到啟發後産生的新創造，這裡同樣需要具備創作的才能。
(一八)“喪”字異讀 《全唐文》卷三百二十六王維《韋公神道碑銘》：“君子為投檻之猿，小臣若喪家之狗”；杜甫《将适吳楚留别章使君》：“昔如縱壑魚，今如喪家狗”；此二處“喪家”之“喪”亦即如夏侯文、黃詩之讀去聲(254)。
杜甫《奉贈李八丈曛判官》：“真成窮轍鲋(255)，或似喪家狗。
”以“喪家”對“窮轍”，則“喪”又似從《史記》本義讀平聲矣。
(《錢锺書研究》7頁) 同字異讀，在漢語中不乏其例，古代漢語尤多，如果不能正确加以區别，有時會影響理解文意。
比如這一則舉出王維《韋公神道碑銘》中的“小臣若喪家之狗”的“喪”字與杜甫《将使吳楚留别章使君》中的“今如喪家狗”的“喪”字，均應讀去聲sàng,而不能讀作平聲sāng。
正如現代漢語中說“辦喪(sāng)事”的“喪”與“喪(sàng)盡天良”的“喪”字不能錯讀一樣。
夏湛《抵疑》有雲：“當此之時，若失水之魚，喪家之狗”的喪字，亦讀去聲，而黃庭堅《次韻德孺惠贶秋字之句》：“順我今成喪家狗，期君早作濟川舟。
”任淵注引《史記·孔子世家》的“累累然若喪家之狗”的“喪”字，這裡是讀平聲，指喪事人家的狗，不是指無家可歸的狗，但黃庭堅誤用作去聲，以後便沿用下來。
杜甫的“真成窮轍鲋，或似喪家狗”，仇注“喪”字讀去聲，卻又引《史記·孔子世家》讀平聲，自相矛盾，錢先生指出，以“喪家”對“窮轍”，應從《史記》讀平聲。
漢字四聲讀音不同，便有不同的含義，這不僅要求詩家注意，讀者在鑒賞時亦需分辨清楚。
(一九)改詞 《(随園詩話》)卷六：“王荊公矯揉造作，不止施之政事。
王仲至(256)：‘日斜奏罷長楊賦，閑拂塵埃看畫牆’；最渾成。
荊公改為‘奏賦長楊罷’，以為如是乃健。
劉貢父(257)：‘明日扁舟滄海去，卻從雲裡望蓬萊’；荊公改雲裡為‘雲氣’，幾乎文理不通。
唐劉威詩雲：‘遙知楊柳是門處，似隔芙蓉無路通’，荊公改為：‘漫漫芙蓉難覓路，蕭蕭楊柳獨知門’；蘇子卿詠梅雲(258)：‘隻應花是雪，不悟有香來’，荊公改為‘遙知不是雪，為有暗香來’；活者死矣，靈者笨矣。
”按此四事須分别言之。
前二事是為他人改詩。
《詩話總龜》前集卷八引《王直方詩話》載之(259)。
《漁隐叢話》前集卷五十二引《西清詩話》載王仲至事(260)，并荊公語曰：“詩家語如此乃健。
”《侯鲭錄》卷二《泊宅編》卷上記仲至詩(261)，則上一語作“宮檐日永揮毫罷”。
《滹南詩話》卷三論荊公改筆(262)，即曰：“語健而意窒。
”按子才不知曾睹《滹南集》否。
《詩話》所駁周德卿“文章驚四筵适獨坐”雲雲，即出《滹南文辯》(263)；然斥山谷時，遍引魏道輔、林艾軒而未及專诋山谷之《滹南詩話》(264)，何耶。
蓋唐人詩好用名詞，宋人詩好用動詞，《瀛奎律髓》所圈句眼可證(265)；荊公乙“賦”字，非僅倒裝字句，乃使“賦”字兼為動詞耳。
《扪虱新話》(266)卷八記荊公欲改杜荀鶴“江湖不見飛禽影，岩谷惟聞折竹聲”，為“禽飛影”、“竹折聲”，其理正同。
劉貢父詩今載《彭城集》卷十八，題曰《題館壁》。
按《宋詩紀事》引《彭城集》(267)，題曰《自校書郎出倅泰州作》，疑據本事臆定。
“雲裡”正作“雲氣”，可見貢父已采用荊公改筆，非如《道山清話》(268)記貢父論荊公改杜詩所謂“隻是怕他”者。
《侯鲭錄》卷二言親聞貢父向顧子敬誦此詩(269)，亦曰：“卻從雲氣望蓬萊”，與《彭城集》中句同，是貢父服改，的然可據。
《詩話總龜》卷八引《王直方詩話》載貢父原詩，作“卻将雲表”，《漁隐叢話》前集卷五十五亦引《王直方詩話》，作“卻将雲裡”。
《宋詩紀事》僅選貢父詩，無引征。
