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一章荊公之文學（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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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譯文】
後世把矛頭都指向了王安石的政術和學術，唯獨對他的文學，還知道尊重。
本來文學的性質，是與人無争，而且不容易學到其中的奧妙，技藝的表現卻容易看到。
因此就以文學方面來說，王安石在中國數千年的文學史中，已經占有最高的位置了。
吳澄的《臨川王文公集序》中說：“唐代的文章能變革原來八代的流弊，追逐先漢足迹的人，韓愈而已，柳宗元次之。
宋代的文學比唐代要強盛，隻有廬陵歐陽修、眉山蘇洵、蘇轼、南豐曾鞏、臨川王安石五人，與唐代那二人不相上下。
從漢的東都到現在，已經八百年了，連上唐宋的文章，可稱得上大家的隻有七人。
文學這件事确實是難啊。
”後人将吳澄所舉的七人，再加上蘇轍為第八人，于是有“唐宋八大家”之稱。
八大家并不能窮盡文章之美，而從東漢到中唐，沒有聽說哪個文人能超越這八家的。
從南宋到今天，也沒有聽說有文人能和這八家媲美的，那幺八大家有此名聲也是應該的。
即使這樣，王安石的文章，也有一點是和其他七家不同的：那七家，都是文人的文章，而王安石是學者的文章。
那七家并不是沒有學問，隻不如王安石這樣既精通經術又熟悉百家九流，是那七人所無法達到的。
因此文理的博大和精辟，氣勢的深遠和樸茂，是王安石為文的特色，也不是另外七家能達到的。
唐宋八大家中，他們的地位也有高下之分：柳宗元的紀行體文章最好，曾鞏體雖然具體，但規模稍狹窄；蘇洵、蘇轍，都是依附蘇東坡而顯赫的。
這四家，不過如宋、鄭、魯、衛這樣的小國之類，如果要找能和齊、晉、秦、楚這樣的大國相抗衡的，隻有韓愈、歐陽修、蘇東坡、王安石四人罷了。
嘗試着将他們做一個比較：蘇東坡的文章很美，有縱橫家的風格。
言辭往往勝于理。
他說理雖然透達，然而卻經常借助于比喻，這足以證明他筆力不足；氣雖盛，然而卻一洩無餘，沒有含蓄回旋的韻味。
王安石與他正相反。
因此用蘇東坡的文章和王安石的文章相比，好比是野狐禅和正法。
試以王安石《上仁宗書》和蘇東坡的《上神宗書》一起讀，它們的品格就立即區分開來。
韓愈是王安石學習的對象，歐陽修曾和王安石一起學習韓愈，王安石對待歐陽修和師友一般。
歐陽修贈王安石詩中說：“翰林風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
老去自憐心尚在，後來誰與子争先。
”王安石回贈他說：“欲傳道義心雖壯，強學文章力已窮。
他日若能窺孟子，終身何敢望韓公。
”歐陽修認為王安石能趕上韓愈，而王安石卻不敢自居。
從我原來論說的學者之文和文人之文的角度看，就是說王安石的文章超過韓愈的文章也是可以的。
如果隻說文言文，那幺韓愈就如同是蕭何造未央宮，不能再超過了，王安石也就是繼承和模仿他罷了。
王安石與歐陽修一同學習韓愈，而都能全部學到韓愈的技法而又自成一家；歐陽修與王安石，又各自成一家；歐陽修用韓愈的法度改變他的面目而自成一家，王安石則是用韓愈的面目增減他的法度而自成一家。
李光弼到郭子儀的軍中，号令不改，而旌旗壁壘煥然一新，王安石學韓愈，正是如此。
曾國藩說學王安石的文章，應當學他的倔強之氣，他是最能了解王安石文章的了。
王安石論事說理的文章，文辭峭拔嚴肅如韓非子，态度誠懇真摯又如墨子，就這一點來說，即使是韓愈、歐陽修也是比不上的。
