譯者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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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了廣泛的學術交流活動。
1764年3月至8月，斯密陪同這位年輕的公爵先後訪問了法國的南方城市圖盧茲、波爾多和蒙彼利埃。
在這期間，斯密感到比較空，于是他就在長期醞釀、構思的基礎上，根據他已積累的資料，開始撰寫他的經濟學著作。
1764年7月5日，斯密在圖盧茲給休谟的信中寫道：“為了消磨時光，我已開始寫一本書。
”他在這封信中所講的已開始寫的這本書，就是《國富論》。
1765年10月至12月，斯密訪問了日内瓦。
他懷着很大的興趣觀察了瑞士的共和制度，并多次到離日内瓦約7公裡的費爾奈會見法國著名啟蒙思想家伏爾泰，并同他就政治制度問題交換意見。
在這次歐洲大陸之行中，對斯密獲益最大的是對巴黎的訪問。
他在巴黎逗留的十個月間（1765年12月－1766年10月），曾會見了許多著名的思想家和政治家，如百科全書派成員狄德羅、達朗貝、孔狄亞克、霍爾巴赫、愛爾維修，重農主義者魁奈、杜爾哥、奈穆爾、老米拉波等。
在形形色色的沙龍、定期或不定期的宴會等社交場合以及個人交往中，斯密經常同他們交談經濟學、哲學、文學、政治等方面的問題，從中汲取了不少思想資料。
在經濟理論方面，對斯密影響較大的是魁奈和杜爾哥，在巴黎期間，斯還曾将他正在創作中的《國富論》一書的某些觀點，征求過魁奈、杜爾哥等重農主義者的意見。
1766年11月初，斯密從巴黎回到了倫敦。
在倫敦停留的半年時間内，他曾利用當時剛剛建立的英國博物館所藏的豐富資料，繼續進行《國富論》中所要論述的一些重要問題的研究，其中包括殖民地行政管理問題的研究等。
1767年5月他回到了自己的出生地卡柯爾迪，直到1773年4月的7年間，他一直在從事《國富論》的著述工作。
1773年春，斯密攜帶已經完成的初稿前往倫敦，原來打算稍加修訂和潤飾便交給出版商出版，但是，他在那裡看到了許多新的資料，包括1774年以後杜爾哥特地寄給他的被稱為“稀世珍本”的《關于課稅的備忘錄》，特别是1773年以後不斷加劇的北美殖民地對英國殖民統治的反抗和1775年爆發的美國獨立戰争，引起了他對殖民地問題的極大關注。
為此，他決心繼續進行自己的研究，而不急于發表此書，他又用了3年時間閱讀資料，繼續研究有關問題，對初稿進行了廣泛的修改和補充。
到1776年3月9日，《國富論》這部經濟學巨著終于問世了。
斯密在《國富論》中創立了富國裕民的古典經濟學體系，這在經濟思想史上具有劃時代的意義。
斯密在創作《國富論》的過程中，并沒有完全放下倫理道德理論的研究。
正當斯密從法國和倫敦搜集了有關資料回到卡柯爾迪集中精力着手撰寫《國富論》之際，1767年，他又修訂出版了《道德情操論》第三版。
在這一版中，實質性的修改雖較少，但和第二版相比改動還是相當多的。
這一版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他将《論語言的起源》這篇蘊含着巨大才能的文章，首次附印于該版的第437－478頁中。
1774年，當《國富論》進入定稿階段時，斯密又修訂出版了《道德情操論》第四版。
在這一版中，也作了一些實質性的和非實質性的修改，其中包含一些有關詞彙現代化的修改。
1778年1月，由于巴克勒公爵的舉薦，亞當·斯密被諾思首相任命為蘇格蘭海關專員及蘇格蘭鹽稅專員。
斯密在擔任這兩項公職期間，從未停止過學術研究和著述活動。
在任職的第一年，他就利用擔任海關和鹽稅專員所獲得的實際知識，增補、修訂了《國富論》中有關論述公共事務的部分，出版了該書的第二版。