夫蓬萊宮阙，本缥缈五雲之間；今玉皇案吏既遠谪而不得住蓬萊矣，于是扁舟海上，回首雲深，望觚棱而戀魏阙，此貢父之意也。
“将雲表”所以不妥者，在雲之表，雲遠而蓬萊更遠，可見雲而不可見表，故不得将而望也。
“将雲裡”所以不妥者，在雲之裡，雲外而蓬萊内，雲可見而裡不可見，故不得将而望也。
“從雲裡”所以不妥者，似乎身在天上，從雲中望出，非身浮海上，從雲外望入，詞意欠明晰也。
“卻從雲氣望蓬萊”者，謂姑從雲氣而想望蓬萊宮阙，望者想望也，深得逐臣依國，慰情勝無之用心，何不通之有。
後二事所改句，皆即見荊公本集中。
改劉威《遊東湖處士園林》一聯(270)，見《段氏園亭》七律；改蘇子卿“梅花落”二句，見《梅花》五絕。
此則非改他人句，而是襲人以為己作，與王劉兩事，迥乎不同。
以為原句不佳，故改；以為原句甚佳，故襲。
改則非勝原作不可，襲則常視原作不如，此須嚴别者也。
荊公詩精貼峭悍，所恨古詩勁折之極，微欠渾厚；近體工整之至，頗乏疏宕；其韻太促，其詞太密。
又有一節，不無可議。
每遇他人佳句，必巧取豪奪，脫胎換骨，百計臨摹，以為己有；或襲其句，或改其字，或反其意。
集中作賊，唐宋大家無如公之明目張膽者。
本為偶得拈來之渾成，遂着斧鑿拆補之痕迹。
子才所摘劉蘇兩詩，即其例證。
《能改齋漫錄》卷八載五代沈彬詩(271)：“地隈一水巡城轉，天約群山附郭來”，荊公仿之作“一水護田将綠繞，兩山排闼送青來”。
《石林詩話》載荊公推少陵“開簾宿鹭起，丸藥流莺啭”為五言模楷(272)，因仿作“青山扪虱坐，黃鳥挾書眠”。
《漁隐叢話》後集卷二十五謂荊公選《唐百家詩》，有王駕《晴景》雲：“雨前初見花間蕊，雨後兼無葉底花。
蛱蝶飛來過牆去，應疑春色在鄰家”；想愛其詩，故集中亦有詩雲：“雨來未見花間蕊，雨後全無葉底花。
蜂蝶紛紛過牆去，卻疑春色在鄰家”，改七字，“語工意足”。
他若《自遣》之“閉戶欲推愁，愁終不肯去。
底事春風來，留愁不肯住”，則“攻許愁城終不破，蕩許愁城終不開。
閉戶欲推愁，愁終不肯去。
深藏欲避愁，愁已知人處”之顯形也。
《徑暖》之“靜憩雞鳴午，荒尋犬吠昏”，則“一鸠鳴午寂，雙燕話春愁”之變相也。
《次韻平甫金山會宿》之“天末海門橫北固，煙中沙岸似西興。
已無船舫猶聞笛，遠有樓台隻見燈”，則“天末樓台橫北固，夜深燈火見揚州”之放大也。
《鐘山即事》之“茅檐相對坐終日，一鳥不鳴山更幽”，按《老樹》七古亦有“古詩鳥鳴山更幽，我意不若鳴聲收”之句。
則“蟬噪林逾靜，鳥鳴山更幽”之翻案也。
《閑居》之“細數落花因坐久，緩尋芳草得歸遲”，則“興闌啼鳥換，坐久落花多”之引申也。
五律《懷古》、七律《歲晚懷古》則淵明《歸去來辭》等之捃華也。
此皆雁湖注所詳也(273)。
他如《即事》：“我意不在影，影長随我身。
我起影亦起，我留影逡巡”，則太白《月下獨酌》：“月既不解飲，影徒随我身。
我歌月徘徊，我舞影零亂”之摹本也。
《自白土村入北寺》：“獨尋飛鳥外，時渡亂流間。
坐石偶成歇，看雲相與還”，又《定林院》：“因脫水邊履，就敷岩上衾。
但留雲對宿，仍值月相尋”，則右丞《終南别業》：“行到水窮處，坐看雲起時”，及《歸嵩山作》：“流水如有意，暮禽相與還”之背臨也。
《示無外》：“鄰雞生午寂，幽草弄秋妍”，則韋蘇州《遊開元精舍》：“綠陰生晝靜，孤花表春馀”之仿制也。
《次韻吳季野題澄心亭》：“跻攀欲絕人間世，締構應從物外僧”，則章得象《巾子山翠微閣》(274)：“頻來不是塵中客，久住偏宜物外僧”之應聲也。
《春晴》：“新春十日雨，雨晴門始開。
靜看蒼苔紋，莫上人衣來”，則右丞《書事》：“輕陰閣小雨，深院晝慵開。
坐看蒼苔色，欲上人衣來”之效颦也。
子才所舉荊公學劉威一聯，曾裘甫《艇齋詩話》(275)已言之，雁湖亦未注。
