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回憶童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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賣米，比較得厚利，也挑米到監獄去賣。
祖母是基督教徒，洪楊之亂，祖父給"長毛反"抓去當挑夫，因此母子兩人掙紮過活。
父親二十四歲，才入教會的神學院，中文自然是無師自通的。
因此他常同情于窮家子。
我母親也是出身寒微之家。
常立在大門，有過路挑柴賣菜的，她總是請他進來喝一碗茶休息。
有一回鄉紳作怪，縣裡包柴稅。
鄉下人上山采柴，挑幾十裡路來平原賣。
一挑可賣到一百二十文。
這包稅制度，是魚肉鄉民的，沒有什麼定稅。
坂仔有五天一次的市場，鄉下人都來買賣。
有一回父親遇見那位鄉紳，硬要賣柴的人，每挑納七十文的稅。
父親挺身出來，與鄉紳大鬧，并說要告到縣裡去。
鄉紳才銷聲匿迹而去。
…… 說到我二姐，是這樣的。
我進大學，是替她去的。
二姐聰明美麗，想入大學而無法入大學。
我們鄉下的家，就是家庭學校。
大約鄉下人起來早，男孩子管洗掃，在家裡井中汲水入水缸及灌園，女孩子管洗衣及廚房。
那時我母親已五十以上了，家裡洗衣燒飯是她管的。
暑假夏天，大家回來，早餐後就搖鈴上課，父親自己教，讀的是四書《詩經》，以外是《聲律啟蒙》及《幼學瓊林》之類。
一屋子總是咿唔的讀書聲。
我記得約十一時，我二姐必皺着眉頭說她得燒飯或者有衣待洗去了。
下午溫習，日影上牆時，她又皺着眉頭，說須去把晾的衣服收進來，打疊後，又須燒晚飯。
她屬虎，比我大四歲。
我們共看林琴南譯的說部叢書，如《福爾摩斯》、《天方夜譚》之類。
還有一次，我們兩人，口編長篇小說，随想随編，騙母親取樂，并沒有寫下來，記得有一位法國偵探名為"庫爾摩甯"，這是我們騙母親的。
她鼓浪嶼毓德女校畢業，就吵要上福州入學高造。
這怎麼可能呢？我父親生六男二女，又好做夢，叫男孩子都受高等教育，自然管不到女的了，而且女大當嫁，是當時的風氣。
記得聽父親對朋友講，要送二哥到上海聖約翰大學，是将漳州唯一的祖母傳下來的房屋變賣來的。
到了簽字賣屋之時，一點淚滴在契約紙上。
到福州上學，教會學校可免學費，但是單川資雜費一年就得至少六七十元。
這就無法籌措。
所以我二姐上進求學，是絕無希望的。
她那聰明的頭腦，好讀書的心情，我最曉得。
她已二十歲了，不嫁何待。
但是每回有人說親，母親來房中向她說，她總是将油燈吹滅，不同她講。
父親在做狂夢，夜裡挑亮床頭的油燈，口吸旱煙，向我們小孩講牛津大學怎樣好，柏林大學是世界最好的大學。
牧師的月收是廿四元，這不是做狂夢嗎？（他看了不少上海廣學會的新書，所以知道這些）。
所以我的二姐就不得不犧牲了。
到了她二十二歲，我十八歲，要到上海聖約翰大學念書（錢是借來的），她要到山城結婚，葬了她求學的美夢。
她結婚是不得已的，我知道。
我們一家下船，父母送女子婚嫁，送小孩遠行留學，同船沿西溪到那鄉鎮。
未結缡之先，她由新娘子襖裡的口袋拿出四毛錢含淚對我說："和樂，你到上海去，要好好的念書，做個好人，做個名人，我是沒有希望了。
"這句話是不啻镂刻在我的心上，這讀書成名四字，是我們家裡的家常話，但這離别的情懷又不同了。
那話于我似有千鈞重的。
過了一年，我回家，沿路去看她。
她的丈夫是追求她多年的中等人家的少年，家裡薄有家産，婆婆也是非常自傲，娶得這一門媳婦，總算衣食無憂。