1781年，斯密又修改了《道德情操論》中不完美的細節，出版了該書的第五版。
1784年，斯密又根據從事海關專員所獲得的确切資料，更詳細地論述了蘇格蘭的漁業獎勵制度、特許公司和非特許公司以及東印度公司等有關部分，出版了《國富論》第三版。
1786年，亞當·斯密又為《國富論》增寫了《序論及全書設計》置于卷首，出版了該書的第四版，這是斯密生前審訂的最後一個《國富論》版本。
斯密的《國富論》和《道德情操論》這兩部學術名著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及其對社會發展所産生的深遠影響，給他的母校格拉斯哥大學增添了光彩。
為此，格拉斯哥大學師生在1787年11月和1788年11月兩次推選斯密擔任該校名譽校長（每次當選任期一年），給了他極高的榮譽。
斯密為了報答人民對他的獎勵，實現他理想的“文明社會”，熱切地希望能做更多的事情、寫作更多的東西。
他曾對一位朋友說起，除了倫理學和經濟學著作外，他還打算寫關于文學、哲學和修辭學方面的以及關于法律、政治理論和科學發展史方面的大部頭著作；試圖建立一個龐大的理論體系，系統地闡明生存在宇宙中的這個無限而又聯系着的人類活動體系的整個過程，以及人類社會這架大機器的運行機制；揭示作為自然的人和作為社會的人的本性及其生活的終極目的、過程和形态。
可是，他年事已高，身體愈來愈衰弱，實際上已不可能實現自己的全部寫作計劃了。
為此，他深感遺憾地說：“我原打算寫更多的東西，我的原稿中有很多可以利用的材料，但現在已經不可能了。
” 斯密在其生命的最後幾年裡，僅完成了《道德情操論》第六版的修訂工作。
這次修訂是該書1759年出版以來規模最大的、也是最具有實質性的一次修訂，這是他長期深思熟慮的結果。
1788年3月15日，斯密在緻托馬斯·卡德爾的信中談到這次修訂的情況時說：“我現在正在緊張地專心用功”對《道德情操論》的“每一部分作增補和訂正”，其中特别是：增寫了第一卷第三篇第三章《論由欽佩富人和大人物，輕視、怠慢窮人和小人物的這種傾向引起的道德情操的敗壞》；重新改寫了第三卷的第二、第三章
1764年3月至8月，斯密陪同這位年輕的公爵先後訪問了法國的南方城市圖盧茲、波爾多和蒙彼利埃。
在這期間，斯密感到比較空，于是他就在長期醞釀、構思的基礎上，根據他已積累的資料，開始撰寫他的經濟學著作。
1764年7月5日，斯密在圖盧茲給休谟的信中寫道：“為了消磨時光，我已開始寫一本書。
”他在這封信中所講的已開始寫的這本書，就是《國富論》。
1765年10月至12月，斯密訪問了日内瓦。
他懷着很大的興趣觀察了瑞士的共和制度，并多次到離日内瓦約7公裡的費爾奈會見法國著名啟蒙思想家伏爾泰，并同他就政治制度問題交換意見。
在這次歐洲大陸之行中，對斯密獲益最大的是對巴黎的訪問。
他在巴黎逗留的十個月間（1765年12月－1766年10月），曾會見了許多著名的思想家和政治家，如百科全書派成員狄德羅、達朗貝、孔狄亞克、霍爾巴赫、愛爾維修，重農主義者魁奈、杜爾哥、奈穆爾、老米拉波等。
在形形色色的沙龍、定期或不定期的宴會等社交場合以及個人交往中，斯密經常同他們交談經濟學、哲學、文學、政治等方面的問題，從中汲取了不少思想資料。
在經濟理論方面，對斯密影響較大的是魁奈和杜爾哥，在巴黎期間，斯還曾将他正在創作中的《國富論》一書的某些觀點，征求過魁奈、杜爾哥等重農主義者的意見。
1766年11月初，斯密從巴黎回到了倫敦。
在倫敦停留的半年時間内，他曾利用當時剛剛建立的英國博物館所藏的豐富資料，繼續進行《國富論》中所要論述的一些重要問題的研究，其中包括殖民地行政管理問題的研究等。
1767年5月他回到了自己的出生地卡柯爾迪，直到1773年4月的7年間，他一直在從事《國富論》的著述工作。
