譯者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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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難指望如願以償地完成這個大事業，但我并沒有完全放棄這個計劃……因而我把3O多年前寫的這段話未加改動地放在這裡。
”斯密的這一論述清楚地表明：他把《國富論》看做是自己在《道德情操論》中論述的思想的繼續發揮。
因此，我們不能認為這兩部著作之間存在什麼基本矛盾。
（二）從對人的行為動機的分析來看，《道德情操論》和《國富論》都是從人的利己本性出發的。
在《道德情操論》中，斯密談到本性貪婪和自私的地主的行為動機時說：“富人隻是從這大量的産品中選用了最貴重和最中意的東西。
他們的消費量比窮人少；盡管他們的天性是自私的和貪婪的，雖然他們隻圖自己方便，雖然他們雇用千百人來為自己勞動的唯一目的是滿足自己無聊而又貪得無厭的欲望……”。
在《國富論》中，斯密又談到唯利是圖的資本家的行為動機。
他說：“把資本用來支持産業的人，既以牟取利潤為唯一目的，他自然總會努力使他用其資本所支持的産業的生産物能具有最大價值，換言之，能交換最大數量的貨币或其它貨物。
” 在斯密看來，個人利益是人們從事經濟活動的出發點；而從利己出發從事經濟活動的人，就是斯密所假設的“經濟人”（主要是指資本家）。
正因為斯密把利己主義作為“經濟人”活動的根據，所以，西方某些研究者既把斯密看成是古典經濟學的主要代表人物，又把他看作是一個信奉“适者生存”的被現金交易關系和殘忍的競争所支配的理論家。
當然，斯密本人是否認這種說法的。
他在《道德情操論》中把這種基于個人利益的利己主義稱為“自愛”（Self－Love）。
他指出，支配人類行為的動機有自愛、同情心、追求自由的欲望、正義感、勞動習慣和交換傾向等；人們自愛的本性是與同情心相伴随的，然而，人在本能上又是自私的，總是在自愛心的引導下追求自己的利益，從而妨礙同情心的充分發揮。
他還肯定了利己心的社會作用。
他認為，“自愛”是人類的一種美德，它決不能跟“自私”相混淆。
他把人們追求自身利益的“自愛”看成是一切經濟活動的必要條件。
斯密在《道德情操論》和《國富論》中，就從這種“經濟人”活動的利己主義出發，探讨了人類沉緬于“對财富的追求”的原因。
他認為，原因主要有這樣兩個： 第一，人性的本能迷戀發明、改良和革新。
斯密把人們追求财富的動因首先歸于人與自然的關系。
他認為，“經濟人”天生具有一種創造欲望和創新能力，它驅使他展開經濟活動，促使财富增加。
斯密以有的人對時間的準确性并不嚴格，對手表計時的準确性卻十分挑剔為例，來論證人天生具有的創造性，或曰對發明、改良和革新的“迷戀”。
斯密認為，正是這種“迷戀”激起了人們辛勤工作的熱情，鼓勵着人類去創造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
他在《道德情操論》中寫道：“天性很可能以這種方式來欺騙我們。
正是這種蒙騙不斷地喚起和保持人類勤勞的動機。
正是這種蒙騙，最初促使人類耕種土地，建築房屋，創立城市和國家，在所有的科學和藝術領域中有所發現、有所前進。
這些科學和藝術，提高了人類的生活水平，使之更加豐富多彩；完全改變了世界面貌，使自然界的原始森林變成适宜于耕種的平原，把沉睡荒涼的海洋變成新的糧庫，變成通達大陸上各個國家的行車大道。
”斯密對人們追求利得的這種論述，在他的《國富論》中是當作一種常識加以接受，并進行發揮的。
第二，為追求财富而“極度”地工作是出于實現和維持他的社會地位的需要。
在斯密看來，人需要同伴的同情，而同伴的同情更傾向于同情自己的快樂而不是悲傷，所以在旁觀者面前，每個人都把誇耀财富、掩飾貧窮作為動機。
