譯者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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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一生從事學術研究，留下了兩部傳世佳作——《國民财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以下簡稱《國富論》）與《道德情操論》。
他在《國富論》中建立的“富國裕民”的古典經濟學體系，已為我國思想理論界所熟知，但他在《道德情操論》中闡明的以“公民的幸福生活”為目标的倫理思想，卻很少引起我國思想理論界的關注；特别是這兩部著作之間的關系，長期以來未被人們正确理解。
早在19世紀中葉德國曆史學派的經濟學家就提出了所謂的“亞當·斯密問題”，即《道德情操論》和《國富論》對比懸殊、相互矛盾的問題。
他們認為，斯密在《道德情操論》中把人們的行為歸結于同情，而在《國富論》中卻把人們的行為歸結于自私。
他們說，斯密在《道德情操論》中把同情作為社會行為的基礎，而在《國富論》中，由于受到法國“唯物主義”思想家的影響，從利他的理論轉向利己的理論。
從此以後，幾乎所有論及亞當·斯密著作和思想的論著，差不多都把斯密看作是倫理學上的利他主義者，經濟學上的利己主義者。
這種觀點，似乎成了研究亞當·斯密的傳統“信條”。
例如，在我國流行頗廣的盧森貝所著《政治經濟學史》就認為，斯密在《道德情操論》中“研究道德世界的出發點是同情心”，而“他研究經濟世界的出發點”則“是利己主義”。
這種所謂的“亞當·斯密問題”，其實是出于對斯密著作的誤解，尤其是對《道德情操論》的誤解。
這裡，僅就斯密生平和《道德情操論》的創作及修訂再版，以及《道德情操論》和《國富論》的關系，即所謂的“亞當·斯密問題”，作一概述。
一、斯密生平和《道德情操論》的創作及修訂再版 1723年6月5日，亞當·斯密出生于蘇格蘭法夫郡的卡柯爾迪。
他的父親是當地海關的審計員，在斯密出生前幾個月就去世了。
母親是大地主的女兒，一直活到90歲，僅比斯密早死6年。
斯密生前喪父，童年體質孱弱多病，又無兄弟姐妹，一生未曾娶妻，同母親相依為命。
在長達60年的歲月中，斯密對母親孝順侍奉，報答了她的養育之恩。
斯密接受啟蒙教育是在卡柯爾迪市立學校，這所學校在相當有名望的戴維·米勒的領導下，造就了一批卓越人才。
幼年的斯密在學校中以對書籍的熱愛和超人的記憶而引人注目。
斯密在卡柯爾迪度過了中小學生活。
工場手工業和外貿相當發達的卡柯爾迪，使斯密對蘇格蘭社會有了一個朦胧的認識。
1737年，斯密以出色的成績進入格拉斯哥大學學習。
他在該校的3年中，學習了拉丁語、希臘語、數學和倫理學等課程。
他當時最喜歡的是數學和自然哲學，然而，這卻不是他在其中顯示才華的科學。
出類拔萃的道德哲學教授哈奇森以淵博學識與高尚人格給斯密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哈奇森似乎注意到了他的天資，把16歲的斯密介紹給了當時正在寫作《人性論》的哲學家大衛·休谟。
1740年，斯密作為斯内爾獎學金的獲得者被推薦到牛津大學深造。
在那裡，他緻力于鑽研拉丁語和希臘語的古典著作，認真研究了《人性論》等當代和古代偉大思想家的作品，打下了堅實的古典哲學與當代哲學的基礎。
1748年秋，他擔任愛丁堡大學講師。
1749年編寫過一份經濟學講義。
在1750－1751年的冬天，講授過一學期經濟學。
1751年，他被選為格拉斯哥大學的邏輯學教授。
從1752年起，他又繼承他的老師——哈奇森博士任該校的道德哲學教授，直到1764年辭去教職為止。
他經常回憶起這13年，說這是他“一生中最有用和最幸福”的時期。
這個時期是他學術思想形成的重要時期。
1759年4月，斯密以《道德情操論》為題出版了他的倫理學名著。
在斯密那個時代，“道德情操”這個詞是用來說明人（被設想為本能上是自私的動物）的令人難以理解的能力，即作出判斷克制私利的能力。
斯密在《道德情操論》中，就是闡明具有利己主義本性的個人怎樣控制他的感情或行為，尤其是自私的感情或行為，以及怎樣建立一個有确立行為準則必要的社會。
《道德情操論》出版後，亞當·斯密在格拉斯哥最後4年的學術研究，向着兩個重點方向發展。
其一，繼續深入研究倫理道德理論。
在這方面，他聽取了一些研究哲學的朋友們的意見，對《道德情操論》作了較大修改，于1761年出了第二版。
他在這一版中所作出的具有重大價值的修改，是他發展了有關公正的旁觀者的理論，明确指出良心是一種社會關系的産物。
其二，加強了對法學和政治經濟學的研究，于1763年在格拉斯哥大學作了《關于法律、警察、歲入及軍備的演講》。
斯密在這個演講中，論證在經濟自由的條件下，資本主義經濟關系能夠迅速地推動财富的積累，并圍繞這個中心，初步分析了當時英國經濟生活的基本問題，闡述了政治經濟學的一系列基本原理，從而确定了他經濟研究的總的方向及其經濟理論體系的中心思想。
因此，可以把斯密在這次演講中所闡明的基本思想，看作是他後來在《國富論》中所建立的古典政治經濟學體系的雛形。
《道德情操論》和《關于法律、警察、歲入及軍備的演講》這兩部著作，是亞當·斯密在教授生涯中進行學術研究所取得的兩項重要成果。
1763年11月，斯密接受英國财政大臣查爾斯·湯申德的聘請，辭去了大學教授職務，作為湯申德的養子年輕的巴克勒公爵出國旅行的家庭教師，進行了為期近3年（1764年2月至1766年10月）的歐洲大陸之行。
在此期間，他訪問了法國和瑞士的一些重要城市，考察了各地的經濟、政治和社會狀況，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