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王安石變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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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生活的。
政府在妥為照顧人民的焦慮之下，這個新政權必須確知人民做些什麼，有些什麼。
也像其他集體制度一樣，這個新政權也認為缺少了特務人員是不能統治的。
因而其特務制度在神宗熙寧五年（一0七二）成立，幸而蘇東坡已經離開京都了。
這個新政權若不把禦史台（相當於現代的報章雜誌界）控制住，而以甘心效忠的同黨手下人填滿，這個新政權也是無法發揮效能的。
王安石也覺得有控制學者文人的思想觀念之必要。
他以前像王莽，往後則像希特勒，因為他一遇到別人反對，則暴跳如雷——現代的精神病學家，大概會把他列為患有妄想狂的人。
顯出王安石的妄想狂性格，以及所有歷史家和批評家共同認為他一個不可饒恕的行為，倒不是他的政治社會的冒險改革，而是他自命為經典的唯一解釋人一事。
他也像王莽那樣竄改古籍，所以王安石也寫他自己的《三經新義》，使之成為思想的官定標準，用以代替所有過去經典的名家疏解。
以一個學者而論，王安石還算不錯，但還不足以把鄭康成、馬融、陸德明等鴻儒取而代之。
他此種行為，既是官權的濫用，又是對學術的污辱。
中國科舉考試，一般都是以經書的一段為題，而應考者的發揮題意也要依據經書。
這個王氏新制度的建立，就是說國內的考生必須在每個題義上，要研究並且吸收王安石所說的話，自為政之道、佛教色彩的儒學，一直到"鵪"、"果"、"雉"等字的語源。
蘇東坡離開京都之後，一次在地方考試時監考，曾寫過一首詩，表示對考生試卷上所表現的思想觀念之呆闆雷同的厭惡感。
王安石的《三經新義》也和他的語言學一樣，往往帶有佛教思想，新思想創見多，而學術根基淺。
但是他卻相信，在解釋古籍的思想和政治觀念時，他之認為如何就必然如何。
他的《三經新義》糟不可言，他死之後就完全為人所遺忘，而且也一本無存了。
可是在他當權之時，則是科舉考生人人所必讀的經典；考生的意見如與宰相的見解小有出入，便因之落第而有餘。
最為人所厭恨者，是此《三經新義》是在兩年之內倉促編成的；此書之正式開始編纂是在神宗熙寧六年（一O七三）三月，由他的小兒子和一個政治走狗幫助之下編成，後兩年出版。
這本急就章，就定為儒家思想的標準疏解，但每逢王安石對疏解有所改變，為應天下考生之需，新版本立即出現。
考生人人知道，他們的前途是全系於能做這個修正本的應聲蟲與否而定。
這裏不討論王安石學問如何，蘇東坡覺得實在難以容忍，因為蘇東坡的學問勝過他實在太多。
不過現在也可以提一提，王安石的字源學之荒唐可笑，簡直跟外行人一樣。
在他的《三經新義》之外，在當代學人之中，大家最憤怒的事，就是王安石所引起的討論字源學的怪風氣。
他的字源學，隻是字的結構與來源的研究，不是用比較方法，而是憑個人的幻想。
王安石相信這是獨得之秘，是對學術上不朽的貢獻，至老年時猶苦研不輟，成書二十五卷。
西方的學者會瞭解，一旦學者任憑想像力縱情馳騁而不予以科學方法的限制，就是不用漢人的說經與清儒的樸學方法，那他寫二十五卷字源學真是易如反掌的事。
若施用幻想，則這部《幻想字源學》一天可寫十部。