她問到我學到什麼英國話。
我告訴她。
匆匆行别，也訴不到多少衷曲。
我秋天回上海，聽見她得鼠疫死了，腹中有孕七月。
她的墳還在坂仔西山墓地。
祖母是基督教徒，洪楊之亂，祖父給"長毛反"抓去當挑夫，因此母子兩人掙紮過活。
父親二十四歲，才入教會的神學院，中文自然是無師自通的。
因此他常同情于窮家子。
我母親也是出身寒微之家。
常立在大門，有過路挑柴賣菜的，她總是請他進來喝一碗茶休息。
有一回鄉紳作怪，縣裡包柴稅。
鄉下人上山采柴，挑幾十裡路來平原賣。
一挑可賣到一百二十文。
這包稅制度，是魚肉鄉民的，沒有什麼定稅。
坂仔有五天一次的市場，鄉下人都來買賣。
有一回父親遇見那位鄉紳，硬要賣柴的人，每挑納七十文的稅。
父親挺身出來，與鄉紳大鬧，并說要告到縣裡去。
鄉紳才銷聲匿迹而去。
…… 說到我二姐，是這樣的。
我進大學，是替她去的。
二姐聰明美麗，想入大學而無法入大學。
我們鄉下的家，就是家庭學校。
大約鄉下人起來早，男孩子管洗掃，在家裡井中汲水入水缸及灌園，女孩子管洗衣及廚房。
那時我母親已五十以上了，家裡洗衣燒飯是她管的。
暑假夏天，大家回來，早餐後就搖鈴上課，父親自己教，讀的是四書《詩經》，以外是《聲律啟蒙》及《幼學瓊林》之類。
一屋子總是咿唔的讀書聲。
我記得約十一時，我二姐必皺着眉頭說她得燒飯或者有衣待洗去了。
下午溫習，日影上牆時，她又皺着眉頭，說須去把晾的衣服收進來，打疊後，又須燒晚飯。
她屬虎，比我大四歲。
我們共看林琴南譯的說部叢書，如《福爾摩斯》、《天方夜譚》之類。
還有一次，我們兩人，口編長篇小說，随想随編，騙母親取樂，并沒有寫下來，記得有一位法國偵探名為"庫爾摩甯"，這是我們騙母親的。
她鼓浪嶼毓德女校畢業，就吵要上福州入學高造。
這怎麼可能呢？我父親生六男二女，又好做夢，叫男孩子都受高等教育，自然管不到女的了，而且女大當嫁，是當時的風氣。
記得聽父親對朋友講，要送二哥到上海聖約翰大學，是将漳州唯一的祖母傳下來的房屋變賣來的。
到了簽字賣屋之時，一點淚滴在契約紙上。
到福州上學，教會學校可免學費，但是單川資雜費一年就得至少六七十元。
這就無法籌措。
所以我二姐上進求學，是絕無希望的。
她那聰明的頭腦，好讀書的心情，我最曉得。
她已二十歲了，不嫁何待。
但是每回有人說親，母親來房中向她說，她總是将油燈吹滅，不同她講。
父親在做狂夢，夜裡挑亮床頭的油燈，口吸旱煙，向我們小孩講牛津大學怎樣好，柏林大學是世界最好的大學。
牧師的月收是廿四元，這不是做狂夢嗎？（他看了不少上海廣學會的新書，所以知道這些）。
所以我的二姐就不得不犧牲了。
到了她二十二歲，我十八歲，要到上海聖約翰大學念書（錢是借來的），她要到山城結婚，葬了她求學的美夢。
她結婚是不得已的，我知道。
我們一家下船，父母送女子婚嫁，送小孩遠行留學，同船沿西溪到那鄉鎮。
未結缡之先，她由新娘子襖裡的口袋拿出四毛錢含淚對我說："和樂，你到上海去，要好好的念書，做個好人，做個名人，我是沒有希望了。
"這句話是不啻镂刻在我的心上，這讀書成名四字，是我們家裡的家常話，但這離别的情懷又不同了。
那話于我似有千鈞重的。
過了一年，我回家，沿路去看她。
她的丈夫是追求她多年的中等人家的少年，家裡薄有家産，婆婆也是非常自傲，娶得這一門媳婦，總算衣食無憂。
她問到我學到什麼英國話。
我告訴她。
匆匆行别，也訴不到多少衷曲。
我秋天回上海，聽見她得鼠疫死了，腹中有孕七月。
她的墳還在坂仔西山墓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