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三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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牆子嶺，盧象升入援，楊嗣昌陰主互市策，象升見帝曰：“臣主戰。
”帝色變，良久曰：“款乃外廷議耳，其出與嗣昌議。
”（見《盧象升傳》。
）是和議之策，帝已與嗣昌謀之。
（《何楷傳》，嗣昌方主款議，曆引建武款塞故事，楷與禦史林蘭友駁之。
）及陳新甲為兵部尚書，以南北交困，遣使與我朝議和。
傅宗龍奏之，大學士謝升在帝前曰：“倘肯議和，和亦可恃。
”帝遂以和事谕新甲密圖之，而戒其勿洩，是帝更明知時勢之不可不和矣。
言官方士亮、倪仁祯、朱徽等谒升，升告以上在奉先殿祈簽，和意已決，諸君幸勿多言，士亮等辄群起劾升去。
（見《謝升》及《二臣傳》。
）新甲所遣求和之馬紹愉，以密語報新甲，新甲家人誤發抄。
（《二臣傳》如此，《明史》則雲，帝手诏為其家人誤發抄。
）于是言者大嘩，交章劾奏，帝迫于群議，且惡新甲之彰主過，遂棄新甲于市。
（《新甲傳》）自是帝不複敢言和，且亦無人能辦和事者，而束手待亡矣。
統當日事勢觀之，我太宗既有許和意，崇祯帝亦未嘗不願議和，徒以朝論紛呶，是非蜂起，遂不敢定和，以緻國力困極，宗社淪亡。
豈非書生紙上空談，誤人家國之明驗哉！ 案明季書生誤國，不獨議和一事也。
如萬元吉疏言，孫傳庭守關中，議者謂不宜輕出，而已有議其逗撓者矣。
賊既渡河，諸臣請撤關甯吳三桂兵迎擊，而已有議其蹙地者矣。
及賊勢燎原，群臣或請南幸，或請皇儲監國南京，皆權宜善策，而已有議其邪妄者矣。
即此一疏觀之，可見諸臣不度時勢，徒逞臆見，誤人家國而不顧也。
○明代宦官 有明一代宦官之禍，視唐雖稍輕，然至劉瑾、魏忠賢亦不減東漢末造矣。
初，明祖著令，内官不得與政事，秩不得過四品。
永樂中，遣鄭和下西洋，侯顯使西番，馬骐鎮交趾，且以西北諸将多洪武舊人，不能無疑慮，乃設鎮守之官，以中人參之，京師内又設東廠偵事，宦官始進用。
宣宗時，中使四出，取花鳥及諸珍異亦多，然袁琦、裴可烈等有犯辄誅，故不敢肆。
正統以後，則邊方鎮守，京營掌兵，經理倉場，提督營造，珠池銀钅廣，市舶織造，無處無之。
何元朗雲，嘉靖中，有内官語朱象元雲，昔日張先生（璁）進朝，我們要打恭。
後夏先生，（言）我們平眼看他。
今嚴先生，（嵩）與我們拱手始進去。
案世宗馭内侍最嚴，四十餘年間未嘗任以事，故嘉靖中内官最斂戢，然已先後不同如此，何況正德、天啟等朝乎！稗史載，永樂中，差内官到五府、六部，俱離府部官一丈作揖。
途遇公侯驸馬，皆下馬旁立。
今則呼喚府部官如屬吏，公侯驸馬途遇内官，反回避之，且稱以翁父，至大臣則并叩頭跪拜矣。
此可見有明一代宦官權勢之大概也。
總而論之，明代宦官擅權，自王振始。
然其時廷臣附之者，惟王骥、王等數人，其他尚不肯俯首，故薛、李時勉皆被誣害。
及汪直擅權，附之者漸多，奉使出，巡按禦史等迎拜馬首，巡撫亦戎裝谒路，王越、陳钺等結為奧援。
