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與範愛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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魯迅與範愛農—這兩個人的緣分真是很奇特的。

    他們是同鄉留日學生,在日本住上好幾年,隻在同鄉會上見過面,主張雖同而說話不投,互相瞪眼而别。

    這在《朝花夕拾》末篇《範愛農》中說的很是具體,時為光緒丁未即一九〇七年,陰曆五月二十六日徐伯荪在安慶起義,殺了恩銘,旋即被害,六月初五日秋瑾也在紹興被殺,同鄉會議就是為的讨論這事,所以時期該在陽曆七月吧。

    匆匆過了五年,辛亥(一九一一)革命成功,紹興軍政府任命魯迅為本地師範學堂(其時尚未改稱學校)校長,範愛農為學監,兩人第二次見面,成為好友。

    因為學堂與魯迅故家相距不到一裡路,在辦公完畢之後,範愛農便戴着農夫所用的卷邊氈帽,下雨時穿着釘鞋,拿了雨傘,一直走到“裡堂前”,來找魯迅談天。

    魯老太太便替他們預備一點家鄉菜,拿出老酒來,聽主客高談,大都是批評那些“呆蟲”的話,老太太在後房聽了有時不免獨自匿笑。

    這樣總要到十時後,才打了燈籠回學堂去,這不但在主客二人覺得愉快,便是老太太也引以為樂的。

    但是“好景不常”,軍政府對于學校本不重視,而且因為魯迅有學生在辦報,多說閑話,更是不高興,所以不久自動脫離,兩人就連帶去職了。

     一九一二年元旦,南京政府成立,蔡孑民任教育部長,招魯迅去幫忙,匆匆往南京,這兩位朋友隻聚會了兩個月光景,又複永遠分别了。

    範愛農失業後,在紹興杭州間飄泊了幾時,終于落水而死,魯迅那篇文章便是紀念他而作的。

    這件事說起來已經很古,因為中間經過了四十多年了。

    可是事有湊巧,近時忽然無意中找着了好些重要的材料,可以稍加說明。

    這乃是範愛農的幾封信,都是在那時候寄給魯迅的。

    其一是三月二十七日從杭州所發,其文雲: 風雨飄搖日,餘懷範愛農。

     這裡需要說明的,如傅勵臣即《朝花夕拾》中所說後任校長孔教會會長傅力臣,朱幼溪即都督府派來的拖鼻涕的接收員,羅揚伯則是所謂新進的革命黨之一人。

    《越铎》即是罵都督的日報,系魯迅學生王文灏等所創辦,不過所指變化卻不是報館被毀案,乃是說内部分裂,李霞卿等人分出來,另辦《民興報》,後來魯迅的《哀範君》的詩便是登在這報上的。

    末後說到我往杭州事,那時浙江教育司(後來才改稱教育廳)司長是沈鈞儒先生,委我當本省視學,因事遲去,所以不曾遇見愛農。

    魯迅往南京去,大概在三月末回家過一趟,随後跟了政府移往北京。

    他的壬子日記從五月開始,所以這一段事情無可查考,日記第一天是五月五日,說“舟抵天津”,想來該是四月末離紹的吧。

    在這以前,魯迅和範愛農應當在家裡會見過,可是這也毫無記憶了。

     這三首是根據二十三日寄給我的原稿,有二三處與日記上不同,卻比較的好,可見系改定本,如其二的第四句末原作“已登場”,第五句作“寒雲惡”,第七句作“清泠水”,則嫌平仄未葉了。

    稿後附記四行雲:“我于愛農之死為之不怡累日,至今未能釋然。

    昨忽成詩三章,随手寫之,而忽将雞蟲做入,真是奇絕妙絕,辟曆一聲,群小之大狼狽。

    今錄上,希大鑒定家鑒定,如不惡乃可登諸《民興》也。

    天下雖未必仰望已久,然我亦豈能已于言乎。

    二十三日,樹又言。

    ”魯迅哀範君的詩很是悲憤,附記卻又雜以诙諧,所雲大什麼家及天下仰望,皆是朱幼溪的口吻,這裡加以模仿的。

    日記八月項下雲:“二十八日收二十一及二十二日《民興日報》一分,蓋停版以後至是始複出,餘及啟孟之哀範愛農詩皆在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