像王安石這樣研究一個字構成的各種理由，為什麼一個字由某些偏旁組織起來就表示某種意義，那倒是容易而有趣。
王安石的字源說有五十條左右流傳下來，都是供茶餘酒後的笑談。
蘇東坡和王安石之間的許多笑話，都是以此等語源學為關鍵的。
蘇東坡喜用"反證論法"。
中文裏有一個"鳩"字，是"九""鳥"合成。
顯然"九"字是表音。
王安石不管語音學的道理，隻想從意義上找點趣談。
一天，蘇東坡和他閒談時，忽然問王安石："可是，為什麼鳩字由九鳥二字合成呢？"王安石語塞。
蘇東坡說："我能告訴你為什麼。
詩經上有： 鳴鳩在桑，其子七兮。
七隻小鳥加上父母兩個，不是九個嗎？" "波"字是由"水"加"皮"而成，皮此一偏旁表音。
這個"波"字觸動了王安石豐富的想像，他說"波"者"水"之"皮"也。
一天蘇東坡遇見他，向他戲德道："波若是水之皮，則滑就是水之骨了。
"王安石違反中國字構成的基本原則。
有時他割裂字根為二，再另與一個部首相接，像"富"字一例，真會使語言學家啼笑皆非的。
有些中國後代的學者，在西方集體主義的觀點上看，打算為王安石洗刷歷史上的污點，說他的觀念基本上符合現代的社會主義，打算這樣恢復他的名譽。
在為王安石辯護的學者之中，中國現代一個偉大的學者梁啟超，便是其一。
主張王安石的社會主義觀念為是為非，自無不可，但是他那社會主義的政權必須憑其政績去判斷才是。
事實是，王安石使國家的壟斷，取私人的壟斷而代之，弄得小生意人失業；農人在無力付強迫的青苗貸款和利息之下，賣妻兒而逃亡，為他擔保的鄰居，或與之共同逃亡，或把財產典賣。
縣鎮監獄有人滿之患，每一縣政府都有查封的抵押品和沒收的財產，法廳也訟案充斥。
朝廷這樣失政之下，即使沒有外族侵入，任何朝代也會滅亡的。
在神宗熙寧七年（一0七四），一道聖旨說商業停頓，百姓失業；過了兩年，另一道聖旨停止了青苗貸款，其中說很多百姓因無力歸還貸款而遭監禁鞭答。
在哲宗元佑五年（一0九0），已是二十年左右之後，蘇東坡在設法挽救鄉間的經濟破產，請求政府歸還沒收的財產，寬免貧民的欠債，他的奏摺中說： ……藉納拘收產業，除已有人承買交業外，並特給還未足者，許貼納收贖，仍不限年，四方聞之，莫不鼓舞歌詠……以謂"某等自失業以來，父母妻子離散，轉在溝壑，久無所歸"。
臣即看詳元初立法，本為興置市易以來，凡異時民間生財自養之道，一切收之公上。
小民既無他業，不免與官中首尾膠固，以至供通物產，召保立限，增價出息，賒貸轉變，以苟趨目前之急。
及至限滿，不能填償，又理一重息罰。
歲月益久，遺欠愈多。
科決監銅，以逮妻季。
在實行新法的前幾年，王安石還能把慘況巧為掩飾，使神宗不明真相，堅稱他的土地政策頗獲農民支持，將一個極權政治渲染成民主政治，那種巧立名目，令人覺得猶如今日一樣。
那時，也和現在一樣，人民對一個政權是否愛戴，隻有在那個政權失勢之後才能知道。
皇帝誠心要明白真相，自己派人去察訪。
但是太監和那些詭詐的調查官吏，知道皇帝贊成變法，於是總是向皇帝報告百姓喜愛新政，說稅吏一到，人民歡呼，若照預先佈置好的歡迎會的情況說，這話當然不錯。
王安石在當政數年之後，可怕的情況終於在皇帝駕前洩露出來，是經由一個地位卑微的宮廷門吏的幾幅畫，皇帝才知道的。
那個皇宮的門吏名叫鄭俠，他看見成群的農民從東北逃到京都，充塞在街道之上。
他知道繪畫比文章力量更大，他心想畫幾幅災民圖呈獻給皇上。
一幅難民圖上畫的是農民身上一半裸露，忍受著饑餓，在狂風暴雨使人無法睜眼之下，在陽關大道上掙紮跋涉。