然閣臣商辂、劉翊，尚連章劾奏，尚書項中、馬文升等亦薄之而為所陷，則士大夫之氣猶不盡屈也。
至劉瑾，則焦芳、劉宇、張彩等為之腹心，戕賊善類，征責賄賂，流毒幾遍天下。
然瑾惡翰林不屈，而以《通鑒纂要》謄寫不謹，譴谪諸纂修官，可見是時廷臣尚未靡然從風。
且王振、汪直好延攬名士，振慕薛、陳敬宗之名，特物色之。
直慕楊繼宗之名，親往吊之。
瑾慕康海之名，因其救李夢陽，一言而立出之獄。
是亦尚不敢奴隸朝臣也。
迨魏忠賢竊權，而三案被劾、察典被谪諸人，欲借其力以傾正人，遂群起附之。
文臣則崔呈秀、田吉、吳夫、李夔龍、倪文煥，号五虎；武臣則田爾耕、許顯純、孫雲鶴、楊寰、崔應元，号五彪；又尚書周應秋、卿寺曹欽程等，号十狗；又有十孩兒、四十孫之号，自内閣六部至四方督撫，無非逆黨，乎可成篡弑之禍矣。
《明史》載，太祖制，内官不許讀書識字。
宣宗始設内書堂，選小内侍令大學士陳山教之，遂為定制，用是多通文義。
（《四友齋叢說》則謂，永樂中已令吏部聽選教職，入内教書。
王振始以教職入内，遂自宮以進，至司禮監。
）數傳之後，勢成積重雲。
然考其緻禍之由，亦不盡由于通文義也。
王振、汪直、劉瑾固稍知文墨，魏忠賢則目不識丁，而禍更烈。
大概總由于人主童昏，漫不省事，故若輩得以愚弄而竊威權。
如憲宗稍能自主，則汪直始雖肆恣，後終一斥不用。
武宗之于瑾，亦能擒而戮之。
惟英、熹二朝，皆以沖齡嗣位，故振、忠賢得肆行無忌。
然正統之初，三楊當國，振尚心憚之未敢逞。
迨三楊相繼殁，而後跋扈不可制。
天啟之初，衆正盈朝，忠賢亦未大橫。
四年以後，葉向高、趙南星、高攀龍、楊漣、左光鬥等相繼去，而後肆其毒痛。
計振、忠賢之擅權，多不過六七年，少僅三四年，而禍敗已如是，設令正統、天啟之初，二豎即大權在握，其禍更有不可勝言者。
然則廣樹正人，以端政本而防亂源，固有天下者之要務哉！ 案明代宦官擅權，其富亦駭人聽聞。
今見于記載者，王振時，每朝觐官來見者，以百金為率，千金者始得醉飽而出。
（《稗史類編》）是時賄賂初開，千金已為厚禮。
然振籍沒時，金銀六十餘庫，玉盤百，珊瑚高六七尺者二十餘株，（《明史振傳》）則其富已不訾矣。
李廣殁後，孝宗得其賂籍，文武大臣饋黃、白米各千百石，帝曰：“廣食幾何，乃受米如許？”左右曰：“隐語耳，黃者金，白者銀也。
”（《廣傳》）則視振已更甚。
劉瑾時，天下三司官入觐，例索千金，甚至有四五千金者。
（《蔣欽傳》）科道出使歸，例有重賄。
給事中周龠勘事歸，淮安知府趙俊許貸千金，既而不與，龠計無所出，至桃源自刎死。
（《許天錫傳》）偶一出使，即需重賂，其他可知也。
稗史又記布政使須納二萬金，則更不止四五千金矣。
瑾敗後，籍沒之數，據王鏊筆記，大玉帶八十束，黃金二百五十萬兩，銀五千萬餘兩，他珍寶無算。
計瑾竊柄不過六七年，而所積已如此。
其後錢甯籍沒時，黃金十餘萬兩，白金三千箱，玉帶二千五百束，（《甯傳》）亦幾及瑾之半。
至魏忠賢竊柄，史雖不載其籍沒之數，然其權勝于瑾，則其富更勝于瑾可知也。
顧納賄亦不必奄寺，凡勢之所在，利即随之。
如錢甯敗後，江彬以武臣得幸，籍沒時黃金七十櫃，白金二千三百櫃。
