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九章荊公之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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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這些人，沒有什幺區别。
邵氏所寫的最駭人聽聞的，莫過于記王元澤論新政這件事。
在父親面前，還有賢者在座，還敢蓬亂着頭發，光着腳，拿着女人的帽子，胡言亂語，要斬韓、富，容貌和言語，狂妄而醜惡到這種地步。
使後世的天下人讀了，恨王元澤同時恨王安石。
因此我曾想，王元澤是賢者的身份，早年就已經通經學，着書立說，不等成年已經有數萬字，難道是沒有知識的人嗎？今年在消暑的餘暇，偶然翻閱，大略考證一番時間，才知道《聞見錄》是無端造謠，根本是沒有影兒的事。
考證可知王安石是在熙甯二年（公元1069年）二月參知政事，四月才施行新法，八月，任命伯淳為條例司官。
第二年五月，伯淳就因為議論不合而轉任簽書鎮甯節度使判官。
而王元澤在治平四年（公元1067年）丁未科登許安世榜進士第。
第二年戊申，也就是熙甯元年。
到熙甯二年，王元澤已經由進士授旌德尉，遠在江南做官。
在伯淳和王安石論新政的時候，王元澤并沒能在京城中。
直到熙甯四年，召王元澤授予太子中允崇政殿說書，然後才入京，這時伯淳已經在外任職一年了，怎幺能像邵氏所寫的，和伯淳一起議政呢？邵氏想形容王元澤的醜陋和惡劣，就誣陷他蓬首光足；想說他蓬首光足，就把時間安排在盛暑。
不知道伯淳自從八月任條例司官，到第二年五月就已經到了外地，從深秋到初夏，中間并沒有盛暑的日子。
伯淳比王元澤大九歲，大概是兄弟的輩分關系，而韓琦、富弼的年輩，都在王安石之前，論他們的德望，也不是伯淳能比的了的。
邵氏說伯淳闆着臉對王元澤說他們正在論國事，子弟不應當幹預，暫且退下，而王雱就退下了。
王雱敢說斬韓、富，單單被比自己大不了幾歲的父親的屬下訓斥就避開，這是情理中說不過去的。
邵氏還說王安石在鐘山恍惚中見到王雱載枷等等，這些鬼魅的說法尤其不足以辨析。
司馬光說三代以前，為什幺沒有一個人誤入地獄見到十王的，而現在邵氏的這種說法被編到正史之中，因此不能不分辨，無非是想讓王雱蒙受惡名聲于後世，而稗官小說作僞風氣的滋長，是人心風俗的大害。
有人說《聞見錄》大概是邵伯溫死後紹興二年（公元1132年）他的兒子邵博所編，邵伯溫不會作僞到這種程度。
大概當時天下都在攻擊王安石，邵博是不是想借此迎合世俗，博得别人的喜愛，也就不知道了。
蔡上翔《王荊公年譜考略》中說：“程伯淳與王安石論新法，而王雱大言要斬韓、富的頭，穆堂李氏考證它的歲月，這時元澤并不在京，毫無疑問這是邵氏無端的造謠。
然而穆堂隻說編入正史，由于邵氏這一記載，而不知朱熹在《程氏外書-名臣言行錄》中也采用了，于是寫史的人既然認為程朱大賢是可信的，就使王雱千年的奇冤，不能再得清白了。
考證王安石的生平都以行道濟時為目的，他所施行的青苗法，最早見于做鄞縣縣令時，這時王雱才四歲。
嘉祐四年（公元1059年）王安石上仁宗皇帝書，第二年作《度支副使廳壁題名記》，都以慎選人才，變更法度為主旨，這是熙甯新法的最早起源。
治平四年（公元1067年），王雱成進士，出外為旌德尉，熙甯五年（公元1072年）才入京，這時新法已經分别施行，與王雱有什幺關系呢？當時如韓魏公、歐陽修、司馬光、劉貢父這些人的上書，也隻說新法不便，不曾提到王安石凡事不近人情的事。
首先選取王安石十件不能忍受的事是呂誨，而也不曾談到他的兒子王雱。
也就是從熙甯、元豐到元祐、紹聖數十年中，攻擊和維護新法的，尤其如水火一般，相互之間狠如仇人，也隻是呂惠卿和章惇這些人，而沒有一個人提到王雱的。
王雱很早就有了病，熙甯七年，就有王安石的《謝賜男雱藥物表》，九年而王雱死，是不是由于背發疽而不可知，而後人紛紛說與鬼相關的事，這難道是講學的君子們該做的嗎？ 現在按李、蔡二人所辯，真如同是将熱水潑在雪上，以刀斷麻，令人感到痛快，我不必再稱贊他們什幺了。
此外史傳和雜書中醜化王雱的還有很多，從這個來說，沒有一個是真實的，就不再說了，因此不再廣泛引用和分辨而浪費筆墨了。
