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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件事發生約五年後，我決定到巴黎住一陣子。

    我在倫敦住夠了，每天都做同樣的事情，我實在受不了了。

    我的朋友們循規蹈矩，相安無事，他們不再有什麼讓我吃驚的事情。

    我碰上了他們，知道他們張口會說什麼，就連他們的風流韻事也隻是乏味的老一套。

    我們像有軌電車，順着軌道從終點站到終點站，運載的乘客人數都能算出個大概來。

    生活井然有序得讓人受不了。

    我整日驚恐不安。

    我放棄了我的小單元房，賣掉寥寥幾件家具，決意重打鑼鼓另開張。

     離開倫敦之前，我去斯特裡克蘭德太太家裡辭行。

    我有時間沒見她了，注意到了她身上的變化：她看上去不僅老了、瘦了、皺紋多了，我覺得她的性格也改變了。

    她的生意做得風生水起，目前在錢塞裡巷設立了一間辦公室。

    她自己已經很少打字了，而是花時間校對她雇用的四個姑娘的打字稿。

    她想方設法把稿件做得漂漂亮亮，藍紅兩種色帶被利用到了極緻。

    打印稿用各種淺色的粗紙裝訂起來，看上去好像隐形的水紋綢子。

    她赢得了打印稿子整齊而準确的好名聲。

    她在賺錢。

    但是，她認為自謀生路有失身份，這個坎兒她總是邁不過去，因此跟人打交道一定要讓人明白，她出身高貴。

    她動不動就在談話裡提及她認識的名人的名字，讓你明白她在社交界是有身份的。

    她羞于談論她的勇氣和生意能力，但很樂于表白她第二天晚上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