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宋通鑒長編紀事本末卷第八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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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宗皇帝
修兩朝國史
熙甯十年五月戊午，诏修仁宗、英宗兩朝正史。
七月辛未，上禦資政殿，監修國史吳充率修國史宋敏求、編修官王存、黃履、林希，以仁宗、英宗紀草進呈。
上服靴袍，内侍進案，敏求進讀，上立聽，顧問終篇，始坐。
十月甲申，修國史院奏：『近編修官黃履言國史不須立符瑞、道釋志。
及乞修表。
竊惟太史公書封禅、班固志郊祀、範蔚宗志祭祀，而曆代之史，又有方技列傳。
然則符瑞、道釋亦可分附于志、傳之間，不須特立其名。
又紀、傳雖備，而未有表。
今既修之，恐不可無也。
本院看詳《齊書》有祥瑞志。
天聖中，史官以真宗崇建宮觀，符瑞屢臻，遂著二志，以載其事。
今撰仁宗、英宗正史，若與舊三朝史别為書，則不須著此二志。
若通為一書，則恐真宗朝事無所統系。
況未奉朝旨通修，所乞立表，欲依履所請。
』诏立表不從，餘俟通修國史日别取旨。
是時已命宋敏求修公卿百官表，而履等不知也。
元豐元年七月庚寅，知禮院、大理寺丞、集賢校理曾肇兼修國史院編修官。
肇奏：『臣史學不如臣兄鞏，乞回所授。
』不聽。
四年七月己酉，诏：『朝散郎、直龍圖閣曾鞏素以史學見稱士類，方朝廷叙次兩朝大典，宜使與論其間，以信其學于後。
其見修兩朝國史将畢，當與三朝國史通修成書，宜以鞏充史館修撰，專典史事。
取三朝國史先加考詳，候兩朝國史成，一處修定。
』仍诏鞏管勾編修院。
鞏所為文，章句非一律，雖開合馳騁，應用不窮，然言近指遠，要其歸，必正于仁義。
至于行，不能逮其文也。
呂公著常評鞏以為：『人不及議論，議論不及文章。
』 八月庚申，史館修撰曾鞏兼同判太常寺。
诏鞏專典史事，更不預修兩朝史。
上曰：『修史最為難事，如魯史，亦止備錄國事，待孔子然後筆削。
司馬遷材足以周物，猶止記君臣善惡之迹，為實錄而已。
』王珪曰：『近修《唐書》，褒貶亦甚無法。
』上曰：『唐太宗治僭亂以一天下，如房、魏之徒，宋祁、歐陽修輩尚不能窺其淺深，及所以成就功業之實。
為史官者，材不足以過其一代之人，不若實錄事迹，以待賢人去取褒貶爾。
』 十月甲子，史館修撰曾鞏言：『臣誤被聖旨，付以史事。
祖宗積累功德，非可形容。
竊惟前世原本推功，必始于受命之君，以明王迹之所自。
《商頌》所紀由湯，上至于契。
周詩《生民》、《清廟》本于後稷、文王。
宋興，太祖開建宏業，更立三才[1]，為帝者首。
陛下所以命臣顯揚褒大之意，固以謂太祖雄材大略，千載以來，特起之主，國家所由興，無前之烈，明白暴見，以覺悟萬世，傳之無窮。
臣竊考舊聞，旬月，次輯太祖行事，揆其指意所出、終始之際，論著于篇。
敢繕寫上塵。
