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章荊公之學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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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的話。
韓玉汝的兒子宗文，字求仁，曾給王安石寫信，請教六經主旨，王安石回答他，隻是關于《春秋》說，此經比其他的經尤其難，蓋三傳都不足信也。
王安石也有易解，言辭很簡，疑問處缺少，後來有印行的，名為《易義》，這不是王安石的書。
和靖距離王安石的年代不遠，他這幺說，很公平。
現在的人都把王安石說《春秋》是事實記載淩亂蕪雜的書作為他的罪名，冤枉啊。
” 今按《答韓求仁書》，被存于他的本集中，确實如和靖所說。
王安石不但不回答求仁問《春秋》的話，就是對于問《易》的内容也不回答，大概是這兩種經書微言大義，比其他的經書都深奧，如果不是受孔子親口教授，沒有辦法理解。
如果用自己的想法去揣測，沒有不謬以千裡的。
王安石不敢臆測，正是孔子所說的君子被蒙蔽是因為他還有不知道的東西，我們正應當因此而認為王安石做的對，而怎幺能诋毀他呢？況且古代的學校，春秋教授《禮》、《樂》，冬夏教《詩》、《書》，而孔子正言，也僅在詩書執禮，難道不是因為《易》、《春秋》的大義，不是随便哪一個人都能說的嗎？而王安石隻把三經設立在學官中，也是效法古人罷了。
（考異十九）周麟之《孫氏春秋傳後序》中說：“王安石想要解釋《春秋》以行于天下，而孫莘老的傳已經出來，一看到感到很好，自知不能再比他寫得好了，于是诋毀《春秋》而廢止。
說：這是本事實記載淩亂蕪雜的書！不能在學官中教授，不用于科舉。
”李穆堂駁斥他說：“王安石想解釋《春秋》，還沒有着書，别人是怎幺知道的？見到孫莘老的傳而嫉妒，诋毀他的傳就足夠了，何至于因為傳而诋毀經呢？诋毀傳容易，诋毀經難，舍棄容易的，而選擇難的，傻子也不會去做，而王安石會那樣做嗎？而且據邵氏輯的序文，說孫莘老晚年時為儒士們穿鑿的說法而憂慮，于是為《春秋》作傳，那幺孫莘老的這個傳，應該成于晚年。
王安石死于元祐元年（公元1086年），年六十八歲，孫莘老在元祐元年才拜谏議大夫，而死于紹聖年間（公元1094年~1097年），死時六十三歲。
這樣孫莘老要比王安石小十多歲，他晚年所着的書，王安石大概沒有看到，而嫉妒的說法是從何而來呢？周麟之胡亂編造，後人相信了他，這些人的醜陋和周麟之沒有什幺區别。
”又說：“事實記載淩亂蕪雜的書這種說法，曾從先達那裡聽說過，說是見于臨汝閑書，大概痛恨解經的人，而不是诋毀經書。
王安石的弟子陸佃、龔原，共同研究《春秋》，陸佃着《春秋後傳》，龔原着《春秋解》，遇到疑難處就認為是缺少文字。
王安石笑着說缺文如此之多，那幺《春秋》就成了事實記載淩亂蕪雜的書了。
大概是說研究經書的人自己不理解經書，就不應當把它當缺少文字對待，意思實際上是尊經，而不是诋毀經書。
”現在看孫莘老的《春秋傳》，不隻是周麟之有跋，楊龜山也有序。
楊龜山說：“熙甯初，崇儒尊經，訓示開導了許多賢士，認為三傳的異同，無法考證，對于六經尤其難以了解，因此《春秋》不被列在學官，并不是廢而不用。
而士人正急于科舉的學習，于是就缺少不講了。
”這正和尹和靖的說法相同。