按與公唱酬之葉濤《望舊廬有感》：“已愧問人才識路，卻悲無柳可知門”，自注：“《江令尋宅》詩雲：“見桐猶覓井，看柳尚知門。
”荊公詩蓋兼用此意，曾袁僅知其一。
又如荊公晚歲作《六年》一絕句，其三四句雲：“西望國門搔短發，九天宮阙五雲深”，竊疑即仿所改劉貢父之“明日扁舟滄海去，卻将雲氣望蓬萊”也。
《次韻平甫金山會宿》又演楊公濟《陪裴學士遊金山回》一聯為兩聯(276)，蓋漁獵并及于時人，幾如張懷慶之生吞活剝矣(277)。
子才譏荊公《梅花》五絕，《誠齋集》卷一百十四《詩話》已雲(278)：“蘇子卿雲：‘隻應花是雪，不悟有香來’，介甫雲：‘遙知不是雪，為有暗香來。
’述者不及作者。
陸龜蒙雲(279)：‘殷勤與解丁香結，從放繁枝散誕春’；介甫雲：‘殷勤為解丁香結，放出枝頭自在春。
’作者不及述者。
”語甚平允。
而方虛谷《瀛奎律髓》卷二十齊己《早梅》下批曰：“一字之間，大有徑庭。
知花之似雪，而雲不悟香來，則拙矣。
不知其為花，而視以為雪，所以香來而知悟。
荊公似更高妙。
”曲為回護，辛弘智、常定宗之争“轉”字(280)，惜未得此老平章。
唐東方虬詠《春雪》雲：“春雪滿空來，觸處似花開。
不知園裡樹，若個是真梅”；仿蘇子卿，又在荊公以前。
公在朝争法，在野争墩，故翰墨間亦欲與古争強梁，占盡新詞妙句，不惜挪移采折，或正摹，或反仿，或直襲，或翻案。
生性好勝，一端流露。
其喜集句，并非驅市人而戰，倘因見古人佳語，掠美不得，遂出此代為保管，久似不歸之下策耶。
(243—247頁) 袁枚認為“詩不可不改，不可多改。
不改，則心浮；多改，則機窒”(《随園詩話》卷三)，呂本中認為“文字頻改，工夫自出”(《詩人玉屑》卷八引《童蒙詩訓》)；蔡居厚認為“詩語大忌用工太過。
蓋煉句勝則意必不足，語工而意不足，則詩必弱”(《詩人玉屑》卷六引《蔡寬夫詩話》)；錢锺書先生認為“詩文斟酌推敲，恰到好處，不知止而企更好，反緻好事壞而前功抛。
錦上添花，适成畫蛇添足”(《談藝錄補遺》)。
呂本中的話是對初學者學習寫作詩文說的，蔡、袁、錢三位則是對作家說的，所以，都是對的。
王安石喜歡改自己的詩，也喜歡改他人的詩，在文學史上是出了名的。
錢先生在《宋詩選注·泊船瓜洲》的“春風又綠江南岸”注中，便指出王安石講究修辭的事。
據說這個“綠”字是經過十多次修改後定下來的，最初是“到”字，後改為“過”字、“入”字、“滿”字等。
錢先生指出，“綠”字這種用法在唐詩早已屢見，如丘為《題農父廬舍》：“東風何時至？已綠湖上山”，李白《侍從宜春賦柳》：“東風已綠瀛洲草”等，可見，王安石選定“綠”字，不會與唐人無關。
這一則從袁枚分析王安石改字談起，舉引了大量詩例，指出哪些是錦上添花者，哪些是畫蛇添足者，均分别作出具體論析，可以為詩文修辭引為鑒戒。
一、王欽臣有詩句曰：“日斜奏罷長楊賦”，王安石改為“日斜奏賦長楊罷”，袁枚認為如此改“乃健”，王若虛認為“語健而意窒”，錢先生認為“唐人詩好用名詞，宋人詩好用動詞”，王安石将“賦”字與“罷”字調換，不僅為倒裝字句，而是要使“賦”字兼動詞用，這與陳善記王安石欲将杜荀鶴的“江湖不見飛禽影，岩谷惟聞折竹聲”，改為“禽飛影”、“竹折聲”(《扪虱新話》)的道理一樣。
二、劉攽有詩句雲：“明日扁舟滄海去，卻從雲裡望蓬萊”，王安石将“雲裡一改為“雲氣”，袁枚認為改得“文理不通”，這裡指出《彭城集》所收正是王氏改筆，趙令畤曾親聞劉攽誦此詩亦與改筆同(見《侯鲭錄》)，這說明劉攽已接受了王氏的修改。
然《詩話總龜》引《王直方詩話》載攽此詩原作為“卻将雲表”，而胡仔引《王直方詩話》載原作為“卻将雲裡”。
