譯者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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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作為道德判斷核心的，而其作為行為的動機則完全是另一回事。
他承認有種種行為動機，不僅有一般的行為動機，而且有善良的行為動機。
這些動機包括自愛，這也就是《國富論》開頭所說的自利，而不是“自私”。
他是在輕蔑的意義上使用“自私”這個詞的，他把“自私”和“貪婪”相提并論，而贊揚“對我們自己個人幸福和利益的關心”。
在斯密生活的那個時代，“道德情操”這一短語，是用來說明人（被設想為在本能上是自私的動物）的令人難以理解的能力，即能判斷克制私利的能力。
因此，斯密竭力要證明的是：具有利己主義本性的個人（主要是指追逐利潤的資本家）是如何在資本主義生産關系和社會關系中控制自己的感情和行為、尤其是自私的感情和行為，從而為建立一個有必要确立行為準則的社會而有規律地活動。
斯密在《國富論》中所建立的經濟理論體系，就是以他在《道德情操論》的這些論述為前提的。
（三）《道德情操論》和《國富論》之間的有機聯系，還集中表現在斯密對那隻“看不見的手”的統一論述中。
斯密對利己心的論述，十分強調“看不見的手”的作用。
“一隻看不見的手”這一著名短語，在《道德情操論》和《國富論》中各出現一次。
在《道德情操論》中，他寫到富人為了滿足自己貪得無厭的欲望，雇用千百人來為自己勞動，“但是他們還是同窮人一起分享他們所作一切改良的成果，一隻看不見的手引導他們對生活必需品作出幾乎同土地在平均分配給全體居民的情況下所能作出的一樣的分配，從而不知不覺地增進了社會利益，并為不斷增多的人口提供生活資料。
”這隻“看不見的手”被描述為對财富的追求或獲取欲。
這種獲取欲是從榮辱之心一類的私利出發的，是受人們的個人感情和愛好驅使的，但是，人們在這隻“看不見的手”的指引下追求狹小的私人目的時，卻始料未及地實現着增進人類福利的更大的社會目的。
在《國富論》中，斯密談到，把資本用來支持産業的人，通常既不打算促進公共利益，也不知道自己能在什麼程度上促進這種利益，他所盤算的隻是自己的利益，而在這場合，“像在其他許多場合一樣，他受一隻看不見的手的指導，去盡力達到一個并非他本意想要達到的目的，也并不因為事非出于本意，就對社會有害。
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比真正出于本意的情況下更有效地促進社會的利益。
”在這裡，這隻“看不見的手”是用來比喻說明競争過程的有益後果的。
而在《道德情操論》中，這隻“看不見的手”卻被用來說明另外的問題，即對财富的獲取欲本身如何實現促進人類福利這一更大的社會目的。
可見，在《道德情操論》中，這隻“看不見的手”所起的作用比在《國富論》中所起的作用更為基本。
在斯密看來，人們從事經濟活動是從個人利益出發的，而在那隻“看不見的手”的指引下，對個人利益的追求必将促進社會繁榮。
社會利益就是以個人利益為基礎的。
斯密的這一理論反映了當時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要求，他力圖以人與人之間的“經濟聯系”來抨擊封建主義超經濟強制的不合理性。
同時，也正是由于那隻“看不見的手”的存在和發生作用，使社會經濟達到“自然平衡”。
因此，一些西方學者認為，斯密是一位早期控制論思想的實踐者。
斯密在論述通過那隻“看不見的手”達到社會經濟“自然平衡”的同時，還論述了通過那隻“看不見的手”達到人類社會政治平衡的思想。
斯密認為，在現實世界中，不僅存在着協調不同人的經濟利益的問題，而且還存在着協調不同人的政治價值的問題。