蘇東坡學莊子、列子，而沒有一篇文章能如莊子、列子一樣的；王安石學韓愈、墨子，則讓人覺得已經是韓愈、墨子了。
人都知道尊崇王安石的議論文，而不知道他的記叙文更是集中的上乘之作。
他集中碑、志之類，差不多有二百篇，而結構沒有一篇是相同的：有的如長江大河，有的如層巒疊嶂，有時将小小的芥子可放大成須彌山，有時将偌大的東海籠于袖中，沒有不擅長的文體，沒有不具備的風格。
在韓愈之外，隻有他一人而已。
曾國藩說：“寫文章全在氣盛，想氣盛全靠段落清楚。
每段的連接之處似斷不斷，似咽非咽，似吞非吞，似吐非吐，古人做文章的無限妙境，難以領會；每段開始的時候，似承接又不是承接，似提領又不是提領，似突然又不突然，似緩和又不緩和，古人寫文章的無限妙用也難以領會。
”這是對寫文章的深刻體會。
我說要想領會這些，熟讀王安石的文章，就差不多了。
王安石的文章錄入前面各章的，已經有二十餘篇，都是用來表明他的政術和學術，用意不在他的文學上。
然而如《上仁宗皇帝言事書》、《國家百年無事劄子》、《材論》、《答司馬谏議書》、《周官義序》、《詩義序》、《洪範傳書後》、《讀老子》這些篇章，必是要永久保存的文章，可永遠作為世人寫作的模範。
今再抄錄數篇，以便使各種文體齊備。
行走在山**上時，就會目不暇接，我評論王安石的文章，恨不能親手抄寫王安石的全集！ 《讀孟嘗君傳》： 世人全都說孟嘗君能得士人之心，因此士人歸附他，而他最終依靠這些人的力量得以逃離秦國那個兇險之地。
唉！其實孟嘗君隻不過是雞鳴狗盜之徒的頭子而已，他怎幺能稱得上善于得士呢？如果他不與雞鳴狗盜之徒為伍，那幺，他靠着齊國這樣強大的力量，隻要能得到一個真正的賢士，就可以南面稱王，并且使秦國臣服，哪裡還用得着利用雞鳴狗盜之徒的力量呢？雞鳴狗盜之徒出入于他的門下，這就是為什幺真正的賢士不到他那裡去的原因呀！ 《讀刺客傳》： 曹沫帶兵而使國君丢失城池，又劫持齊桓公，管仲因不願背棄約定且要取信天下，所以曹沫一時成功。
我隻奇怪智伯的國士豫讓，難道不能用他的策略嗎？豫讓真是國士，當初不能預先謀劃三晉，挽救智伯的滅亡，區區一死，還值得計較嗎，他也是不欺瞞自家的心意呀。
聶政投靠嚴仲子，荊轲歸附燕太子丹。
這兩個人，窮愁潦倒之時，自尊自愛，不輕易讓人了解，也是有所期待。
那些依仗道德來等待世道的，怎幺樣？ 《答韶州張殿丞書》： 安石啟：承蒙您再次寫信給我，告訴我我父親在韶州時的政績，被官吏和人民所稱頌，至今沒有斷絕。
感傷當今的士大夫已經不能完全知道這些事，又恐怕史官不能記載下來，以排在前代好官吏之後。
這都是因為我辜負了先人的期望，自己的言行不足以使天下人信服，不能發揚先人的功德讓每個人都知道，我之所以日夜愁苦、痛心疾首而不敢放棄的就是這個。
我父親在世的時候我還小，沒能完全知曉他理政的事迹。
可是我曾經随侍在他身邊，還能記誦他的教誨。
大概我父親所存的志向，就是想使天下之人受到大的恩澤，以一物的枯槁作為自己的羞恥。
他大事情既然沒能去做，卻已做了一些小事，而這些事情又将被遺忘，我對先人的辜負，罪責實在是太大了，我又憑什幺立足于天地之間呢？閣下天天忙碌擔心，時刻想着這些事情是否能流傳下去，如果不是仁人君子樂于道的人，怎幺能做到這樣呢？在夏、商、周三代的時候，諸侯國都各有史官，而當時的史官大多世代相傳，往往能以身殉職，不辜負這份工作的意義。
大概他們所傳下來的，都是十分确鑿可以作為憑據的東西。
此後不僅沒了諸侯國的史官，而且近代以來如果不是職位十分高貴，那幺就是有十分突出的才能，或者高尚的道德，要是不幸不被朝廷稱頌的，就不能見于史書。
寫史書的人，又是從當時的貴人中選出來的，看他們在朝廷上議論的時候，人人都按自己的好惡來看問題，并且有的還把忠義看成邪惡，把不同的看成相同的，當前會有懲罰也不害怕，背後有人讪笑也不知道羞恥，隻是為了滿足自己的好惡而已。