另一幅畫上是半裸的男女正在吃草根樹皮，還有別人帶著鐵鏈，扛著瓦磚薪柴去賣了繳稅。
皇帝一見，掉下淚來。
這次出奇的獻圖（容後再敘），繼之以驚人的警星出現，中嶽嵩山崩陷，神宗才廢止了多項王安石的新法。
政府在妥為照顧人民的焦慮之下，這個新政權必須確知人民做些什麼，有些什麼。
也像其他集體制度一樣，這個新政權也認為缺少了特務人員是不能統治的。
因而其特務制度在神宗熙寧五年（一0七二）成立，幸而蘇東坡已經離開京都了。
這個新政權若不把禦史台（相當於現代的報章雜誌界）控制住，而以甘心效忠的同黨手下人填滿，這個新政權也是無法發揮效能的。
王安石也覺得有控制學者文人的思想觀念之必要。
他以前像王莽，往後則像希特勒，因為他一遇到別人反對，則暴跳如雷——現代的精神病學家，大概會把他列為患有妄想狂的人。
顯出王安石的妄想狂性格，以及所有歷史家和批評家共同認為他一個不可饒恕的行為，倒不是他的政治社會的冒險改革，而是他自命為經典的唯一解釋人一事。
他也像王莽那樣竄改古籍，所以王安石也寫他自己的《三經新義》，使之成為思想的官定標準，用以代替所有過去經典的名家疏解。
以一個學者而論，王安石還算不錯，但還不足以把鄭康成、馬融、陸德明等鴻儒取而代之。
他此種行為，既是官權的濫用，又是對學術的污辱。
中國科舉考試，一般都是以經書的一段為題，而應考者的發揮題意也要依據經書。
這個王氏新制度的建立，就是說國內的考生必須在每個題義上，要研究並且吸收王安石所說的話，自為政之道、佛教色彩的儒學，一直到"鵪"、"果"、"雉"等字的語源。
蘇東坡離開京都之後，一次在地方考試時監考，曾寫過一首詩，表示對考生試卷上所表現的思想觀念之呆闆雷同的厭惡感。
王安石的《三經新義》也和他的語言學一樣，往往帶有佛教思想，新思想創見多，而學術根基淺。
但是他卻相信，在解釋古籍的思想和政治觀念時，他之認為如何就必然如何。
他的《三經新義》糟不可言，他死之後就完全為人所遺忘，而且也一本無存了。
可是在他當權之時，則是科舉考生人人所必讀的經典；考生的意見如與宰相的見解小有出入，便因之落第而有餘。
最為人所厭恨者，是此《三經新義》是在兩年之內倉促編成的；此書之正式開始編纂是在神宗熙寧六年（一O七三）三月，由他的小兒子和一個政治走狗幫助之下編成，後兩年出版。
這本急就章，就定為儒家思想的標準疏解，但每逢王安石對疏解有所改變，為應天下考生之需，新版本立即出現。
考生人人知道，他們的前途是全系於能做這個修正本的應聲蟲與否而定。
這裏不討論王安石學問如何，蘇東坡覺得實在難以容忍，因為蘇東坡的學問勝過他實在太多。
不過現在也可以提一提，王安石的字源學之荒唐可笑，簡直跟外行人一樣。
在他的《三經新義》之外，在當代學人之中，大家最憤怒的事，就是王安石所引起的討論字源學的怪風氣。
他的字源學，隻是字的結構與來源的研究，不是用比較方法，而是憑個人的幻想。
王安石相信這是獨得之秘，是對學術上不朽的貢獻，至老年時猶苦研不輟，成書二十五卷。
西方的學者會瞭解，一旦學者任憑想像力縱情馳騁而不予以科學方法的限制，就是不用漢人的說經與清儒的樸學方法，那他寫二十五卷字源學真是易如反掌的事。
若施用幻想，則這部《幻想字源學》一天可寫十部。
像王安石這樣研究一個字構成的各種理由，為什麼一個字由某些偏旁組織起來就表示某種意義，那倒是容易而有趣。
王安石的字源說有五十條左右流傳下來，都是供茶餘酒後的笑談。
蘇東坡和王安石之間的許多笑話，都是以此等語源學為關鍵的。
蘇東坡喜用"反證論法"。
中文裏有一個"鳩"字，是"九""鳥"合成。