他說：“按照我們所說的人生的偉大目标，即改善我們的條件而謀求的利益”，就是“引人注目、被人關心、得到同情、自滿自得和博得贊許”。
他認為，人們肉體所需的必需品，“最低級勞動者的工資就可以滿足”，他們之所以拼命追求财富，是由于“虛榮而不是舒适或快樂”。
他說：“富人因富有而洋洋得意，這是因為他感到他的财富自然而然地會引起世人對他的注意。
……相反，窮人因為貧窮而感到羞辱。
……盡管這會産生一種約束力，……然而，人們認為，這使大人物變成衆人羨慕的客觀對象，并補償了因追求這種地位而必定要經曆的種種辛苦、焦慮和對各種欲望的克制”；為了取得它，甯可失去“一切閑暇、舒适和無憂無慮的保證”。
從斯密的這些論述看來，他實際上是從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出發來研究人們追求财富的動因的；但他卻把人類經濟活動的動因歸于道德的、情感的因素，這就使他的研究偏離了正确軌道。
這正是斯密的階級局限性的反映。
盡管在《國富論》中着重了經濟因素的分析，他的這些弱點得到一定程度的克服，但在《道德情操論》中它卻表現得非常明顯。
在斯密看來，隻有資本主義生産關系才是合理的完美的，因此，他把資本主義生産關系人格化的“經濟人”（主要是指資本家）描繪成富有“同情心”并有種種美德的人。
無論怎樣，斯密在《道德情操論》中論證“經濟人”的出發點，和《國富論》是相同的，一緻的，即都是從人的利己主義的本性出發的。
例如，他在《道德情操論》中寫道：“毫無疑問，每個人生來首先和主要關心自己”。
他把改善自身生活條件看作“人生的偉大目标”。
這種論述在《國富論》中發展成為表述自利行為動機的名言：“我們每天所需要的食料和飲料，不是出自屠戶、釀酒家或烙面師的恩惠，而是出于他們自利的打算。
”可見，《道德情操論》和《國富論》這兩部著作，在論述的語氣、論及範圍的寬狹、細目的制定和着重點上雖有不同，如對利己主義行為的控制上，《道德情操論》寄重托于同情心和正義感，而在《國富論》中則寄希望于競争機制；但對自利行為動機的論述，在本質上卻是一緻的。
在《道德情操論》中，斯密是把“同
”斯密的這一論述清楚地表明：他把《國富論》看做是自己在《道德情操論》中論述的思想的繼續發揮。
因此，我們不能認為這兩部著作之間存在什麼基本矛盾。
（二）從對人的行為動機的分析來看，《道德情操論》和《國富論》都是從人的利己本性出發的。
在《道德情操論》中，斯密談到本性貪婪和自私的地主的行為動機時說：“富人隻是從這大量的産品中選用了最貴重和最中意的東西。
他們的消費量比窮人少；盡管他們的天性是自私的和貪婪的，雖然他們隻圖自己方便，雖然他們雇用千百人來為自己勞動的唯一目的是滿足自己無聊而又貪得無厭的欲望……”。
在《國富論》中，斯密又談到唯利是圖的資本家的行為動機。
他說：“把資本用來支持産業的人，既以牟取利潤為唯一目的，他自然總會努力使他用其資本所支持的産業的生産物能具有最大價值，換言之，能交換最大數量的貨币或其它貨物。
” 在斯密看來，個人利益是人們從事經濟活動的出發點；而從利己出發從事經濟活動的人，就是斯密所假設的“經濟人”（主要是指資本家）。
正因為斯密把利己主義作為“經濟人”活動的根據，所以，西方某些研究者既把斯密看成是古典經濟學的主要代表人物，又把他看作是一個信奉“适者生存”的被現金交易關系和殘忍的競争所支配的理論家。
當然，斯密本人是否認這種說法的。
他在《道德情操論》中把這種基于個人利益的利己主義稱為“自愛”（Self－Love）。
他指出，支配人類行為的動機有自愛、同情心、追求自由的欲望、正義感、勞動習慣和交換傾向等；人們自愛的本性是與同情心相伴随的，然而，人在本能上又是自私的，總是在自愛心的引導下追求自己的利益，從而妨礙同情心的充分發揮。
他還肯定了利己心的社會作用。
他認為，“自愛”是人類的一種美德，它決不能跟“自私”相混淆。