更何況讓他們背着人用文字來評價前代人的好壞，他們更是随意品評，死去的人又不能争辯是否恰當，活着的人也不能來說一說是非曲直，對寫史的人又不存在什幺危害。
因而以他們的私心，怎幺能不欺騙人呢？善行既
本來文學的性質，是與人無争，而且不容易學到其中的奧妙，技藝的表現卻容易看到。
因此就以文學方面來說，王安石在中國數千年的文學史中，已經占有最高的位置了。
吳澄的《臨川王文公集序》中說：“唐代的文章能變革原來八代的流弊，追逐先漢足迹的人，韓愈而已，柳宗元次之。
宋代的文學比唐代要強盛，隻有廬陵歐陽修、眉山蘇洵、蘇轼、南豐曾鞏、臨川王安石五人，與唐代那二人不相上下。
從漢的東都到現在，已經八百年了，連上唐宋的文章，可稱得上大家的隻有七人。
文學這件事确實是難啊。
”後人将吳澄所舉的七人，再加上蘇轍為第八人，于是有“唐宋八大家”之稱。
八大家并不能窮盡文章之美，而從東漢到中唐，沒有聽說哪個文人能超越這八家的。
從南宋到今天，也沒有聽說有文人能和這八家媲美的，那幺八大家有此名聲也是應該的。
即使這樣，王安石的文章，也有一點是和其他七家不同的：那七家，都是文人的文章，而王安石是學者的文章。
那七家并不是沒有學問，隻不如王安石這樣既精通經術又熟悉百家九流，是那七人所無法達到的。
因此文理的博大和精辟，氣勢的深遠和樸茂，是王安石為文的特色，也不是另外七家能達到的。
唐宋八大家中，他們的地位也有高下之分：柳宗元的紀行體文章最好，曾鞏體雖然具體，但規模稍狹窄；蘇洵、蘇轍，都是依附蘇東坡而顯赫的。
這四家，不過如宋、鄭、魯、衛這樣的小國之類，如果要找能和齊、晉、秦、楚這樣的大國相抗衡的，隻有韓愈、歐陽修、蘇東坡、王安石四人罷了。
嘗試着将他們做一個比較：蘇東坡的文章很美，有縱橫家的風格。
言辭往往勝于理。
他說理雖然透達，然而卻經常借助于比喻，這足以證明他筆力不足；氣雖盛，然而卻一洩無餘，沒有含蓄回旋的韻味。
王安石與他正相反。
因此用蘇東坡的文章和王安石的文章相比，好比是野狐禅和正法。
試以王安石《上仁宗書》和蘇東坡的《上神宗書》一起讀，它們的品格就立即區分開來。
韓愈是王安石學習的對象，歐陽修曾和王安石一起學習韓愈，王安石對待歐陽修和師友一般。
歐陽修贈王安石詩中說：“翰林風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
老去自憐心尚在，後來誰與子争先。
”王安石回贈他說：“欲傳道義心雖壯，強學文章力已窮。
他日若能窺孟子，終身何敢望韓公。
”歐陽修認為王安石能趕上韓愈，而王安石卻不敢自居。
從我原來論說的學者之文和文人之文的角度看，就是說王安石的文章超過韓愈的文章也是可以的。
如果隻說文言文，那幺韓愈就如同是蕭何造未央宮，不能再超過了，王安石也就是繼承和模仿他罷了。
王安石與歐陽修一同學習韓愈，而都能全部學到韓愈的技法而又自成一家；歐陽修與王安石，又各自成一家；歐陽修用韓愈的法度改變他的面目而自成一家，王安石則是用韓愈的面目增減他的法度而自成一家。
李光弼到郭子儀的軍中，号令不改，而旌旗壁壘煥然一新，王安石學韓愈，正是如此。
曾國藩說學王安石的文章，應當學他的倔強之氣，他是最能了解王安石文章的了。
王安石論事說理的文章，文辭峭拔嚴肅如韓非子，态度誠懇真摯又如墨子，就這一點來說，即使是韓愈、歐陽修也是比不上的。
蘇東坡學莊子、列子，而沒有一篇文章能如莊子、列子一樣的；王安石學韓愈、墨子，則讓人覺得已經是韓愈、墨子了。
人都知道尊崇王安石的議論文，而不知道他的記叙文更是集中的上乘之作。
他集中碑、志之類，差不多有二百篇，而結構沒有一篇是相同的：有的如長江大河，有的如層巒疊嶂，有時将小小的芥子可放大成須彌山，有時将偌大的東海籠于袖中，沒有不擅長的文體，沒有不具備的風格。