錢先生就“将雲表”、“将雲裡”、“從雲裡”、“從雲氣”四種寫法分析說：蓬萊官阙，本在缥缈五雲之間，今玉皇案吏遠谪，不再住蓬萊，扁舟海上，回望雲深，身雖在海上，而心仍在宮阙，應是劉攽詩的本意。
那麼，說“雲表”，即雲的表面，人在地上，看不到雲的上面，所以不妥；說“雲裡”，指雲的裡面，人在地上，看不到雲的裡面，也不妥；說“雲氣”，即雲，人在地上，可以看見雲，表現出一個被遂之臣想望宮阙，依戀故國之情，文理皆通。
所以錢先生認為王安石将“雲裡”改為“雲氣”是對的。
三、劉威《遊東湖處士園林》有聯雲：“遙知楊柳是門處，似隔莢蓉無路通”，王安石改為“漫漫芙蓉難覓路，蕭蕭楊柳獨知門”，收入自己集裡，改題目作《段氏園亭》。
劉威的詩自然流暢，明白如話，他遠遠地看到園林，從繁茂的樹叢裡望過去，想到有楊柳樹的地方大概是園門，實際上并沒有看到門，但是滿地的芙蓉花阻隔着，竟找不到可通往園門的路，把園林的欣欣向榮的景緻描繪出來。
王安石改詩，對仗得好，但卻失去了劉威原詩的氣氛和情趣。
四、蘇子卿有詩句雲：“隻應花是雪，不悟有香來”，王安石改為“遙知不是雪，為有暗香來”，袁枚說是将活者改死，靈者改笨。
改筆不如原作。
錢先生指出：王安石改蘇子卿的詩，題作《梅花》五絕，已收入王安石本集，并說：“襲人以為己作，與王(欽臣)劉(威)兩事，迥乎不同。
以為原句不佳，故改；以為原句甚佳，故襲。
改則非勝原作不可，襲則常視原作不如，此須嚴别者。
”而王安石則是“每遇他人佳句，必巧取豪奪，脫胎換骨，百計臨摹，以為己有；或襲其句，或改其字，或反其意”。
偶然得到渾成之句，也要留下“斧鑿拆補”的“痕迹”，如改劉攽、蘇子卿兩詩即是例證。
但也有仿模的成功之作，比如：沈彬有詩“地隈一水巡城轉，天約群山附郭來”，王安石仿作為“一水護田将綠繞，兩山排闼送青來”，比沈彬的詩多有警策。
“一水”、“兩山”對仗工整，把湖陰先生住處的周圍環境先行點出，“将綠繞”、“送青來”，則具體寫水寫山，對仗極工，将死改活，将笨改靈，使其成為名句。
總之，這裡指出王安石有些詩，或是他人詩的顯形，或是他人詩的變相，或是他人詩的放大，或是他人詩的引申；或摹本于他人詩，或背臨于他人詩，或仿制于他人詩，或應聲于他人詩，或效颦于他人詩，或捃華于他人詩，幾乎是把他人的作品，當作了自己創作的源泉，這些李璧注中均未指出。
通過錢先生對王安石改詩的分析，充分說明了應當怎樣對待修改的道理。
(二○)“鴨先知”辯 按《西河合集·詩話》卷五有一則(281)，記與汪蛟門論宋詩(282)，略雲：“汪舉‘春江水暖鴨先知’，不遠勝唐人乎。
予曰：此正效唐人而未能者。
‘花間覓路鳥先知’，此唐人句也。
覓路在人，先知在鳥，鳥習花間故也，先者，先人也。
若鴨則先誰乎。
水中之物皆知冷暖，必以鴨，妄矣。
”頗能詭辯。
王漁洋《居易錄》及《漁洋詩話》遽概括西河言為“鵝豈不先知”(283)，遂成笑枋；西河弟子張文《螺江日記》卷六已力辯其誣(284)。
《随園詩話》卷三論曹能始詩(285)，曾引《西河詩話》，不應此處尚沿流俗之訛。
反駁亦未為不是，惜尚非扼要。
東坡此句見題《惠崇春江晚景》第一首：“竹外桃花三兩枝，春江水暖鴨先知。
蒌蒿滿地蘆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時。
”是必惠崇畫中有桃、竹、蘆、鴨等物，故詩中遂遍及之。
正锺記室《詩品·序》所謂(286)：“‘思君如流水’，既是即目；‘高台多悲風’，亦惟所見。
”“先”者，亦“先人”也。
西河未顧坡詩題目，遂有此滅裂之談(287)。
張謂《春園家宴》(288)：“竹裡行廚人不見，花間覓路鳥先知”，即西河所謂“唐人”。
東坡詩意，實近梁王筠《雪裡梅花》：“水泉猶未動，庭樹已先知。
