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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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爾和達雅到了莫斯科，在一個機關的檔案庫裡住了幾天。
這個機關的首長又幫助保爾住進了一所專科醫院。
現在保爾才明白，當一個人身體健康，充滿青春活力的時候，堅強是比較簡單和容易做到的事，隻有生活像鐵環那樣把你緊緊箍住的時候，堅強才是光榮的業績。
從保爾住進檔案庫那個晚上到現在，已經一年半了。
這十八個月裡他遭受的痛苦是難以形容的。
在醫院裡，阿韋爾巴赫教授坦率地告訴保爾，恢複視力是不可能的。
如果将來有一天炎症能夠消失，可以試着給他做做瞳孔手術。
建議他目前先進行外科治療，消除炎症。
他們征求保爾的意見，保爾表示，隻要醫生認為是必要的，他都同意。
當保爾躺在手術台上，手術刀割開頸部，切除一側甲狀旁腺的時候，死神的黑翅膀曾經先後三次觸到他身上。
然而，保爾的生命力十分頑強。
達雅在外面提心吊膽地守候，手術過後，她看見丈夫雖然像死人一樣慘白，但是仍然很有生氣，并且像平常一樣，溫柔而安詳。
“你放心好了，小姑娘。
要我進棺材不那麼容易。
我還要活下去，而且要大幹一場，偏要跟那些醫學權威的結論搗搗亂。
他們對我的病情做的診斷都正确，但是硬說我已經百分之百地喪失了勞動力，那是完全錯誤的。
咱們還是走着瞧吧。
” 保爾堅定地選擇了一條道路，決心通過這條道路回到新生活建設者的行列。
冬天過去了，春天推開了緊閉着的窗戶。
失血過多的保爾挺過了最後一次手術，他覺得醫院裡再也呆不下去了。
十幾個月來，看的是周圍人們的種種痛苦，聽的是垂死病人的呻吟和哀号，這比忍受自身的病痛還要困難得多。
醫生建議他再做一次手術，他冷冷地一口拒絕說：“算了，我做夠了。
我已經把一部分血獻給了科學，剩下的留給我做别的用吧。
” 當天，保爾給中央委員會寫了一封信，請中央委員會幫助他在莫斯科安下家來，因為他的妻子就在這裡工作，而且他再流浪下去也沒有好處。
這是他生平第一次向黨請求幫助。
莫斯科市蘇維埃收到他的信以後，撥給他一個房間。
于是他離開了醫院，唯一的希望是永遠不再回到這裡來。
房子在克魯泡特金大街一條僻靜的胡同裡，很簡陋，但是在保爾看來，這已經是最高的享受了。
夜間醒來的時候，他常常不能相信，他已經離開了醫院，而且離得遠遠的了。
達雅已經轉為正式黨員。
她頑強地工作着，盡管個人生活中有那麼大的不幸，她并沒有落在其他突擊手的後面。
群衆對這個沉默寡言的女工表示了很大的信任，選舉她當了廠委會的委員。
保爾為妻子成了布爾什維克而感到自豪，這大大減輕了他的痛苦。
有一次巴紮諾娃到莫斯科出差，前來探望保爾。
他們談了很久。
保爾熱情洋溢地告訴她，他選擇了一條道路，不久的将來就可以重新回到戰士的行列。
巴紮諾娃注意到保爾兩鬓已經出現了白發，她低聲對他說：“我看得出，您是經受了不少痛苦。
您仍然沒有失去那永不熄滅的熱情。
還有什麼比這更可貴呢？您做了五年準備，現在您決定動筆了，這很好。
不過，您怎麼寫呢？” 保爾笑了笑，安慰她說：“明天他們給我送一塊有格的闆子來，是用硬紙闆刻出來的。
沒有這東西我沒法寫。
寫寫就會串行。
我琢磨了好長時間，才想出這麼個辦法——在硬紙闆上刻出一條條空格，寫的時候，鉛筆就不會出格了。
看不見所寫的東西，寫起來當然挺困難，但并不是不可能。
這一點，我是深信不疑的。
有好長一段時間怎麼也寫不好，現在我慢慢寫，每個字母都仔細寫，結果相當不錯。
” 保爾開始工作了。
他打算寫一部中篇小說，描寫科托夫斯基的英勇的騎兵師，書名不用考慮就出來了：《暴風雨的兒女》。
從這天起，保爾把全部精力投入了這本書的創作。
他緩慢地寫了一行又一行，寫了一頁又一頁。
他忘記了一切，完全被人物的形象迷住了，他第一次嘗到了創作的痛苦，那些鮮明難忘的情景清晰地浮現在眼前，他卻找不到恰當的詞句表達，寫出的東西蒼白無力，缺少火一般的激情。
已經寫好的東西，他必須逐字逐句地記住，否則，線索一斷，工作就會停頓。
母親惴惴不安地注視着兒子的工作。
寫作過程中，保爾往往要憑記憶整頁整頁地，甚至整章整章地背誦，母親有時覺得他好像瘋了。
兒子寫作的時候，她不敢走近他，隻有乘着替他把落在地上的手稿揀起來的機會，才膽怯地說：“你幹點别的不好嗎，保夫魯沙？哪有你這樣的，寫起來就沒完沒了……” 對母親的擔心，他總是會心地笑一笑，并且告訴老人家，他還沒有到完全“發瘋”的程度。
小說已經寫完了三章。
保爾把它寄到敖德薩，給科托夫斯基師的老戰友們看，征求他們的意見。