在韓愈之外，隻有他一人而已。
曾國藩說：“寫文章全在氣盛，想氣盛全靠段落清楚。
每段的連接之處似斷不斷，似咽非咽，似吞非吞，似吐非吐，古人做文章的無限妙境，難以領會；每段開始的時候，似承接又不是承接，似提領又不是提領，似突然又不突然，似緩和又不緩和，古人寫文章的無限妙用也難以領會。
”這是對寫文章的深刻體會。
我說要想領會這些，熟讀王安石的文章，就差不多了。
王安石的文章錄入前面各章的，已經有二十餘篇，都是用來表明他的政術和學術，用意不在他的文學上。
然而如《上仁宗皇帝言事書》、《國家百年無事劄子》、《材論》、《答司馬谏議書》、《周官義序》、《詩義序》、《洪範傳書後》、《讀老子》這些篇章，必是要永久保存的文章，可永遠作為世人寫作的模範。
今再抄錄數篇，以便使各種文體齊備。
行走在山**上時，就會目不暇接，我評論王安石的文章，恨不能親手抄寫王安石的全集！ 《讀孟嘗君傳》： 世人全都說孟嘗君能得士人之心，因此士人歸附他，而他最終依靠這些人的力量得以逃離秦國那個兇險之地。
唉！其實孟嘗君隻不過是雞鳴狗盜之徒的頭子而已，他怎幺能稱得上善于得士呢？如果他不與雞鳴狗盜之徒為伍，那幺，他靠着齊國這樣強大的力量，隻要能得到一個真正的賢士，就可以南面稱王，并且使秦國臣服，哪裡還用得着利用雞鳴狗盜之徒的力量呢？雞鳴狗盜之徒出入于他的門下，這就是為什幺真正的賢士不到他那裡去的原因呀！ 《讀刺客傳》： 曹沫帶兵而使國君丢失城池，又劫持齊桓公，管仲因不願背棄約定且要取信天下，所以曹沫一時成功。
我隻奇怪智伯的國士豫讓，難道不能用他的策略嗎？豫讓真是國士，當初不能預先謀劃三晉，挽救智伯的滅亡，區區一死，還值得計較嗎，他也是不欺瞞自家的心意呀。
聶政投靠嚴仲子，荊轲歸附燕太子丹。
這兩個人，窮愁潦倒之時，自尊自愛，不輕易讓人了解，也是有所期待。
那些依仗道德來等待世道的，怎幺樣？ 《答韶州張殿丞書》： 安石啟：承蒙您再次寫信給我，告訴我我父親在韶州時的政績，被官吏和人民所稱頌，至今沒有斷絕。
感傷當今的士大夫已經不能完全知道這些事，又恐怕史官不能記載下來，以排在前代好官吏之後。
這都是因為我辜負了先人的期望，自己的言行不足以使天下人信服，不能發揚先人的功德讓每個人都知道，我之所以日夜愁苦、痛心疾首而不敢放棄的就是這個。
我父親在世的時候我還小，沒能完全知曉他理政的事迹。
可是我曾經随侍在他身邊，還能記誦他的教誨。
大概我父親所存的志向，就是想使天下之人受到大的恩澤，以一物的枯槁作為自己的羞恥。
他大事情既然沒能去做，卻已做了一些小事，而這些事情又将被遺忘，我對先人的辜負，罪責實在是太大了，我又憑什幺立足于天地之間呢？閣下天天忙碌擔心，時刻想着這些事情是否能流傳下去，如果不是仁人君子樂于道的人，怎幺能做到這樣呢？在夏、商、周三代的時候，諸侯國都各有史官，而當時的史官大多世代相傳，往往能以身殉職，不辜負這份工作的意義。
大概他們所傳下來的，都是十分确鑿可以作為憑據的東西。
此後不僅沒了諸侯國的史官，而且近代以來如果不是職位十分高貴，那幺就是有十分突出的才能，或者高尚的道德，要是不幸不被朝廷稱頌的，就不能見于史書。
寫史書的人，又是從當時的貴人中選出來的，看他們在朝廷上議論的時候，人人都按自己的好惡來看問題，并且有的還把忠義看成邪惡，把不同的看成相同的，當前會有懲罰也不害怕，背後有人讪笑也不知道羞恥，隻是為了滿足自己的好惡而已。
更何況讓他們背着人用文字來評價前代人的好壞，他們更是随意品評，死去的人又不能争辯是否恰當，活着的人也不能來說一說是非曲直，對寫史的人又不存在什幺危害。
因而以他們的私心，怎幺能不欺騙人呢？善行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