”東坡《遊桓山會者十人》五古又雲：“春風在流水，凫雁先拍拍”；此意蓋數用也。
(221—222頁) 清人毛奇齡诋毀蘇轼詩，汪懋麟不附合其意，反問：“竹外桃花三兩枝，春江水暖鴨先知”，能說不佳嗎？毛氏曰：“鵝也知，鴨比誰先知？”這一曲解早已傳為笑柄。
袁枚《随園詩話》卷三載此事，隻言毛氏诋蘇詩太過，末加深辨，亦未擊中要害；王士禛很不贊同毛氏之說，但也僅是對他揶揄譏笑。
這一則辨析甚為透辟。
一、蘇轼此詩題曰《惠崇春江晚景》，是為宋僧惠崇畫的《春江晚景》作的題畫詩，竹外桃花，群鴨浮水，白蒿滿地，新蘆吐芽，必是畫面上實有之景，題畫詩必受畫面實景的制約，而不能離開畫面任意塗寫。
至于詩中的“水暖”和“河豚欲上”，是畫家無法表現的，而是詩人透過桃花三兩枝、白蒿滿地、蘆葦吐芽的季節描繪，自然聯想到初春時節該是河豚沿江而上的時候。
說此詩寫得好，就在于蘇轼能生動地展現惠崇繪制的初春江邊晚景的畫面。
可見毛氏竟連蘇詩題目也未細看，隻能說是出于成見。
二、毛奇齡說蘇詩“春江水暖鴨先知”是仿唐張謂《春園家宴》裡的“花間覓路鳥先知”，并說：“覓路在人，先知在鳥”，鳥習花間，所以覓路能先于人，而“鴨先誰乎？”這裡指出：鴨亦先人知，因鴨遊于春江水中，而人僅目睹所見，所以“先”者，先人也。
其詩意不同于張謂的《春園家宴》，而是與梁王筠的《雪裡梅花》相近，“水泉猶未動，庭樹已先知”，“鴨先知”與“庭樹先知”，均是先于人知春到人間了，而張謂詩則是鳥先知途，意思不同。
(二一)窠臼 陳簡齋寫雨(289)，有一窠臼。
《簡齋詩集》卷十一《浴室觀雨》：“誰能料天工，辦此穎脫手”；卷十五《夏雨》：“天公終老手，一笑破日永”；又《積雨喜霁》：“天公信難料，變化真神速。
”若卷十五《夏日》：“雖然不成雨，風起亦快哉。
白團豈辦此，擲去羞薄才”；卷二十八《大龍湫》：“小儒歎造化，辦此何雄哉”；可以連類。
放翁仿作稠疊(290)。
《劍南詩稿》卷十六《曉望海山》：“蒼龍下曳尾，卷雨灑炎熱。
造物信老手，忽作萬裡秋”，卷二十五《夏秋之交久不雨，方以旱為優，忽得甘澍，喜而有作》：“天公終老手，談笑活焦枯”；又《七月十七日大雨極涼》：“天公老手亦豈難，雨來黑雲如壞山。
瓦溝淙淙萬銀竹，變化隻在須臾間”；卷四十六《魚池水涸，車水注之》：“試手便同三日雨，滿陂已活十千魚”，卷七十八《喜晴》：“天公真老手，談笑功皆成。
”韓稚圭詩中早已屢道此意(291)，《安陽集》卷六《喜雨》：“始信雲龍施美利，豈勞功力費毫铢”；卷八《喜雨》：“立解焦枯非甚力，不知神化此誰權”；卷十八《喜雨》：“須臾慰滿三農望，卻斂神功寂似無”；卷十九《久旱喜雨》：“恩被無垠才數刻，盡思人力欲何為”；殊苦造語平鈍，惟“須臾”二句稍佳，皆不如簡齋之簡快令人眼明也。
(《錢锺書研究》17—18頁) 陳與義的詩在南宋頗有名氣，他從學黃庭堅、陳師道入手，進而學習杜詩，在詩的形式上常得杜詩聲調宏亮、詞句清新明白之妙。
他效仿前人之作，也多能脫胎換骨，而不是一味死模呆仿，如《題江參山水橫軸》：“此中隻欠陳居士，千仞岡頭一振衣。
”句式和前句均從崔德符《看宋大夫畫山水》的“個中隻欠崔夫子，滿帽秋風信馬行”得到啟發，而後句則是來自左思《詠史》的名句：“振衣千仞岡，濯足萬裡流。
”這裡陳與義得崔德符顧影自憐之意，不是“滿帽秋風信馬行”，而是注入了左思的豪邁奇偉、不可一世的氣勢，便成了陳與義自己的詩，反映了他自己的精神，可以說是善于脫胎者，《談藝錄補訂》論析頗詳。
這一則指出陳與義寫雨有一個模式，總是從天工造化神奇的意義上去寫，言天工“誰能料”、“信難料”，極言天工的神奇是出乎人們意料的，“天公終老手”、“變化真神速”，皆明白如話，自然流暢，不雕飾，不造作，故能引起大詩人陸遊的一再效仿。