他把人們追求自身利益的“自愛”看成是一切經濟活動的必要條件。
斯密在《道德情操論》和《國富論》中，就從這種“經濟人”活動的利己主義出發，探讨了人類沉緬于“對财富的追求”的原因。
他認為，原因主要有這樣兩個： 第一，人性的本能迷戀發明、改良和革新。
斯密把人們追求财富的動因首先歸于人與自然的關系。
他認為，“經濟人”天生具有一種創造欲望和創新能力，它驅使他展開經濟活動，促使财富增加。
斯密以有的人對時間的準确性并不嚴格，對手表計時的準确性卻十分挑剔為例，來論證人天生具有的創造性，或曰對發明、改良和革新的“迷戀”。
斯密認為，正是這種“迷戀”激起了人們辛勤工作的熱情，鼓勵着人類去創造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
他在《道德情操論》中寫道：“天性很可能以這種方式來欺騙我們。
正是這種蒙騙不斷地喚起和保持人類勤勞的動機。
正是這種蒙騙，最初促使人類耕種土地，建築房屋，創立城市和國家，在所有的科學和藝術領域中有所發現、有所前進。
這些科學和藝術，提高了人類的生活水平，使之更加豐富多彩；完全改變了世界面貌，使自然界的原始森林變成适宜于耕種的平原，把沉睡荒涼的海洋變成新的糧庫，變成通達大陸上各個國家的行車大道。
”斯密對人們追求利得的這種論述，在他的《國富論》中是當作一種常識加以接受，并進行發揮的。
第二，為追求财富而“極度”地工作是出于實現和維持他的社會地位的需要。
在斯密看來，人需要同伴的同情，而同伴的同情更傾向于同情自己的快樂而不是悲傷，所以在旁觀者面前，每個人都把誇耀财富、掩飾貧窮作為動機。
他說：“按照我們所說的人生的偉大目标，即改善我們的條件而謀求的利益”，就是“引人注目、被人關心、得到同情、自滿自得和博得贊許”。
他認為，人們肉體所需的必需品，“最低級勞動者的工資就可以滿足”，他們之所以拼命追求财富，是由于“虛榮而不是舒适或快樂”。
他說：“富人因富有而洋洋得意，這是因為他感到他的财富自然而然地會引起世人對他的注意。
……相反，窮人因為貧窮而感到羞辱。
……盡管這會産生一種約束力，……然而，人們認為，這使大人物變成衆人羨慕的客觀對象，并補償了因追求這種地位而必定要經曆的種種辛苦、焦慮和對各種欲望的克制”；為了取得它，甯可失去“一切閑暇、舒适和無憂無慮的保證”。
從斯密的這些論述看來，他實際上是從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出發來研究人們追求财富的動因的；但他卻把人類經濟活動的動因歸于道德的、情感的因素，這就使他的研究偏離了正确軌道。
這正是斯密的階級局限性的反映。
盡管在《國富論》中着重了經濟因素的分析，他的這些弱點得到一定程度的克服，但在《道德情操論》中它卻表現得非常明顯。
在斯密看來，隻有資本主義生産關系才是合理的完美的，因此，他把資本主義生産關系人格化的“經濟人”（主要是指資本家）描繪成富有“同情心”并有種種美德的人。
無論怎樣，斯密在《道德情操論》中論證“經濟人”的出發點，和《國富論》是相同的，一緻的，即都是從人的利己主義的本性出發的。
例如，他在《道德情操論》中寫道：“毫無疑問，每個人生來首先和主要關心自己”。
他把改善自身生活條件看作“人生的偉大目标”。
這種論述在《國富論》中發展成為表述自利行為動機的名言：“我們每天所需要的食料和飲料，不是出自屠戶、釀酒家或烙面師的恩惠，而是出于他們自利的打算。
”可見，《道德情操論》和《國富論》這兩部著作，在論述的語氣、論及範圍的寬狹、細目的制定和着重點上雖有不同，如對利己主義行為的控制上，《道德情操論》寄重托于同情心和正義感，而在《國富論》中則寄希望于競争機制；但對自利行為動機的論述，在本質上卻是一緻的。
在《道德情操論》中，斯密是把“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