在《道德情操論》第二卷第三章中，他首先指出，在人們可以幸福地生存的社會裡，希臘式的感情——愛、友誼和感激之情占據優勢；然後，他進一步考慮到在缺乏這種感情的社會是如何繼續存在的？表面上他承認神的存在。
他說過，對偉大宇宙體系的管理，對一切有理性和感覺生命的普遍幸福的關心，是神而不是人類的事。
實際上，他是以神的存在和人們“跟神的協作，并盡其所能地促成神的意圖”來論證那隻“看不見的手”在政治平衡中的作用。
他明确指出，人類社會即使缺乏希臘式的感情，但是通過社會法規的建立，“可以在人們相互之間缺乏愛或感情的情況下，像它存在于不同的商人中間那樣，存在于不同的人中間；并且，雖然在這一社會中，沒有人負有任何義務，或者一定要對别人表示感激，但是社會仍然可以根據一種一緻的估價，通過完全着眼于實利的互惠行為而被維持下去。
”這裡，斯密通過互利的交換的現實來闡明其政治觀點。
他堅信在人類社會的政治生活中，也存在一隻“看不見的手”。
他表面上雖然承認上帝的存在，實際上卻否定宗教原則是人類行為唯一的合宜動機。
他說：“在人類社會這個大棋盤上每個棋子都有它自己的行動原則”。
這個原則就是斯密所強調的利己主義原則。
而且，社會法規正是作為那隻“看不見的手”的具體表現，使不同利益的人得以和平共處，達到人類社會政治生活的平衡。
從以上的簡要分析可以看出，“看不見的手”是一種對從利己出發的活動進行調節、從而使私利與公益協調的力量。
這種力量在經濟生活中表現為經濟規律，在政治生活中表現為社會法規；它的作用是實現經濟均衡、政治均衡。
這種思想，可以說是一種早期的控制論思想和社會均衡思想。
總之，《道德情操論》和《國富論》這兩傑出著作在本質上是一緻的。
無論是對其學術思想體系和對人的行為動機的分析，還是對那隻“看不見的手”的論述，都涉及人的本性是利己的。
因此，所謂“亞當·斯密問題”實際上是由于誤解其著作而産生的。
那種把他看成在《道德情操論》中“研究道德世界的出發點是同情心”，在《國富論》中“研究經濟世界的出發點是利己主義”的觀點，不僅割裂這兩部著作之間的有機聯系，而且曲解了斯密的學術思想體系。
他承認有種種行為動機，不僅有一般的行為動機，而且有善良的行為動機。
這些動機包括自愛，這也就是《國富論》開頭所說的自利，而不是“自私”。
他是在輕蔑的意義上使用“自私”這個詞的，他把“自私”和“貪婪”相提并論，而贊揚“對我們自己個人幸福和利益的關心”。
在斯密生活的那個時代，“道德情操”這一短語，是用來說明人（被設想為在本能上是自私的動物）的令人難以理解的能力，即能判斷克制私利的能力。
因此，斯密竭力要證明的是：具有利己主義本性的個人（主要是指追逐利潤的資本家）是如何在資本主義生産關系和社會關系中控制自己的感情和行為、尤其是自私的感情和行為，從而為建立一個有必要确立行為準則的社會而有規律地活動。
斯密在《國富論》中所建立的經濟理論體系，就是以他在《道德情操論》的這些論述為前提的。
（三）《道德情操論》和《國富論》之間的有機聯系，還集中表現在斯密對那隻“看不見的手”的統一論述中。
斯密對利己心的論述，十分強調“看不見的手”的作用。
“一隻看不見的手”這一著名短語，在《道德情操論》和《國富論》中各出現一次。
在《道德情操論》中，他寫到富人為了滿足自己貪得無厭的欲望，雇用千百人來為自己勞動，“但是他們還是同窮人一起分享他們所作一切改良的成果，一隻看不見的手引導他們對生活必需品作出幾乎同土地在平均分配給全體居民的情況下所能作出的一樣的分配，從而不知不覺地增進了社會利益，并為不斷增多的人口提供生活資料。
”這隻“看不見的手”被描述為對财富的追求或獲取欲。
這種獲取欲是從榮辱之心一類的私利出發的，是受人們的個人感情和愛好驅使的，但是，人們在這隻“看不見的手”的指引下追求狹小的私人目的時，卻始料未及地實現着增進人類福利的更大的社會目的。