楊龜山平時最好诋毀王氏的學說，而他這樣說，為什幺後人不提起這些，而隻信周麟之的話呢？ 王安石生平所着書，有《臨川集》一百卷，《後集》八十卷（現在流傳的是元金谿危素搜輯而成，共一百卷，後集也在其中，不是原來的版本），《周官義》二十二卷（今《四庫》所收錄的《永樂大典》本為十六卷），《易義》二十卷（見《宋史-藝文志》，而根據尹和靖說這并不是王安石的書），《洪範傳》一卷（今存集中），《詩經新義》三十卷（今佚），《春秋左氏解》十卷（今佚），《禮記要義》二卷（今佚），《孝經義》一卷（今佚），《論語解》十卷（今佚），《孟子解》十卷（今佚），《老子注》二卷（今佚），《字說》二十四卷（今佚）。
王安石一生對于書是無所不看，到老更加熱心，在晚年寫的《與曾子固書》中說： （前略）我從百家諸子的書到《難經》、《素問》、《本草》、各種小說，沒有不讀的，農夫女工方面的内容，也無所不問。
後代的學者，和先王的時候不一樣，如果不這樣就不能了解聖人的原因吧。
有了真知然後再去讀，就可以有所選擇，所以異端的學問就不能使自己混亂；也因為不使自己迷亂，因而就可以有所選擇，更加明了大道。
子固看我所掌握的，還能被異端的東西所迷亂嗎？現在迷亂的風俗，不在于佛學，而在于學問上。
士大夫們沉浸在利欲之中，相互用言語恭維，不知自己約束自己罷了，子固認為是這樣嗎？（案：子固來信規勸王安石學習佛學，這是王安石的回信。
） 王安石晚年潛心于哲理的研究，以求得到真谛，佛學和道學兩方面，都有所得，而他理論中重要的一點就是用世，在他的《讀老子》一篇中講： 道術有根本有末流，根本是萬物生長的基礎，末流是萬物成就的條件。
根本出于自然，所以不用假借人力就可以表現出來，萬物依靠它生長。
末流涉及外形器用，所以要依靠人力然後萬物才會長成。
不用假借人力萬物可以依靠它生長，聖人可以不用說、不用做；到了要依靠人力然後萬物才能長成，這就是聖人不能不說、不能不做的原因。
所以當初聖人在位，把萬物生長、長成當做自己的責任，一定要有四種治理措施，這四種措施就是禮法、音樂、刑罰、政治，是萬物長成的條件。
所以聖人緻力于培養萬物長成，而不說使萬物生長，大概是因為生長效法自然，不是人力能夠實現的。
老子卻不這樣，認為涉及外形和器用，都不值一提、不值得去做，所以抵觸禮法、音樂、刑罰、政治，隻講道。
這是不能明察事理而又要求過高的錯誤。
道是自然的東西，又何必幹預呢？隻是因為涉及外形器用，一定要等人去說、等人去做。
《老子》上講：“三十車輻共用一轍，因為它是空的才會用在車上。
”毂輻能有用處，本來就在于車沒有用處，然而工匠砍削雕琢木料從來沒有達到無的地步，是沒有用到自然的力量，可以不用參與。
現在造車的人知道造出毂輻從來沒有達到無的地步，但可以把車造成，是因為毂和輻具備了，那幺無就有了用處。
如果知道無的用處卻不去造毂和輻，那幺造車的技術自然就生疏了，現在知道無可以用于造車，用于治理天下，卻不知道為什幺有用。
所以無可以用于造車是因為有了毂和輻，無可以用于治理天下是因為有了禮法、音樂、刑罰和政治。
如果在車上廢棄了毂和輻，在天下廢棄了禮法、音樂、刑罰和政治，隻是坐着等待無發生效用，就是近乎愚蠢了。
現代西方學者宣講哲學來推動社會學、國家學，他們的理論繁多，總結起來說，不外乎兩種說法：一是說宇宙中的一切事物，都是出自天演，都是由自然規律決定的；駁斥他們的人說，優勝劣汰，天沒有慈悲之心，擇優是人們自己的選擇。
如果聽從第一種說法，就是遵從命運；如果聽從第二種說法，就是遵從力量。
遵從命運而不知力量重要，就會造成放任而社會不再進步；遵從力量而不聽從天命，就會過于幹涉而社會也因此不會進步。
