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掌握山西武力與太原起義前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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撫錫銮(1843—1922):字金波,浙江錢塘人。

    1863年在武昌從軍,1907年任奉天營務處總辦,1908年任淮軍全軍翼長。

    1911年11月任山西巡撫,旋調任奉天防務,東三省邊務大臣。

    次年任直隸都督。

    1915年8月,任振武上将軍,封為一等伯。

     我于太原光複之初,即派南桂馨同志間關南下,向中山先生與同盟會諸負責同志報告太原起義的經過與提前動作的衷曲,并充任山西的代表。

    其後,光複各省代表選中山先生為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

    中山先生在南京就職,以迄臨時參議院成立,南北議和,清帝溥儀退位。

    這一段時期,正是清軍由娘子關攻入,我退出太原轉戰綏遠的階段。

    當時因通訊聯絡不便,以故這些發展一直到返回晉省才得明了。

     中山先生為急求國内的統一,以溥儀〔43〕退位之次日,即向臨時參議院辭去臨時大總統職,并舉袁世凱自代。

    他自己則甘以在野之身,贊襄政治,促進建設。

    民國元年(1912年)秋,先生為樹立議會政治的規模,以同盟會為基礎,而合統一共和黨、國民共進會、共和實進會、國民公黨,改組為國民黨,八月二十五日在北京成立,先生被推為理事長,黃興〔44〕、宋教仁〔45〕、王寵惠〔46〕、王人文〔47〕、王芝祥〔48〕、吳景濂〔49〕、張風翙、貢桑諾爾布〔50〕被推為理事,胡漢民〔51〕、張繼〔52〕、譚延闿〔53〕、于右任〔54〕等與我被推為參議。