他很快就收到了回信，大家都稱贊他的小說寫得好。
但是原稿在寄回來的途中被郵局丢失了。
六個月的心血白費了。
這對保爾是一
這個機關的首長又幫助保爾住進了一所專科醫院。
現在保爾才明白，當一個人身體健康，充滿青春活力的時候，堅強是比較簡單和容易做到的事，隻有生活像鐵環那樣把你緊緊箍住的時候，堅強才是光榮的業績。
從保爾住進檔案庫那個晚上到現在，已經一年半了。
這十八個月裡他遭受的痛苦是難以形容的。
在醫院裡，阿韋爾巴赫教授坦率地告訴保爾，恢複視力是不可能的。
如果将來有一天炎症能夠消失，可以試着給他做做瞳孔手術。
建議他目前先進行外科治療，消除炎症。
他們征求保爾的意見，保爾表示，隻要醫生認為是必要的，他都同意。
當保爾躺在手術台上，手術刀割開頸部，切除一側甲狀旁腺的時候，死神的黑翅膀曾經先後三次觸到他身上。
然而，保爾的生命力十分頑強。
達雅在外面提心吊膽地守候，手術過後，她看見丈夫雖然像死人一樣慘白，但是仍然很有生氣，并且像平常一樣，溫柔而安詳。
“你放心好了，小姑娘。
要我進棺材不那麼容易。
我還要活下去，而且要大幹一場，偏要跟那些醫學權威的結論搗搗亂。
他們對我的病情做的診斷都正确，但是硬說我已經百分之百地喪失了勞動力，那是完全錯誤的。
咱們還是走着瞧吧。
” 保爾堅定地選擇了一條道路，決心通過這條道路回到新生活建設者的行列。
冬天過去了，春天推開了緊閉着的窗戶。
失血過多的保爾挺過了最後一次手術，他覺得醫院裡再也呆不下去了。
十幾個月來，看的是周圍人們的種種痛苦，聽的是垂死病人的呻吟和哀号，這比忍受自身的病痛還要困難得多。
醫生建議他再做一次手術，他冷冷地一口拒絕說：“算了，我做夠了。
我已經把一部分血獻給了科學，剩下的留給我做别的用吧。
” 當天，保爾給中央委員會寫了一封信，請中央委員會幫助他在莫斯科安下家來，因為他的妻子就在這裡工作，而且他再流浪下去也沒有好處。
這是他生平第一次向黨請求幫助。
莫斯科市蘇維埃收到他的信以後，撥給他一個房間。
于是他離開了醫院，唯一的希望是永遠不再回到這裡來。
房子在克魯泡特金大街一條僻靜的胡同裡，很簡陋，但是在保爾看來，這已經是最高的享受了。
夜間醒來的時候，他常常不能相信，他已經離開了醫院，而且離得遠遠的了。
達雅已經轉為正式黨員。
她頑強地工作着，盡管個人生活中有那麼大的不幸，她并沒有落在其他突擊手的後面。
群衆對這個沉默寡言的女工表示了很大的信任，選舉她當了廠委會的委員。
保爾為妻子成了布爾什維克而感到自豪，這大大減輕了他的痛苦。
有一次巴紮諾娃到莫斯科出差，前來探望保爾。
他們談了很久。
保爾熱情洋溢地告訴她，他選擇了一條道路，不久的将來就可以重新回到戰士的行列。
巴紮諾娃注意到保爾兩鬓已經出現了白發，她低聲對他說：“我看得出，您是經受了不少痛苦。
您仍然沒有失去那永不熄滅的熱情。
還有什麼比這更可貴呢？您做了五年準備，現在您決定動筆了，這很好。
不過，您怎麼寫呢？” 保爾笑了笑，安慰她說：“明天他們給我送一塊有格的闆子來，是用硬紙闆刻出來的。
沒有這東西我沒法寫。
寫寫就會串行。
我琢磨了好長時間，才想出這麼個辦法——在硬紙闆上刻出一條條空格，寫的時候，鉛筆就不會出格了。
看不見所寫的東西，寫起來當然挺困難，但并不是不可能。
這一點，我是深信不疑的。
有好長一段時間怎麼也寫不好，現在我慢慢寫，每個字母都仔細寫，結果相當不錯。
” 保爾開始工作了。
他打算寫一部中篇小說，描寫科托夫斯基的英勇的騎兵師，書名不用考慮就出來了：《暴風雨的兒女》。
從這天起，保爾把全部精力投入了這本書的創作。
他緩慢地寫了一行又一行，寫了一頁又一頁。
他忘記了一切，完全被人物的形象迷住了，他第一次嘗到了創作的痛苦，那些鮮明難忘的情景清晰地浮現在眼前，他卻找不到恰當的詞句表達，寫出的東西蒼白無力，缺少火一般的激情。
已經寫好的東西，他必須逐字逐句地記住，否則，線索一斷，工作就會停頓。
母親惴惴不安地注視着兒子的工作。
寫作過程中，保爾往往要憑記憶整頁整頁地，甚至整章整章地背誦，母親有時覺得他好像瘋了。
兒子寫作的時候，她不敢走近他，隻有乘着替他把落在地上的手稿揀起來的機會，才膽怯地說：“你幹點别的不好嗎，保夫魯沙？哪有你這樣的，寫起來就沒完沒了……” 對母親的擔心，他總是會心地笑一笑，并且告訴老人家，他還沒有到完全“發瘋”的程度。
小說已經寫完了三章。
保爾把它寄到敖德薩，給科托夫斯基師的老戰友們看，征求他們的意見。
他很快就收到了回信，大家都稱贊他的小說寫得好。
但是原稿在寄回來的途中被郵局丢失了。
六個月的心血白費了。
這對保爾是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