如“造物信老手”，“天公老手亦豈難”，“變化隻在須臾間”，皆是仿與義的構想，落筆亦仿他的句式，甚至還有一字未改者，如“天公終老手”。
陸遊不知道天工造化神奇的構想并不是陳與義的發明創造，早在韓琦的詩中便是這樣寫雨，然而他的詩如“恩被無垠才數刻，盡思人力欲何為”，“造語平鈍”，意思也不精警，沒有陳與義的詩醒人耳目，所以韓琦的詩雖然寫在陳與義之前，卻并沒有引起陸遊的注意。
(二二)修辭疵累 (王國維)丙午以前詩中有《題友人小像》雲：“差喜平生同一癖，宵深愛誦劍南詩。
”今觀所作，平易流暢，固得放翁之一體，制題寬泛，亦近放翁。
若《五月十五夜坐雨》之“水聲粗悍如驕将，天色凄涼似病夫”，則尤類朱竹垞《書劍南集後》所指摘者(292)。
修辭時有疵累(293)，如《曉步》一律，世所傳誦，而“萬木沈酣新雨後，百昌蘇醒曉風前，四時可愛惟春日，一事能狂便少年”，中間四句皆平頭以數目起，難免算博士之诮(294)。
又如前所引《雜感》頸聯：“馳懷敷水條山裡，托意開元武德間”，即仿放翁《出遊歸鞍上口占》：“寄懷楚水吳山裡，得意唐詩晉帖間”句調。
不曰“羲皇以上”或“黃、農、虞、夏”，而曰“開元武德”，當是用少陵《有歎》結句：“武德開元際，蒼生豈重攀。
”“敷水條山”四字，亦疑節取放翁《東籬》詩：“每因清夢遊敷水，自覺前身隐華山”，以平仄故，易‘華山’為‘條山’。
然‘敷水華山’乃成語，唐于邺《題華山麻處士所居》即雲：“冰破聽敷水，雪晴看華山。
”靜安語迹近雜湊，屬對不免偏枯。
“路歧”一典(295)，三數葉内屢見不一見，亦異于段柯古之事無複使者也(296)。
(25—26頁) 王國維深于詞曲，不以詩名，偶有所作，亦有妙語佳句，如《嘲杜鵑》：“自家慣作他鄉客，猶自朝朝勸客歸。
”又“歲歲天涯啼血盡，不知催得幾人歸”(《靜安詩稿》)。
再如《題友人三十小像》：“差喜平生同一癖，宵深愛誦劍南詩。
”均明白如話，自然流暢，亦說出愛誦陸遊詩的癖好。
這一則指出王國維的詩“固得放翁之一體，制題寬泛，亦近放翁。
”如這裡舉引的《雜感》頸聯，即仿陸遊句調，對照起來看，十分明顯。
但修辭不講究，時有割裂成語之嫌，如錢先生所指，“敷水條山”系改成語“敷水華山”雜湊而成。
這一則是指出王國維詩的毛病，如“水聲粗悍如驕将，天色凄涼似病夫”句，用“如”“似”兩個直接比喻，陸遊詩中也喜用這樣的比喻，受到朱彜尊的批評，以為“句法稠疊，讀之終卷，令人生憎”。
錢先生還指出王國維詩在修辭上“時有疵累”，如七律《曉步》：“興來随意步南阡，夾道垂楊相帶妍。
萬木沉酣新雨後，百昌蘇醒曉風前。
四時可愛惟春日，一事能狂便少年。
我與野鷗申後約，不辭旦旦冒寒煙。
”其颔聯、頸聯的每句皆以數字領起，“萬木”、“百昌”、“四時”、“一事”。
王國維喜作對仗句，但像這一類修辭，時有所見，如《讀史》中兩句：“三方并帝古未有，兩賢相厄我所聞”(以下引詩均見錢仲聯《清詩紀事》)；《蜀道難》中兩句：“十年持節遍西南，萬裡皇華光道路”；《隆裕皇太後挽歌辭》中兩句：“一身原護落，九廟幸安全”；還有“百年頓盡追懷裡，一夜難為怨别人”等，用數目字太多，也是缺點。
(二三)句式變化 自香山律詩句法多創，尤以《寄韬光禅師》詩，極七律當句對之妙，沾後人不淺(297)，東坡《天竺寺》詩至歎為連珠疊璧(298)；其《酬主簿》等詩又開七律隔句扇對之體；《歲日家宴戲示弟侄》首句雲：“弟妹妻孥子侄孫”(299)，實填名詞，無一虛字，蓋移“柏梁體”入律寺(300)。
按漁洋《池北偶談》卷十三、《香祖筆記》卷二(301)、陸以湉《冷廬雜識》卷五考柏梁體句(302)，皆未引此。