1773年春，斯密攜帶已經完成的初稿前往倫敦，原來打算稍加修訂和潤飾便交給出版商出版，但是，他在那裡看到了許多新的資料，包括1774年以後杜爾哥特地寄給他的被稱為“稀世珍本”的《關于課稅的備忘錄》，特别是1773年以後不斷加劇的北美殖民地對英國殖民統治的反抗和1775年爆發的美國獨立戰争，引起了他對殖民地問題的極大關注。
為此，他決心繼續進行自己的研究，而不急于發表此書，他又用了3年時間閱讀資料，繼續研究有關問題，對初稿進行了廣泛的修改和補充。
到1776年3月9日，《國富論》這部經濟學巨著終于問世了。
斯密在《國富論》中創立了富國裕民的古典經濟學體系，這在經濟思想史上具有劃時代的意義。
斯密在創作《國富論》的過程中，并沒有完全放下倫理道德理論的研究。
正當斯密從法國和倫敦搜集了有關資料回到卡柯爾迪集中精力着手撰寫《國富論》之際，1767年，他又修訂出版了《道德情操論》第三版。
在這一版中，實質性的修改雖較少，但和第二版相比改動還是相當多的。
這一版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他将《論語言的起源》這篇蘊含着巨大才能的文章，首次附印于該版的第437－478頁中。
1774年，當《國富論》進入定稿階段時，斯密又修訂出版了《道德情操論》第四版。
在這一版中，也作了一些實質性的和非實質性的修改，其中包含一些有關詞彙現代化的修改。
1778年1月，由于巴克勒公爵的舉薦，亞當·斯密被諾思首相任命為蘇格蘭海關專員及蘇格蘭鹽稅專員。
斯密在擔任這兩項公職期間，從未停止過學術研究和著述活動。
在任職的第一年，他就利用擔任海關和鹽稅專員所獲得的實際知識，增補、修訂了《國富論》中有關論述公共事務的部分，出版了該書的第二版。
1781年，斯密又修改了《道德情操論》中不完美的細節，出版了該書的第五版。
1784年，斯密又根據從事海關專員所獲得的确切資料，更詳細地論述了蘇格蘭的漁業獎勵制度、特許公司和非特許公司以及東印度公司等有關部分，出版了《國富論》第三版。
1786年，亞當·斯密又為《國富論》增寫了《序論及全書設計》置于卷首，出版了該書的第四版，這是斯密生前審訂的最後一個《國富論》版本。
斯密的《國富論》和《道德情操論》這兩部學術名著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及其對社會發展所産生的深遠影響，給他的母校格拉斯哥大學增添了光彩。
為此，格拉斯哥大學師生在1787年11月和1788年11月兩次推選斯密擔任該校名譽校長（每次當選任期一年），給了他極高的榮譽。
斯密為了報答人民對他的獎勵，實現他理想的“文明社會”，熱切地希望能做更多的事情、寫作更多的東西。
他曾對一位朋友說起，除了倫理學和經濟學著作外，他還打算寫關于文學、哲學和修辭學方面的以及關于法律、政治理論和科學發展史方面的大部頭著作；試圖建立一個龐大的理論體系，系統地闡明生存在宇宙中的這個無限而又聯系着的人類活動體系的整個過程，以及人類社會這架大機器的運行機制；揭示作為自然的人和作為社會的人的本性及其生活的終極目的、過程和形态。
可是，他年事已高，身體愈來愈衰弱，實際上已不可能實現自己的全部寫作計劃了。
為此，他深感遺憾地說：“我原打算寫更多的東西，我的原稿中有很多可以利用的材料，但現在已經不可能了。
” 斯密在其生命的最後幾年裡，僅完成了《道德情操論》第六版的修訂工作。
這次修訂是該書1759年出版以來規模最大的、也是最具有實質性的一次修訂，這是他長期深思熟慮的結果。
1788年3月15日，斯密在緻托馬斯·卡德爾的信中談到這次修訂的情況時說：“我現在正在緊張地專心用功”對《道德情操論》的“每一部分作增補和訂正”，其中特别是：增寫了第一卷第三篇第三章《論由欽佩富人和大人物，輕視、怠慢窮人和小人物的這種傾向引起的道德情操的敗壞》；重新改寫了第三卷的第二、第三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