明白了命運和力量的相互關系，是不是也差不多明白了大道了呢？王安石的這番論述，也許有所創見。
兩千年來學者們論說老子，沒有像王安石這樣精辟的了。
韓玉汝的兒子宗文，字求仁，曾給王安石寫信，請教六經主旨，王安石回答他，隻是關于《春秋》說，此經比其他的經尤其難，蓋三傳都不足信也。
王安石也有易解，言辭很簡，疑問處缺少，後來有印行的，名為《易義》，這不是王安石的書。
和靖距離王安石的年代不遠，他這幺說，很公平。
現在的人都把王安石說《春秋》是事實記載淩亂蕪雜的書作為他的罪名，冤枉啊。
” 今按《答韓求仁書》，被存于他的本集中，确實如和靖所說。
王安石不但不回答求仁問《春秋》的話，就是對于問《易》的内容也不回答，大概是這兩種經書微言大義，比其他的經書都深奧，如果不是受孔子親口教授，沒有辦法理解。
如果用自己的想法去揣測，沒有不謬以千裡的。
王安石不敢臆測，正是孔子所說的君子被蒙蔽是因為他還有不知道的東西，我們正應當因此而認為王安石做的對，而怎幺能诋毀他呢？況且古代的學校，春秋教授《禮》、《樂》，冬夏教《詩》、《書》，而孔子正言，也僅在詩書執禮，難道不是因為《易》、《春秋》的大義，不是随便哪一個人都能說的嗎？而王安石隻把三經設立在學官中，也是效法古人罷了。
（考異十九）周麟之《孫氏春秋傳後序》中說：“王安石想要解釋《春秋》以行于天下，而孫莘老的傳已經出來，一看到感到很好，自知不能再比他寫得好了，于是诋毀《春秋》而廢止。
說：這是本事實記載淩亂蕪雜的書！不能在學官中教授，不用于科舉。
”李穆堂駁斥他說：“王安石想解釋《春秋》，還沒有着書，别人是怎幺知道的？見到孫莘老的傳而嫉妒，诋毀他的傳就足夠了，何至于因為傳而诋毀經呢？诋毀傳容易，诋毀經難，舍棄容易的，而選擇難的，傻子也不會去做，而王安石會那樣做嗎？而且據邵氏輯的序文，說孫莘老晚年時為儒士們穿鑿的說法而憂慮，于是為《春秋》作傳，那幺孫莘老的這個傳，應該成于晚年。
王安石死于元祐元年（公元1086年），年六十八歲，孫莘老在元祐元年才拜谏議大夫，而死于紹聖年間（公元1094年~1097年），死時六十三歲。
這樣孫莘老要比王安石小十多歲，他晚年所着的書，王安石大概沒有看到，而嫉妒的說法是從何而來呢？周麟之胡亂編造，後人相信了他，這些人的醜陋和周麟之沒有什幺區别。
”又說：“事實記載淩亂蕪雜的書這種說法，曾從先達那裡聽說過，說是見于臨汝閑書，大概痛恨解經的人，而不是诋毀經書。
王安石的弟子陸佃、龔原，共同研究《春秋》，陸佃着《春秋後傳》，龔原着《春秋解》，遇到疑難處就認為是缺少文字。
王安石笑着說缺文如此之多，那幺《春秋》就成了事實記載淩亂蕪雜的書了。
大概是說研究經書的人自己不理解經書，就不應當把它當缺少文字對待，意思實際上是尊經，而不是诋毀經書。
”現在看孫莘老的《春秋傳》，不隻是周麟之有跋，楊龜山也有序。
楊龜山說：“熙甯初，崇儒尊經，訓示開導了許多賢士，認為三傳的異同，無法考證，對于六經尤其難以了解，因此《春秋》不被列在學官，并不是廢而不用。
而士人正急于科舉的學習，于是就缺少不講了。
”這正和尹和靖的說法相同。
楊龜山平時最好诋毀王氏的學說，而他這樣說，為什幺後人不提起這些，而隻信周麟之的話呢？ 王安石生平所着書，有《臨川集》一百卷，《後集》八十卷（現在流傳的是元金谿危素搜輯而成，共一百卷，後集也在其中，不是原來的版本），《周官義》二十二卷（今《四庫》所收錄的《永樂大典》本為十六卷），《易義》二十卷（見《宋史-藝文志》，而根據尹和靖說這并不是王安石的書），《洪範傳》一卷（今存集中），《詩經新義》三十卷（今佚），《春秋左氏解》十卷（今佚），《禮記要義》二卷（今佚），《孝經義》一卷（今佚），《論語解》十卷（今佚），《孟子解》十卷（今佚），《老子注》二卷（今佚），《字說》二十四卷（今佚）。