臣内省大懼，智不足以究測高遠，文不足以推闡精微，使先帝成功盛德晦昧不彰，不能滿足陛下仁孝繼述之心，仰負恩待，無以自贖。
伏惟陛下聰明睿知，不世之資，非群臣所能望。
如賜裁定，使臣獲受成法，更去纰缪，存其可采，系于太祖本紀篇末，以為國史書首，以稱明诏萬分之一。
』诏曾鞏：『今所拟修史格，若止如司馬遷以下編年體式，宜仿前代諸史修定。
或欲别立義例，即先具奏。
』辛巳，史館修撰曾鞏言：『臣修定五朝國史，要見宋興以來名臣良士，或嘗有名位，或素在邱園，嘉言善行，曆官行事，軍國勳勞，或貢獻封章，著撰文字，本家碑志、行狀、記述[2]，或他人為作傳記之類。
今所修國史，須當收采載述。
恐舊書訪尋之初，有所未盡，乞京畿委開封知府及畿縣知縣外，委逐路監司、州縣長吏博加求訪，有子系者，延至詢問。
所有事迹或文字，盡因郡府納于史局，以備論次。
或文字稍多，其家無力繕寫，即官為傭寫校正。
其嘗任兩府、兩制、台谏官之家，家至詢訪，各限一月發送史局，并中書編集累朝文字及樞密院機要文字，共累朝禦劄、诏副本送本局，以備讨論。
』從之。
五年六月甲寅，修兩朝正史成一百二十卷。
上服靴袍，禦垂拱殿，引監修國史王珪、修史官蒲宗孟、李清臣、王存、趙彥若、曾鞏進讀紀傳，賜珪銀絹千，宗孟六百，各賜襲衣、金帶，改官并聽辭免，珪賜一子绯章服，清臣、存、彥若、鞏各遷一官。
同修史官蘇頌、黃履、林希、蔡卞、劉奉世各賜銀絹有差。
故相吳充銀絹六百，故史館修撰宋敏求百五十，内侍押班石得一再任皇城司。
八月丁未，以兩朝國史書成，燕垂拱殿。
二年四月戊寅，罷修五朝史。
奉太皇太後二王附 治平四年正月丁巳，英宗崩，神宗即位。
己未，尊皇太後為太皇太後，皇後為皇太後。
丙辰，昌王颢、樂安郡王頵乞解官行服，不聽。
昌王颢進封岐王，樂安郡王頵進封嘉王。
熙甯七年二月庚午，岐王颢、嘉王
七月辛未，上禦資政殿，監修國史吳充率修國史宋敏求、編修官王存、黃履、林希，以仁宗、英宗紀草進呈。
上服靴袍，内侍進案，敏求進讀，上立聽，顧問終篇，始坐。
十月甲申，修國史院奏：『近編修官黃履言國史不須立符瑞、道釋志。
及乞修表。
竊惟太史公書封禅、班固志郊祀、範蔚宗志祭祀，而曆代之史，又有方技列傳。
然則符瑞、道釋亦可分附于志、傳之間，不須特立其名。
又紀、傳雖備，而未有表。
今既修之，恐不可無也。
本院看詳《齊書》有祥瑞志。
天聖中，史官以真宗崇建宮觀，符瑞屢臻，遂著二志，以載其事。
今撰仁宗、英宗正史，若與舊三朝史别為書，則不須著此二志。
若通為一書，則恐真宗朝事無所統系。
況未奉朝旨通修，所乞立表，欲依履所請。
』诏立表不從，餘俟通修國史日别取旨。
是時已命宋敏求修公卿百官表，而履等不知也。
元豐元年七月庚寅，知禮院、大理寺丞、集賢校理曾肇兼修國史院編修官。
肇奏：『臣史學不如臣兄鞏，乞回所授。
』不聽。
四年七月己酉，诏：『朝散郎、直龍圖閣曾鞏素以史學見稱士類，方朝廷叙次兩朝大典，宜使與論其間，以信其學于後。
其見修兩朝國史将畢，當與三朝國史通修成書，宜以鞏充史館修撰，專典史事。
取三朝國史先加考詳，候兩朝國史成，一處修定。
』仍诏鞏管勾編修院。