在《國富論》中，斯密談到，把資本用來支持産業的人，通常既不打算促進公共利益，也不知道自己能在什麼程度上促進這種利益，他所盤算的隻是自己的利益，而在這場合，“像在其他許多場合一樣，他受一隻看不見的手的指導，去盡力達到一個并非他本意想要達到的目的，也并不因為事非出于本意，就對社會有害。
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比真正出于本意的情況下更有效地促進社會的利益。
”在這裡，這隻“看不見的手”是用來比喻說明競争過程的有益後果的。
而在《道德情操論》中，這隻“看不見的手”卻被用來說明另外的問題，即對财富的獲取欲本身如何實現促進人類福利這一更大的社會目的。
可見，在《道德情操論》中，這隻“看不見的手”所起的作用比在《國富論》中所起的作用更為基本。
在斯密看來，人們從事經濟活動是從個人利益出發的，而在那隻“看不見的手”的指引下，對個人利益的追求必将促進社會繁榮。
社會利益就是以個人利益為基礎的。
斯密的這一理論反映了當時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要求，他力圖以人與人之間的“經濟聯系”來抨擊封建主義超經濟強制的不合理性。
同時，也正是由于那隻“看不見的手”的存在和發生作用，使社會經濟達到“自然平衡”。
因此，一些西方學者認為，斯密是一位早期控制論思想的實踐者。
斯密在論述通過那隻“看不見的手”達到社會經濟“自然平衡”的同時，還論述了通過那隻“看不見的手”達到人類社會政治平衡的思想。
斯密認為，在現實世界中，不僅存在着協調不同人的經濟利益的問題，而且還存在着協調不同人的政治價值的問題。
在《道德情操論》第二卷第三章中，他首先指出，在人們可以幸福地生存的社會裡，希臘式的感情——愛、友誼和感激之情占據優勢；然後，他進一步考慮到在缺乏這種感情的社會是如何繼續存在的？表面上他承認神的存在。
他說過，對偉大宇宙體系的管理，對一切有理性和感覺生命的普遍幸福的關心，是神而不是人類的事。
實際上，他是以神的存在和人們“跟神的協作，并盡其所能地促成神的意圖”來論證那隻“看不見的手”在政治平衡中的作用。
他明确指出，人類社會即使缺乏希臘式的感情，但是通過社會法規的建立，“可以在人們相互之間缺乏愛或感情的情況下，像它存在于不同的商人中間那樣，存在于不同的人中間；并且，雖然在這一社會中，沒有人負有任何義務，或者一定要對别人表示感激，但是社會仍然可以根據一種一緻的估價，通過完全着眼于實利的互惠行為而被維持下去。
”這裡，斯密通過互利的交換的現實來闡明其政治觀點。
他堅信在人類社會的政治生活中，也存在一隻“看不見的手”。
他表面上雖然承認上帝的存在，實際上卻否定宗教原則是人類行為唯一的合宜動機。
他說：“在人類社會這個大棋盤上每個棋子都有它自己的行動原則”。
這個原則就是斯密所強調的利己主義原則。
而且，社會法規正是作為那隻“看不見的手”的具體表現，使不同利益的人得以和平共處，達到人類社會政治生活的平衡。
從以上的簡要分析可以看出，“看不見的手”是一種對從利己出發的活動進行調節、從而使私利與公益協調的力量。
這種力量在經濟生活中表現為經濟規律，在政治生活中表現為社會法規；它的作用是實現經濟均衡、政治均衡。
這種思想，可以說是一種早期的控制論思想和社會均衡思想。
總之，《道德情操論》和《國富論》這兩傑出著作在本質上是一緻的。
無論是對其學術思想體系和對人的行為動機的分析，還是對那隻“看不見的手”的論述，都涉及人的本性是利己的。
因此，所謂“亞當·斯密問題”實際上是由于誤解其著作而産生的。
那種把他看成在《道德情操論》中“研究道德世界的出發點是同情心”，在《國富論》中“研究經濟世界的出發點是利己主義”的觀點，不僅割裂這兩部著作之間的有機聯系，而且曲解了斯密的學術思想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