王安石一生對于書是無所不看，到老更加熱心，在晚年寫的《與曾子固書》中說： （前略）我從百家諸子的書到《難經》、《素問》、《本草》、各種小說，沒有不讀的，農夫女工方面的内容，也無所不問。
後代的學者，和先王的時候不一樣，如果不這樣就不能了解聖人的原因吧。
有了真知然後再去讀，就可以有所選擇，所以異端的學問就不能使自己混亂；也因為不使自己迷亂，因而就可以有所選擇，更加明了大道。
子固看我所掌握的，還能被異端的東西所迷亂嗎？現在迷亂的風俗，不在于佛學，而在于學問上。
士大夫們沉浸在利欲之中，相互用言語恭維，不知自己約束自己罷了，子固認為是這樣嗎？（案：子固來信規勸王安石學習佛學，這是王安石的回信。
） 王安石晚年潛心于哲理的研究，以求得到真谛，佛學和道學兩方面，都有所得，而他理論中重要的一點就是用世，在他的《讀老子》一篇中講： 道術有根本有末流，根本是萬物生長的基礎，末流是萬物成就的條件。
根本出于自然，所以不用假借人力就可以表現出來，萬物依靠它生長。
末流涉及外形器用，所以要依靠人力然後萬物才會長成。
不用假借人力萬物可以依靠它生長，聖人可以不用說、不用做；到了要依靠人力然後萬物才能長成，這就是聖人不能不說、不能不做的原因。
所以當初聖人在位，把萬物生長、長成當做自己的責任，一定要有四種治理措施，這四種措施就是禮法、音樂、刑罰、政治，是萬物長成的條件。
所以聖人緻力于培養萬物長成，而不說使萬物生長，大概是因為生長效法自然，不是人力能夠實現的。
老子卻不這樣，認為涉及外形和器用，都不值一提、不值得去做，所以抵觸禮法、音樂、刑罰、政治，隻講道。
這是不能明察事理而又要求過高的錯誤。
道是自然的東西，又何必幹預呢？隻是因為涉及外形器用，一定要等人去說、等人去做。
《老子》上講：“三十車輻共用一轍，因為它是空的才會用在車上。
”毂輻能有用處，本來就在于車沒有用處，然而工匠砍削雕琢木料從來沒有達到無的地步，是沒有用到自然的力量，可以不用參與。
現在造車的人知道造出毂輻從來沒有達到無的地步，但可以把車造成，是因為毂和輻具備了，那幺無就有了用處。
如果知道無的用處卻不去造毂和輻，那幺造車的技術自然就生疏了，現在知道無可以用于造車，用于治理天下，卻不知道為什幺有用。
所以無可以用于造車是因為有了毂和輻，無可以用于治理天下是因為有了禮法、音樂、刑罰和政治。
如果在車上廢棄了毂和輻，在天下廢棄了禮法、音樂、刑罰和政治，隻是坐着等待無發生效用，就是近乎愚蠢了。
現代西方學者宣講哲學來推動社會學、國家學，他們的理論繁多，總結起來說，不外乎兩種說法：一是說宇宙中的一切事物，都是出自天演，都是由自然規律決定的；駁斥他們的人說，優勝劣汰，天沒有慈悲之心，擇優是人們自己的選擇。
如果聽從第一種說法，就是遵從命運；如果聽從第二種說法，就是遵從力量。
遵從命運而不知力量重要，就會造成放任而社會不再進步；遵從力量而不聽從天命，就會過于幹涉而社會也因此不會進步。
明白了命運和力量的相互關系，是不是也差不多明白了大道了呢？王安石的這番論述，也許有所創見。
兩千年來學者們論說老子，沒有像王安石這樣精辟的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