鞏所為文，章句非一律，雖開合馳騁，應用不窮，然言近指遠，要其歸，必正于仁義。
至于行，不能逮其文也。
呂公著常評鞏以為：『人不及議論，議論不及文章。
』 八月庚申，史館修撰曾鞏兼同判太常寺。
诏鞏專典史事，更不預修兩朝史。
上曰：『修史最為難事，如魯史，亦止備錄國事，待孔子然後筆削。
司馬遷材足以周物，猶止記君臣善惡之迹，為實錄而已。
』王珪曰：『近修《唐書》，褒貶亦甚無法。
』上曰：『唐太宗治僭亂以一天下，如房、魏之徒，宋祁、歐陽修輩尚不能窺其淺深，及所以成就功業之實。
為史官者，材不足以過其一代之人，不若實錄事迹，以待賢人去取褒貶爾。
』 十月甲子，史館修撰曾鞏言：『臣誤被聖旨，付以史事。
祖宗積累功德，非可形容。
竊惟前世原本推功，必始于受命之君，以明王迹之所自。
《商頌》所紀由湯，上至于契。
周詩《生民》、《清廟》本于後稷、文王。
宋興，太祖開建宏業，更立三才[1]，為帝者首。
陛下所以命臣顯揚褒大之意，固以謂太祖雄材大略，千載以來，特起之主，國家所由興，無前之烈，明白暴見，以覺悟萬世，傳之無窮。
臣竊考舊聞，旬月，次輯太祖行事，揆其指意所出、終始之際，論著于篇。
敢繕寫上塵。
臣内省大懼，智不足以究測高遠，文不足以推闡精微，使先帝成功盛德晦昧不彰，不能滿足陛下仁孝繼述之心，仰負恩待，無以自贖。
伏惟陛下聰明睿知，不世之資，非群臣所能望。
如賜裁定，使臣獲受成法，更去纰缪，存其可采，系于太祖本紀篇末，以為國史書首，以稱明诏萬分之一。
』诏曾鞏：『今所拟修史格，若止如司馬遷以下編年體式，宜仿前代諸史修定。
或欲别立義例，即先具奏。
』辛巳，史館修撰曾鞏言：『臣修定五朝國史，要見宋興以來名臣良士，或嘗有名位，或素在邱園，嘉言善行，曆官行事，軍國勳勞，或貢獻封章，著撰文字，本家碑志、行狀、記述[2]，或他人為作傳記之類。
今所修國史，須當收采載述。
恐舊書訪尋之初，有所未盡，乞京畿委開封知府及畿縣知縣外，委逐路監司、州縣長吏博加求訪，有子系者，延至詢問。
所有事迹或文字，盡因郡府納于史局，以備論次。
或文字稍多，其家無力繕寫，即官為傭寫校正。
其嘗任兩府、兩制、台谏官之家，家至詢訪，各限一月發送史局，并中書編集累朝文字及樞密院機要文字，共累朝禦劄、诏副本送本局，以備讨論。
』從之。
五年六月甲寅，修兩朝正史成一百二十卷。
上服靴袍，禦垂拱殿，引監修國史王珪、修史官蒲宗孟、李清臣、王存、趙彥若、曾鞏進讀紀傳，賜珪銀絹千，宗孟六百，各賜襲衣、金帶，改官并聽辭免，珪賜一子绯章服，清臣、存、彥若、鞏各遷一官。
同修史官蘇頌、黃履、林希、蔡卞、劉奉世各賜銀絹有差。
故相吳充銀絹六百，故史館修撰宋敏求百五十，内侍押班石得一再任皇城司。
八月丁未，以兩朝國史書成，燕垂拱殿。
二年四月戊寅，罷修五朝史。
奉太皇太後二王附 治平四年正月丁巳，英宗崩，神宗即位。
己未，尊皇太後為太皇太後，皇後為皇太後。
丙辰，昌王颢、樂安郡王頵乞解官行服，不聽。
昌王颢進封岐王，樂安郡王頵進封嘉王。
熙甯七年二月庚午，岐王颢、嘉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