顯然"九"字是表音。
王安石不管語音學的道理，隻想從意義上找點趣談。
一天，蘇東坡和他閒談時，忽然問王安石："可是，為什麼鳩字由九鳥二字合成呢？"王安石語塞。
蘇東坡說："我能告訴你為什麼。
詩經上有： 鳴鳩在桑，其子七兮。
七隻小鳥加上父母兩個，不是九個嗎？" "波"字是由"水"加"皮"而成，皮此一偏旁表音。
這個"波"字觸動了王安石豐富的想像，他說"波"者"水"之"皮"也。
一天蘇東坡遇見他，向他戲德道："波若是水之皮，則滑就是水之骨了。
"王安石違反中國字構成的基本原則。
有時他割裂字根為二，再另與一個部首相接，像"富"字一例，真會使語言學家啼笑皆非的。
有些中國後代的學者，在西方集體主義的觀點上看，打算為王安石洗刷歷史上的污點，說他的觀念基本上符合現代的社會主義，打算這樣恢復他的名譽。
在為王安石辯護的學者之中，中國現代一個偉大的學者梁啟超，便是其一。
主張王安石的社會主義觀念為是為非，自無不可，但是他那社會主義的政權必須憑其政績去判斷才是。
事實是，王安石使國家的壟斷，取私人的壟斷而代之，弄得小生意人失業；農人在無力付強迫的青苗貸款和利息之下，賣妻兒而逃亡，為他擔保的鄰居，或與之共同逃亡，或把財產典賣。
縣鎮監獄有人滿之患，每一縣政府都有查封的抵押品和沒收的財產，法廳也訟案充斥。
朝廷這樣失政之下，即使沒有外族侵入，任何朝代也會滅亡的。
在神宗熙寧七年（一0七四），一道聖旨說商業停頓，百姓失業；過了兩年，另一道聖旨停止了青苗貸款，其中說很多百姓因無力歸還貸款而遭監禁鞭答。
在哲宗元佑五年（一0九0），已是二十年左右之後，蘇東坡在設法挽救鄉間的經濟破產，請求政府歸還沒收的財產，寬免貧民的欠債，他的奏摺中說： ……藉納拘收產業，除已有人承買交業外，並特給還未足者，許貼納收贖，仍不限年，四方聞之，莫不鼓舞歌詠……以謂"某等自失業以來，父母妻子離散，轉在溝壑，久無所歸"。
臣即看詳元初立法，本為興置市易以來，凡異時民間生財自養之道，一切收之公上。
小民既無他業，不免與官中首尾膠固，以至供通物產，召保立限，增價出息，賒貸轉變，以苟趨目前之急。
及至限滿，不能填償，又理一重息罰。
歲月益久，遺欠愈多。
科決監銅，以逮妻季。
在實行新法的前幾年，王安石還能把慘況巧為掩飾，使神宗不明真相，堅稱他的土地政策頗獲農民支持，將一個極權政治渲染成民主政治，那種巧立名目，令人覺得猶如今日一樣。
那時，也和現在一樣，人民對一個政權是否愛戴，隻有在那個政權失勢之後才能知道。
皇帝誠心要明白真相，自己派人去察訪。
但是太監和那些詭詐的調查官吏，知道皇帝贊成變法，於是總是向皇帝報告百姓喜愛新政，說稅吏一到，人民歡呼，若照預先佈置好的歡迎會的情況說，這話當然不錯。
王安石在當政數年之後，可怕的情況終於在皇帝駕前洩露出來，是經由一個地位卑微的宮廷門吏的幾幅畫，皇帝才知道的。
那個皇宮的門吏名叫鄭俠，他看見成群的農民從東北逃到京都，充塞在街道之上。
他知道繪畫比文章力量更大，他心想畫幾幅災民圖呈獻給皇上。
一幅難民圖上畫的是農民身上一半裸露，忍受著饑餓，在狂風暴雨使人無法睜眼之下，在陽關大道上掙紮跋涉。
另一幅畫上是半裸的男女正在吃草根樹皮，還有別人帶著鐵鏈，扛著瓦磚薪柴去賣了繳稅。
皇帝一見，掉下淚來。
這次出奇的獻圖（容後再敘），繼之以驚人的警星出現，中嶽嵩山崩陷，神宗才廢止了多項王安石的新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