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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時,誰都沒有像羅絲·沃特福德那樣對我關照有加。

    她有男性理性的一面,也有女性任性的一面。

    她寫的小說原創性很強,讓人心緒紛亂。

    一天,在她的家裡,我遇見了查爾斯·斯特裡克蘭德的妻子。

    沃特福德小姐在舉辦茶會,她窄小的房間比平常更為擁擠。

    大家好像都在說話,而我靜靜地坐着,感到無所适從。

    不過我這人過于内向,哪一群人都加入不進去,因為他們似乎都深陷在自己的交談中了。

    沃特福德小姐是一個十分周到的東道主,看見我處境狼狽就走過來了。

     “我想讓你和斯特裡克蘭德太太說說話,”她說,“她對你的小說推崇備至。

    ” “她是幹什麼的?”我問道。

     我意識到自己的孤陋寡聞。

    如果斯特裡克蘭德太太是一個名聲在外的作家,我覺得在和她開始說話前,一定要把這點強調出來才好。

     羅絲·沃特福德把兩眼穩穩地垂下,好讓她的回答更具效果。

     “她舉行午餐聚會。

    你隻管虛張聲勢一點,她會邀請你吃午餐的。

    ” 羅絲·沃特福德有點憤世嫉俗。

    她認為生活就是有機會寫小說,公衆就是她寫作的原材料。

    如果公衆中有人欣賞她的才能,适度慷慨地招待過她,她就會時不時邀請其中一些人來府上做客。

    大衆對名流的癡迷讓她覺得既不屑又好笑,但還是在他們面前扮演了一個得體的著名女才子。

     我被領到了斯特裡克蘭德太太面前,我們在一起交談了十分鐘。

    我一無所獲,隻感覺她的聲音還算好聽。

    她在威斯敏斯特區有一套公寓,與還沒有竣工的那所大教堂25①遙遙相望。

    因為我們住在同一個教區裡,彼此便更親近了一層。

    對于居住在泰晤士河和聖詹姆斯公園之間的所有居民來說,陸海軍商店就是一條把他們聯結起來的紐帶。

    斯特裡克蘭德太太要了我的地址,幾天之後,我收到了一張邀請共進午餐的請柬。

     我受邀的機會不多,自然高興地接受了這次邀請。

    我到達時稍稍晚了一點。

    因為我害怕到得過早,便在大教堂附近兜了三個圈子,趕到時來用餐的人已經聚齊了。

    沃特福德小姐在座,傑伊太太、理查德·特威甯和喬治·羅德也落座了。

    我們都是作家。

    天氣清朗,還是早春,大家心情都很好,我們談到了上百件事情。

    沃特福德小姐在兩種打扮之間猶豫不決:一種是她青春年少時的唯美主義,身着淡綠色,手持一枝水仙花去參加聚會;一種是身穿成熟女性的随意服飾,腳蹬高跟鞋,身着巴黎上衣。

    最後她隻戴了頂新帽子,新帽子讓她興緻很高。

    我還從來沒有聽過她用如此刻薄的語言談論我們共同的朋友。

    傑伊太太心下明白失當的言辭往往是智慧的靈魂,因此用幾近耳語的音調發表高見,足以讓雪白的桌布羞得像玫瑰一樣通紅。

    理查德·特威甯哇啦哇啦說些怪誕不經的言論,而喬治·羅德感覺無須展示什麼才氣,多嘴隻會顯得俗氣,便隻管往嘴裡送食物。

    斯特裡克蘭德太太話也不多,但是她有一種令人愉快的本領,能引導交談按照一般的話題進行。

    大家談話出現短暫停頓時,她恰如其分地插進話來,讓交談繼續進行。

    她三十七歲,個子較高,體态豐滿,卻不顯得肥胖,長得不算标緻,但是臉蛋兒招人喜歡,也許主要是因為她那雙和善的棕色眼睛。

    她面色不好,一頭黑發雅緻地紮了起來。

    三個在座的女人中她是唯一一個素面朝天的,可對比起來,倒顯得簡單樸素,少有矯飾。

     餐廳的品位符合時代風尚,一切都非常簡樸。

    很高的護牆闆一色白,綠色牆紙上挂着惠司勒26①的銅版蝕刻畫,黑色畫框很簡潔。

    綠色窗簾上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