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與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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沛君因為他的兄弟靖甫生病,很是着急,先請同寓白問山看,說是“紅斑痧”,他更是驚惶,竭力設法請了德國醫生來,診斷是“疹子”,這才放了心。

    沛君與靖甫很是友愛,但在心裡沛君也不能沒有私心,他怕靖甫死後遺族要他扶養,怕待子侄不能公平,于是造成了自己譴責的惡夢。

    事實上他也對我曾經說過,在病重的時候“我怕的不是你會得死,乃是将來須得養你妻子的事”。

    但是這些都不重要,我們要說的是那中間所有的事實。

    先在這裡來摘錄我舊日記的一部分,這是從一九一七年五月八日起頭的。

     我們根據了前面的日記,再對于本文稍加說明。

    小說中所稱“同興公寓”,那地方即是紹興縣館,但是那高吟白帝城的對面的寓客卻是沒有的,因為那補樹書屋是個獨院,南邊便是供着先賢牌位的仰蕺堂的後牆。

    其次,普悌思大夫當然即是狄博爾,據說他的專門是婦科,但是成為北京第一名醫,一般内科都看,講到診金那時還不算頂貴,大概出診五元是普通,如本文中所說。

    請中醫來看的事,大概也是實有的,但日記上未寫,有點記不清了,本文加上一句“要看你們的家運”的話,這與《朝花夕拾》中陳蓮河說的“可有什麼冤愆”互為表裡,作者遇到中醫是不肯失掉機會,不以一矢相加遺的。

    其三,醫生說是疹子,以及檢查小便,都是事實,雖然後來想起來,有時也懷疑這恐怕還是猩紅熱吧。

    其四,本文中說取藥來時收到“索士”寄來的一本《胡麻與百合》,實在乃是兩冊小說集,後來便譯了兩篇出來,都登在《新青年》上,其中庫普林的《皇帝的公園》要算是頂有意思。

    本文中說沛君轉臉去看窗上挂着的日曆,隻見上面寫着兩個漆黑的隸書:廿七。

    這與日記上所記的廿八隻是差了一天。

     廿八日,晴。

    下午得丸善十五日寄小包,内梭羅古勃及庫普林小說集各一冊。

     廿一日,晴,風。

    上午寫日記,自十二日起未寫,已閱二星期矣。

    下午以小便請醫院檢查,雲無病,仍服狄博爾藥。

     十六日,晴。

    下午請德國醫生狄博爾來診,仍齊君通譯。

     十二日,晴。

    上午往首善醫院乞診,雲是感冒。

     十三日,晴。

    下午請德國醫生格林來診,雲是疹子,齊壽山君來為翻譯。

     十一日,陰,風。

    上午服補丸五個令瀉,熱仍未退,又吐。

     八日,晴。

    上午往北大圖書館,下午二時返。

    自昨晚起稍覺不适,似發熱,又為風吹少頭痛,服規那丸四個。

     以上是我在“彷徨衍義”中的一節,現在幾乎全抄了來,再稍為補充一點兒。

    當時魯迅所用的聽差即是會館裡的“長班”的兒子,魯迅送他一個外号曰公子,做事有點麻胡,所以看病的事差不多由他下班後自己來辦。

    現在隻舉一例,會館生活很是簡單,病中連便器都沒有,小便使用大玻璃瓶,大便則将骨牌凳放翻,洋鐵簸箕上厚鋪粗草紙,姑且代用,有好多天都由魯迅親自拿去,倒在院子東南角的茅廁去。

    這似乎是一件瑣屑的事,但是我覺得值得記述,其餘的事情不再多說也可以了。

     二十日,晴。

    下午招匠來剪發。

     九日,晴,風。

    上午不出門。

     此外還有一點,雖然與小說無關,似可附帶的一說,便是魯迅的肯給人家看稿,修改,抄錄。

    對于一般青年朋友,他也是一樣,我現在隻是根據自己的記憶來說罷了。

    過去在東京的時候,我們翻譯小說賣錢,如《紅星佚史》以至《勁草》,又編刊《域外小說集》,所譯原稿都由他修正一過,再為謄清。

    後來在紹興縣館,我在北大教書的講義,給《新青年》翻譯的小說,也是如此,他總叫起了草先給他一看,又說你要去上課,晚上我給你抄了吧。

    這些事情已經過去久遠了,現在似乎也無須再提,可是事有湊巧,前幾時在故紙堆中找着了若幹頁舊稿,乃是《域外小說集》第三冊的一部分稿子,這就令我又想起舊事來了。

    《域外小說集》第二冊的末頁登有預告,其中一項是匈牙利密克劄特的《神蓋記》,那時譯出了第一卷,經魯迅修改過,這篇稿這回找了出來了。

    我們找到了英文譯本,又在德國舍耳的《世界文學史》上見到作者的照相,更是喜歡,發心譯它出來,可是《域外小說集》第二冊以後不能出版,所以這譯稿也隻有那第一卷。

    英譯原書前年借給了康嗣群君,由他譯成中文,沿用原書名字曰“聖彼得的傘”,在上海出版了。

    這是很可喜的一件事,如今舊譯稿第一卷又于無意中發見,不但是《域外小說集》有關的唯一的資料,而且還可以看出魯迅親筆的綿密修改的痕迹,更是可以珍重了。

    原稿寄給上海的唐弢先生,由他轉交魯迅紀念館,讀者當可以看得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