（《彬傳》）非宦官也。
世宗時，宦官無擅權者，而嚴嵩為相二十年，《明史》所記籍沒之數，黃金三萬餘兩，白金二百萬餘兩，他珍
”帝色變，良久曰：“款乃外廷議耳，其出與嗣昌議。
”（見《盧象升傳》。
）是和議之策，帝已與嗣昌謀之。
（《何楷傳》，嗣昌方主款議，曆引建武款塞故事，楷與禦史林蘭友駁之。
）及陳新甲為兵部尚書，以南北交困，遣使與我朝議和。
傅宗龍奏之，大學士謝升在帝前曰：“倘肯議和，和亦可恃。
”帝遂以和事谕新甲密圖之，而戒其勿洩，是帝更明知時勢之不可不和矣。
言官方士亮、倪仁祯、朱徽等谒升，升告以上在奉先殿祈簽，和意已決，諸君幸勿多言，士亮等辄群起劾升去。
（見《謝升》及《二臣傳》。
）新甲所遣求和之馬紹愉，以密語報新甲，新甲家人誤發抄。
（《二臣傳》如此，《明史》則雲，帝手诏為其家人誤發抄。
）于是言者大嘩，交章劾奏，帝迫于群議，且惡新甲之彰主過，遂棄新甲于市。
（《新甲傳》）自是帝不複敢言和，且亦無人能辦和事者，而束手待亡矣。
統當日事勢觀之，我太宗既有許和意，崇祯帝亦未嘗不願議和，徒以朝論紛呶，是非蜂起，遂不敢定和，以緻國力困極，宗社淪亡。
豈非書生紙上空談，誤人家國之明驗哉！ 案明季書生誤國，不獨議和一事也。
如萬元吉疏言，孫傳庭守關中，議者謂不宜輕出，而已有議其逗撓者矣。
賊既渡河，諸臣請撤關甯吳三桂兵迎擊，而已有議其蹙地者矣。
及賊勢燎原，群臣或請南幸，或請皇儲監國南京，皆權宜善策，而已有議其邪妄者矣。
即此一疏觀之，可見諸臣不度時勢，徒逞臆見，誤人家國而不顧也。
○明代宦官 有明一代宦官之禍，視唐雖稍輕，然至劉瑾、魏忠賢亦不減東漢末造矣。
初，明祖著令，内官不得與政事，秩不得過四品。
永樂中，遣鄭和下西洋，侯顯使西番，馬骐鎮交趾，且以西北諸将多洪武舊人，不能無疑慮，乃設鎮守之官，以中人參之，京師内又設東廠偵事，宦官始進用。
宣宗時，中使四出，取花鳥及諸珍異亦多，然袁琦、裴可烈等有犯辄誅，故不敢肆。
正統以後，則邊方鎮守，京營掌兵，經理倉場，提督營造，珠池銀钅廣，市舶織造，無處無之。
何元朗雲，嘉靖中，有内官語朱象元雲，昔日張先生（璁）進朝，我們要打恭。
後夏先生，（言）我們平眼看他。
今嚴先生，（嵩）與我們拱手始進去。
案世宗馭内侍最嚴，四十餘年間未嘗任以事，故嘉靖中内官最斂戢，然已先後不同如此，何況正德、天啟等朝乎！稗史載，永樂中，差内官到五府、六部，俱離府部官一丈作揖。
途遇公侯驸馬，皆下馬旁立。
今則呼喚府部官如屬吏，公侯驸馬途遇内官，反回避之，且稱以翁父，至大臣則并叩頭跪拜矣。
此可見有明一代宦官權勢之大概也。
總而論之，明代宦官擅權，自王振始。
然其時廷臣附之者，惟王骥、王等數人，其他尚不肯俯首，故薛、李時勉皆被誣害。
及汪直擅權，附之者漸多，奉使出，巡按禦史等迎拜馬首，巡撫亦戎裝谒路，王越、陳钺等結為奧援。
然閣臣商辂、劉翊，尚連章劾奏，尚書項中、馬文升等亦薄之而為所陷，則士大夫之氣猶不盡屈也。
至劉瑾，則焦芳、劉宇、張彩等為之腹心，戕賊善類，征責賄賂，流毒幾遍天下。
然瑾惡翰林不屈，而以《通鑒纂要》謄寫不謹，譴谪諸纂修官，可見是時廷臣尚未靡然從風。