還是如蔡氏所考證的，北宋這些人從來沒有攻擊到王雱的，為什幺南渡以後，忽然王雱成為了衆矢之的？依我的考證，這大概起于學術之争。
熙甯、元豐、元祐年間攻擊王安石，隻攻擊他的新法，不曾攻擊到他的學術。
後來洛、蜀
邵氏所寫的最駭人聽聞的，莫過于記王元澤論新政這件事。
在父親面前，還有賢者在座，還敢蓬亂着頭發，光着腳，拿着女人的帽子，胡言亂語，要斬韓、富，容貌和言語，狂妄而醜惡到這種地步。
使後世的天下人讀了，恨王元澤同時恨王安石。
因此我曾想，王元澤是賢者的身份，早年就已經通經學，着書立說，不等成年已經有數萬字，難道是沒有知識的人嗎？今年在消暑的餘暇，偶然翻閱，大略考證一番時間，才知道《聞見錄》是無端造謠，根本是沒有影兒的事。
考證可知王安石是在熙甯二年（公元1069年）二月參知政事，四月才施行新法，八月，任命伯淳為條例司官。
第二年五月，伯淳就因為議論不合而轉任簽書鎮甯節度使判官。
而王元澤在治平四年（公元1067年）丁未科登許安世榜進士第。
第二年戊申，也就是熙甯元年。
到熙甯二年，王元澤已經由進士授旌德尉，遠在江南做官。
在伯淳和王安石論新政的時候，王元澤并沒能在京城中。
直到熙甯四年，召王元澤授予太子中允崇政殿說書，然後才入京，這時伯淳已經在外任職一年了，怎幺能像邵氏所寫的，和伯淳一起議政呢？邵氏想形容王元澤的醜陋和惡劣，就誣陷他蓬首光足；想說他蓬首光足，就把時間安排在盛暑。
不知道伯淳自從八月任條例司官，到第二年五月就已經到了外地，從深秋到初夏，中間并沒有盛暑的日子。
伯淳比王元澤大九歲，大概是兄弟的輩分關系，而韓琦、富弼的年輩，都在王安石之前，論他們的德望，也不是伯淳能比的了的。
邵氏說伯淳闆着臉對王元澤說他們正在論國事，子弟不應當幹預，暫且退下，而王雱就退下了。
王雱敢說斬韓、富，單單被比自己大不了幾歲的父親的屬下訓斥就避開，這是情理中說不過去的。
邵氏還說王安石在鐘山恍惚中見到王雱載枷等等，這些鬼魅的說法尤其不足以辨析。
司馬光說三代以前，為什幺沒有一個人誤入地獄見到十王的，而現在邵氏的這種說法被編到正史之中，因此不能不分辨，無非是想讓王雱蒙受惡名聲于後世，而稗官小說作僞風氣的滋長，是人心風俗的大害。
有人說《聞見錄》大概是邵伯溫死後紹興二年（公元1132年）他的兒子邵博所編，邵伯溫不會作僞到這種程度。
大概當時天下都在攻擊王安石，邵博是不是想借此迎合世俗，博得别人的喜愛，也就不知道了。
蔡上翔《王荊公年譜考略》中說：“程伯淳與王安石論新法，而王雱大言要斬韓、富的頭，穆堂李氏考證它的歲月，這時元澤并不在京，毫無疑問這是邵氏無端的造謠。
然而穆堂隻說編入正史，由于邵氏這一記載，而不知朱熹在《程氏外書-名臣言行錄》中也采用了，于是寫史的人既然認為程朱大賢是可信的，就使王雱千年的奇冤，不能再得清白了。
考證王安石的生平都以行道濟時為目的，他所施行的青苗法，最早見于做鄞縣縣令時，這時王雱才四歲。
嘉祐四年（公元1059年）王安石上仁宗皇帝書，第二年作《度支副使廳壁題名記》，都以慎選人才，變更法度為主旨，這是熙甯新法的最早起源。
治平四年（公元1067年），王雱成進士，出外為旌德尉，熙甯五年（公元1072年）才入京，這時新法已經分别施行，與王雱有什幺關系呢？當時如韓魏公、歐陽修、司馬光、劉貢父這些人的上書，也隻說新法不便，不曾提到王安石凡事不近人情的事。
首先選取王安石十件不能忍受的事是呂誨，而也不曾談到他的兒子王雱。
也就是從熙甯、元豐到元祐、紹聖數十年中，攻擊和維護新法的，尤其如水火一般，相互之間狠如仇人，也隻是呂惠卿和章惇這些人，而沒有一個人提到王雱的。
王雱很早就有了病，熙甯七年，就有王安石的《謝賜男雱藥物表》，九年而王雱死，是不是由于背發疽而不可知，而後人紛紛說與鬼相關的事，這難道是講學的君子們該做的嗎？ 現在按李、蔡二人所辯，真如同是将熱水潑在雪上，以刀斷麻，令人感到痛快，我不必再稱贊他們什幺了。
此外史傳和雜書中醜化王雱的還有很多，從這個來說，沒有一個是真實的，就不再說了，因此不再廣泛引用和分辨而浪費筆墨了。
還是如蔡氏所考證的，北宋這些人從來沒有攻擊到王雱的，為什幺南渡以後，忽然王雱成為了衆矢之的？依我的考證，這大概起于學術之争。
熙甯、元豐、元祐年間攻擊王安石，隻攻擊他的新法，不曾攻擊到他的學術。
後來洛、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