又漁洋論五言，未引牧之《感懷》之“齊、蔡、燕、魏、趙”，《郡齋獨酌》之“堯、舜、禹、武、湯”，東坡《張寺丞益齋》之“風雨晦明淫，踱躄瘖聾盲”；論七言未及劉伯溫《二鬼詩》(303)之“腸胃心腎肝肺脾，耳目口鼻牙舌眉”。
至明人遂并以柏梁體作七律對仗，鄧林《皇荂曲·賦江郊漁弋》腹聯雲(304)：“鴻鹄鹛鵬鹗鹘，鳟鲂鲦鯉鲿”，大膽出奇。
清徐文靖以“之乎者也矣焉哉”為一句冠首(305)，作七言長句十章。
桂未谷《題翁覃溪雙鈎文衡山分書》兩絕句之一雲(306)：“朱竹垞、陳元孝、傅青主、鄭汝器、顧雲美、張卯君、王覺斯，氣勢居然遠擅場。
(307)”皆香山有以啟之也。
李義山自開生面，兼擅臨摹；少陵、昌黎、下賢、昌谷無所不學(308)，學無不似，近體亦往往别出心裁。
《七月二十八日夜聽雨夢後》通篇不對，始創七律散體，用汪韓門《詩學纂聞》說(309)。
《題白石蓮華寄楚公》、《贈司勳杜十三員外》前半首亦用散體(310)。
《當句有對》一首幾備此體變态；《子初郊墅》複增益以“看山對酒君思我，聽鼓離城我訪君”(311)；雖韋元旦《人日應制》(312)：“青韶既肇人為日，绮勝初成日作人”，李紳《江南暮春寄家》(313)：“洛陽城見梅迎雪，魚口橋逢雪送梅”，先有此格，而彌加流動。
(187—188頁) 詩的修辭手法多種多樣。
這一則舉引白居易、李商隐的詩，指出他們在律詩句法上多有創新和變化，如白居易的當句對、隔句對外，又移“柏梁體”入詩，李商隐創七律散體，都是對詩體改革的貢獻。
這裡先說白居易在律詩句法上的創新。
一、當句對。
如白居易(香山)《寄韬光禅師》雲：“一山門作兩山門，兩寺原從一寺分。
東澗水流西澗水，南山雲起北山雲。
前台花發後台見，上界鐘聲下界聞。
遙想吾師行道處，天香桂子落紛紛。
”錢先生稱這首詩極七律當句對之妙。
其首聯當句有對：“一山”對“兩山”，“兩寺”對“一寺”；颔聯“東澗”對“西澗”，“南山”對“北山”；頸聯“前台”對“後台”，“上界”對“下界”，十分工整、對仗。
二、隔句對，亦稱扇面對，即上聯出句對下聯出句，上聯對句對下聯對句，如白居易《夜聞筝中彈〈潇湘送神曲〉感舊》七律中的腹聯：“缥缈巫山女，歸來七八年。
殷勤湘水曲，留在十三弦。
”其“缥缈”對“殷勤”，“巫山女”對“湘水曲”，且“巫山”“湘水”又皆是地名；其“歸來”對“留在”，“七八年”對“十三弦”，且“七八”“十三”皆為數字，可謂對仗工整。
三、白居易始以“柏梁體”入詩，如《歲日家宴戲示弟侄》中，首句雲：“弟妹妻孥子侄孫”，七個字皆名詞，這裡還舉引杜牧、蘇轼的詩，亦嘗以實物名詞入律詩；尤饒興味的是劉基的《二鬼詩》，以腹腔之内髒名對面部之器官名。
“腸胃心腎肝肺脾，耳目口鼻牙舌眉”，全是人類自身之名稱，十分有趣。
至明代的鄧林，在《皇荂曲》中，腹聯全用飛禽和魚類名，錢先生稱他“大膽出奇”。
到了清人筆下，更是五花八門，徐文靖一連七字用虛字，桂馥全填姓氏，雖是承襲杜牧之全填諸侯國名，但亦有所翻新。
李商隐自是大家手筆，繼白居易創隔句對，移“柏梁體”入詩之後，獨出心裁，創七律散體，通篇不對，如《七月二十八日夜與王鄭二秀才聽雨後夢作》： 初夢龍宮寶焰燃，瑞霞明麗滿晴天。
旋成醉倚蓬萊樹，有個仙人拍我肩。
少頃遠聞吹細管，聞聲不見隔飛煙。
逡巡又過潇湘雨，雨打湘靈五十弦。
瞥見馮夷殊怅望，鲛绡休賣海為田。
亦逢毛女無憀極，龍伯擎将華嶽蓮。
恍惚無倪明又暗，低迷不已斷還連。
覺來正是平階雨，獨背寒燈枕手眠。
聲調合律，惟獨不對偶，是以散體入律的大膽創新。
其《當句有對》： 密迩平陽接上蘭，秦樓鴛瓦漢宮盤。
池光不定花光亂，日氣初涵露氣幹。
但覺遊蜂饒舞蝶，豈知孤鳳憶離鸾。
三星自轉三山遠，紫府程遙碧落寬。
其颔聯當句有對，“池光”對“花光”，“日氣”對“露氣”，兩句又相對。