且王振、汪直好延攬名士，振慕薛、陳敬宗之名，特物色之。
直慕楊繼宗之名，親往吊之。
瑾慕康海之名，因其救李夢陽，一言而立出之獄。
是亦尚不敢奴隸朝臣也。
迨魏忠賢竊權，而三案被劾、察典被谪諸人，欲借其力以傾正人，遂群起附之。
文臣則崔呈秀、田吉、吳夫、李夔龍、倪文煥，号五虎；武臣則田爾耕、許顯純、孫雲鶴、楊寰、崔應元，号五彪；又尚書周應秋、卿寺曹欽程等，号十狗；又有十孩兒、四十孫之号，自内閣六部至四方督撫，無非逆黨，乎可成篡弑之禍矣。
《明史》載，太祖制，内官不許讀書識字。
宣宗始設内書堂，選小内侍令大學士陳山教之，遂為定制，用是多通文義。
（《四友齋叢說》則謂，永樂中已令吏部聽選教職，入内教書。
王振始以教職入内，遂自宮以進，至司禮監。
）數傳之後，勢成積重雲。
然考其緻禍之由，亦不盡由于通文義也。
王振、汪直、劉瑾固稍知文墨，魏忠賢則目不識丁，而禍更烈。
大概總由于人主童昏，漫不省事，故若輩得以愚弄而竊威權。
如憲宗稍能自主，則汪直始雖肆恣，後終一斥不用。
武宗之于瑾，亦能擒而戮之。
惟英、熹二朝，皆以沖齡嗣位，故振、忠賢得肆行無忌。
然正統之初，三楊當國，振尚心憚之未敢逞。
迨三楊相繼殁，而後跋扈不可制。
天啟之初，衆正盈朝，忠賢亦未大橫。
四年以後，葉向高、趙南星、高攀龍、楊漣、左光鬥等相繼去，而後肆其毒痛。
計振、忠賢之擅權，多不過六七年，少僅三四年，而禍敗已如是，設令正統、天啟之初，二豎即大權在握，其禍更有不可勝言者。
然則廣樹正人，以端政本而防亂源，固有天下者之要務哉！ 案明代宦官擅權，其富亦駭人聽聞。
今見于記載者，王振時，每朝觐官來見者，以百金為率，千金者始得醉飽而出。
（《稗史類編》）是時賄賂初開，千金已為厚禮。
然振籍沒時，金銀六十餘庫，玉盤百，珊瑚高六七尺者二十餘株，（《明史振傳》）則其富已不訾矣。
李廣殁後，孝宗得其賂籍，文武大臣饋黃、白米各千百石，帝曰：“廣食幾何，乃受米如許？”左右曰：“隐語耳，黃者金，白者銀也。
”（《廣傳》）則視振已更甚。
劉瑾時，天下三司官入觐，例索千金，甚至有四五千金者。
（《蔣欽傳》）科道出使歸，例有重賄。
給事中周龠勘事歸，淮安知府趙俊許貸千金，既而不與，龠計無所出，至桃源自刎死。
（《許天錫傳》）偶一出使，即需重賂，其他可知也。
稗史又記布政使須納二萬金，則更不止四五千金矣。
瑾敗後，籍沒之數，據王鏊筆記，大玉帶八十束，黃金二百五十萬兩，銀五千萬餘兩，他珍寶無算。
計瑾竊柄不過六七年，而所積已如此。
其後錢甯籍沒時，黃金十餘萬兩，白金三千箱，玉帶二千五百束，（《甯傳》）亦幾及瑾之半。
至魏忠賢竊柄，史雖不載其籍沒之數，然其權勝于瑾，則其富更勝于瑾可知也。
顧納賄亦不必奄寺，凡勢之所在，利即随之。
如錢甯敗後，江彬以武臣得幸，籍沒時黃金七十櫃，白金二千三百櫃。
（《彬傳》）非宦官也。
世宗時，宦官無擅權者，而嚴嵩為相二十年，《明史》所記籍沒之數，黃金三萬餘兩，白金二百萬餘兩，他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