    改組工作與國民黨成立大會,均系在先生親自主持下進行。

     〔43〕溥儀(1906—1967)退位:溥儀為清醇新王載沣長子。

    1909年11月4日繼皇帝位,僅3歲,年号宣統。

    1912年2月12日宣布退位。

     〔44〕黃興(1874—1916):字克強,湖南善化(今長沙)人。

    1902年赴日本宏文學院留學,開始組織反清活動。

    1904年在長沙組織華興會。

    1905年8月,中國同盟會在東京成立,任庶務長。

    之後,多次組織武裝爆動。

    1911年10月辛亥革命後,任民軍總司令;次年南京臨時政府成立,任陸軍總長兼總參謀長。

    是清末革命活動中地位僅次于孫中山的人物。

     〔45〕宋教仁(1882—1913):字遯初,湖南桃源人。

    1904年與黃興在長沙創華興會,密謀起義,事洩,出走日本,在日本法政中學、法政大學學習。

    中國同盟會成立,任司法部檢事。

    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籌組臨時政府,次年正式成立,任法制局局長。

    4月政府北遷,任農林總長,不久辭職。

    8月聯合統一共和黨等組織成立中國國民黨,任代理事長。

    主張成立責任内閣,制定民主憲法,反對袁世凱專政。

    1913年3月20日國會召開前夕,被袁世凱爪牙刺殺于上海火車站。

     〔46〕王寵惠(1881—1958):字亮疇,廣東東莞人。

    青年時期先後留學日、美、英,專攻法津。

    1905年參加中國同盟會。

    1912年1月南京臨時政府成立,任外交總長,旋改司法總長。

    之後,曾任北洋政府總理、國民政府司法部長、外交部長等職。

    1949年居台灣。

     〔47〕王人文(1863—1941):字采臣,雲南大理人。

    1883年癸未科進士。

    累任至陝西布政使、護理四川總督等。

    1912年加入中國國民黨,後脫黨。

    1913年當選為參議院議員。

     〔48〕王芝祥(1858—1930):字鐵珊,直隸通縣(今屬北京)人。

    1904年乙酉科舉人。

    1911年,任廣西布政使。

    辛亥革命時被舉為廣西副都督。

    1912年,任南京留守政府軍事顧問。

    同年為統一共和黨幹事。

    1924年11月,任京兆尹。

    晚年從事北京慈善事業。

     〔49〕吳景濂(1873—1944):字連伯,奉天甯遠(今遼甯興城)人。

    1902年入京師大學堂,畢業後授為候補内閣中書。

    之後從事教育事業。

    1911年辛亥革命後,以奉天代表出席南京代表會。

    次年任臨時參議院議員。

    1913年任統一後的國民黨副理事長,一度代理事長。

    袁世凱稱帝後,公開反對,并在東北組織讨袁軍。

    之後,任孫中山護法軍政府顧問、北京政府衆議院議長等職。

     〔50〕貢桑諾爾布(1872—1931):字樂亭,号夔盦,系成吉思汗勳臣烏梁海濟拉瑪的後裔,卓索圖盟喀喇沁右旗世襲劄薩克親王,兼卓索圖盟盟長。

    光緒二十四年(1898年)就任喀喇沁右翼旗劄薩克先後創辦了崇正學堂、毓正女學堂、守正武學堂。

    著有《竹有齋詩集》。

     〔51〕胡漢民(1879—1936):字展堂、廣東番禹人。

    1902年赴日本東京弘文學院留學,後入東京法政大學速成科。

    1907年加入中國同盟會,任本部書記。

    随孫中山、黃興在南方籌劃起義。

    1911年辛亥革命後,廣東光複,出任都督,次年1月任大總統秘書長。

    二次革命後,亡命日本,1917年任護法軍交通部總長。

    1924年被舉為中國國民黨第一屆中央執行委員、兼廣東省長。

    孫中山北上後,代攝大元帥職權。

    1927年,被舉為國民政府主席。

    1935年12月當選為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會主席。

    次年病逝。

    有《胡漢民自傳》等著作。

     〔52〕張繼(1882—1947):字溥泉,河北滄縣人,1899年赴日本留學,入東京善鄰書院,後入早稻田專門學校。

    從事反清活動,加入勵志會、青年會等組織,1903年入黃興組織之拒俄義勇隊,被逐回國,在上海任《蘇報》參議。

    1905年入中國同盟會,任《民報》發行人及主編人。

    1911年武昌起義後,從巴黎經南洋回國。

    1912年任同盟會本部交際部主任兼河北支部部長。

    1913年4月,任國會參議員議長。

    1921年任國民黨宣傳部長,次年任國民黨北京支部長。

    1925年,參加鄒魯等在北京西山召開之中央執行委員會第四次大會,成為西山會議派重要成員。

    之後,多次任國民政府監察委員,并任國民黨史料檔案委員會主任委員(1937年)、國史館館長(1946年)等職。

    有《張溥泉先生全集》傳世。

     〔53〕譚延闿(1879—1930):字祖庵,湖南茶陵人。

    1904年甲辰科進士,授翰林院編修。

    後返鄉辦學,1909年任湖南谘議局局長。

    1914年武昌起義後,任湖南都督。

    次年加入國民黨,任支部長。

    1916年任湖南省長。

    1923年,任廣州陸海軍大元帥府大本營内政部長、建設部長。

    1924年1月中國國民黨重組後,任第一屆中央執行委員,兼代大本營秘書長。

    後曆任國民革命第二軍軍長、代理武漢國民政府主席、代理國民黨中央部主席等職。

     〔54〕于右任(1879—1964):原名伯循,字右任。

    陝西三原人。

    1903年癸卯科舉人。

    1906年赴日本,加入中國同盟會。

    歸國後創辦《神州日報》、《民呼日報》、《民主報》等。

    宣傳革命,1912年南京臨時政府成立,任交通部次長。

    1918年返陝,任護國軍總司令。

    1922年創辦上海大學,任校長。

    1924年随孫中山赴京,任内務部長。

    1926年9月與馮玉祥參加五原誓師。

    1927年,參與北伐,任陝西省政府主席。

    1949年赴台灣。

    有《右任文存》、《右任詩存》、《右任墨存》等著作。

     斯時,張謇〔55〕所領導的統一黨與黎元洪所領導的民社黨,又拉了幾個小的政團,亦合組為共和黨,推梁啟超為領袖。

    中山先生曾呼籲兩黨以英美先進國為模範,以公理是非為依歸,不以黨見相傾軋,完成美善的政黨政治。

     〔55〕張謇(1853—1926):字季直,江蘇南通人。

    1885年乙酉科舉人,1894年參加殿試,得一甲第一名,賜進士。

    之後,以教育、實業為事業。

    1911年辛亥革命後,被推為江蘇臨時議會議長。

    并與陳德全、章炳麟創辦統一黨。

    次年1月,任南京臨時政府實業部總長,未就。

    1913年9月,任北京政府農商總長兼全國水利局總裁。

    袁世凱稱帝前,請假南歸。

    之後仍以從事實業為主,曆任中國銀行聯合會會長、華成鹽墾公司總理、吳淞商埠督辦、交通銀行總裁等職務。

    有《張季子九錄》、《張謇函稿》、《張謇日記》等傳世。

     是年九月,中山先生由北京莅晉,十九日,在太原各界歡迎大會上,曾嘉勉我們說:“去歲武昌起義,不半載竟告成功,此實山西之力,閻君伯川之功。

    不但山西人當感戴閻君,即十八行省亦當感謝。

    何也?廣東為革命之原初省分,然屢次失敗,滿清政府防衛甚嚴,不能稍有施展,其它可想而知。

    使非山西起義,斷絕南北交通,天下事未可知也。

    ”又對山西商學界歡宴上演講說:“前在日本時,嘗與現任都督閻君謀畫,令閻君于南部各省起義時,以晉省遙應。

    此所以去年晉省聞風響應,一面鼓勵各省進行,一面牽制滿兵南下,而使革命之勢力迅疾造成也。

    ”又在我的歡宴會上演說:“武昌起義,山西首為響應,共和成立,須首推閻都督之力為最。

    今非享福之時,尚須苦心建設十年,方可言享福。

    文摒一已權利,為四萬萬同胞謀幸福,願與各位共勉之。

    ”這對我實在是過獎之辭,而山西革命同志與全體軍民,受此鼓勵,則感到萬分興奮,并對我們偉大領袖孫總理永遠崇拜不已。

    總理臨行時,特囑:“北方環境與南方不同,你要想盡方法,保守山西這一塊革命基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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