頸聯“遊蜂”對“舞蝶”，“孤鳳”對“離鸾”，兩句也相對。
此外李商隐詩又有前半首用散體的；還有前後兩句用複字交錯的(見本文注)。
這類詩作似可說明李商隐在詩體開拓上敢于嘗試，有所貢獻。
(二四)章法 (《随園詩話》)卷六：“時文之學(314)，有害于詩，而暗中消息，又有一貫之理。
餘案頭置某公詩一冊，其人負重名。
郭運青侍講來讀之，引手橫截于五十字之間，曰：詩雖工，氣脈不貫，其人殆不能時文者耶。
餘曰：是也。
後與程魚門論及(315)，程韪其言。
餘曰：韓、柳、歐、蘇俱非為時文者(316)，何以詩皆流貫。
程曰：韓、柳、歐、蘇所為策論應試之文(317)，即今之時文也；不曾從事于此，則心不細而脈不清。
餘曰：然則今之工時文而不能詩者何故。
程曰：莊子有言，仁義者，先王之蘧廬也(318)，可以一宿而不可以久處；今之時文之謂也。
”參觀卷八《程魚門雲時文有害古文》條。
按漁洋早有此論(319)。
《池北偶談》卷十三謂：“予嘗見一布衣有詩名者，其詩多格格不達，以問汪鈍翁(320)。
鈍翁雲：此君坐未嘗解為時文故耳；時文雖無與詩古文，然不解八股，即理路終不分明。
近見王恽《玉堂嘉話》一條(321)，鹿廠先生曰：作文字當從科舉中來，不然而汗漫披猖，是出入不由戶也。
亦與此言同。
”《帶經堂詩話》卷二十七張宗柟附識複申論漁洋之意(322)。
鹿廠語見《玉堂嘉話》卷二。
汪、程兩家語亦中理，一言蔽之，即：詩學亦須取資于修辭學耳。
五七字工而氣脈不貫者，知修辭學所謂句法，而不解其所謂章法也。
(242—243頁) 這一則從袁枚與程晉芳對時文的議論談起，主要在于說明作詩無論叙事或抒情，都有章法、句法的問題。
比如怎樣定勢立意，怎樣安排順序層次、銜接照應，怎樣選詞造句、表情達意，怎樣注意韻律，使形式完美等等。
這一切早在劉勰的《文心雕龍》裡就從各個角度有所論述。
明清兩代盛行的時文，在束縛作家的思想感情上，确實有害于詩，但它所苛求于章法上的啟、承、轉，合，對作詩的氣脈貫通不無好處。
比如袁枚舉出的韓愈、柳宗元、歐陽修、蘇轼，他們作詩都是獨抒胸臆，表達自己的真實情感和獨有個性，同時又是講究修辭、造句和整體結構的。
比如：柳宗元的《江雪》： 千山鳥飛絕，萬徑人蹤滅。
孤舟蓑笠翁，獨釣寒江雪。
詩用白描手法，摹寫雪天江景，四句的安排順序非常恰當，首兩句寫大背景，向上望是“鳥飛絕”，向遠望是“人蹤滅”，寫出茫茫一片雪的世界。
後兩句寫孤舟漁翁獨釣，點出漁翁來，這就從大環境的雪景轉到人物，結句又由人寫到雪境，呼應開首，點出獨釣。
從這裡看到了全篇結構的完整。
又如蘇轼《題西林壁》： 橫看成嶺側成峰，遠近高低各不同。
不識廬山真面目，隻緣身在此山中。
取看山為喻，說明了當局者迷，旁觀者清的道理，同時又是描繪廬山的佳作。
這四句的安排，首兩句寫山景，後兩句以發議論的方式來寫，議論緊緊扣住前兩句，是從寫景中得出來的。
開頭從橫看側看來說，承接句點出“遠近高低”，即承接開頭，指遠看近看，從高處看，從低處看，“各不同”又是承接首句的橫看側看的說明，兩句就是這樣緊密結合的。
第三句是轉，轉到理論上去，結句加以說明。
這首詩的結構就是如此緊密。
總之，這兩首詩都具有詩人獨特的風格，思理分明，一氣呵成。
袁枚認為這是與他們嘗作策應之文，有過細密的思維鍛煉有關，所以在詩中才能做到心細脈清，巧于安排。
這個見解很有道理。
袁枚對時文的分析看法是正确的，他不一概而論，在《随園詩話》卷八中說：“時文之學，不宜過深，深則兼有害于詩”，而不僅僅“有害于古文”了。
程晉芳将時文比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