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掌握山西武力與太原起義前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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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盟會因為種種關系，把革命任務分開江南江北兩部分。
中山先生與同志們研究發動起義的地點，大家都主張在江南。
因為一方面江南離北京遠，發動起來，北方的清軍不容易集中反擊，一方面江南有海口，易于輸入軍需品及得到外力的援助，且江南的革命潮亦較江北為高。
因此，江南江北所負的任務就不同了。
當時決定山西所負的任務是革命軍到河南時，山西出兵石家莊，接援革命軍北上。
這是辛亥革命以前的決策。
當辛亥革命的前夕，山西軍隊分新軍與舊軍兩部。
新軍為一個混成協（旅），下轄步兵兩标（團），騎兵炮兵各一營，工兵辎重兵各一隊（連），姚鴻法〔1〕任協統（旅長）後，将騎兵營和工兵隊撥歸一标代管，炮兵營和辎重兵隊撥歸二标代管，全協共四千馀人，悉駐太原。
舊軍為巡防隊十三個營，亦共為四千馀人，除分駐綏遠、大同、代州（代縣）、平陽（臨汾）者外，駐太原者計三個營。
舊軍保守太甚，不易向革命方面轉變，新軍則大半為我與我的盟友或同學所統率。
我回晉之初，被派為山西陸軍學校教官，三閱月升任監督，旋為實際掌握新軍，以種種努力，獲調山西陸軍第二标教練官（中校團附），一年後升任标統（團長）。
這時一二兩标雖改名為八十五标與八十六标，但人仍多以一、二标稱之。
其間清廷于北京學辦留學生朝考，我遵命前往應試，得中舉人〔2〕。
〔1〕姚鴻法（1882—1947）：字蘭荪，江蘇丹徒人。
日本士官學校第三期畢業。
回國後在廣東陸軍測繪學堂、兩江練兵處任職，後赴山西任督練公所參謀處總辦。
嗣任山西新軍混成協協統。
1910年，任山西督練公所總參議。
1912年，在北京政府總統府任職，不久辭職，從事邊疆政治軍事研究，著有《籌邊計畫商榷書》。
1924年4月，被北京政府授予榮威将軍。
後赴山西，任督軍府高等顧問。
1936年1月，被國民政府授陸軍中将。
抗日戰争爆發，在湘西戰役中被日軍炸彈炸傷。
1947年7月31日逝世。
〔2〕得中舉人：1909年11月，清政府為了鑒定留日日本軍校學生，由軍部召集各省由日歸國的士官生到京會試。
此試閻錫山名列上榜，被賞予協軍校軍銜，并授予舉人。
同時被授舉人的山西籍士官生有溫壽泉、黃國梁、姚以價、喬煦、張維清等。
那時山西軍中的山西籍人不過十分之二，且多是所謂“老營混子”。
我于就任标統後，為使新軍易于掌握，且易成為有朝氣有團力之革命武力，于是提倡征兵。
山西巡撫丁寶铨〔3〕與新軍協統姚鴻法鹹表贊同。
而此事之得以迅速成為事實，則尤應特别歸功于山西谘議局局長梁善濟〔4〕的支持。
征兵制度實行之年，新軍步兵兩标中十分之六以上的兵員即皆成為山西籍的勞動農工。
其明年，新兵與舊兵就成為八與二之比了。
〔3〕丁寶铨（1869—1919）：字衡甫，号默存，江蘇山陰（今淮安）人。
光緒十五年（1889）進士。
1906年，由冀甯道轉任山西按察使。
1907年，任山西布政使。
1909年，任山西巡撫。
1911年，因文水交城禁煙辦事失控，引發朝野共憤，被彈劾，因稱病去職。
辛亥革命後，舉家遷滬。
1913年12月，任北京政府全國水利局副總裁，旋于次年1月辭職。
因同情革命等因，于1919年遭遇暗殺。
〔4〕梁善濟（1862—1925）：字伯強，崞縣（今原平市）北社西村（今屬定襄縣）人。
25歲入太原令德堂學習。
32歲考取舉人。
1902年，山西大學創辦，任校士館館長。
同年進士及第，授職翰林院，旋被保送到日本法政大學學習。
兩年後回國，參與保礦運動，并任省教育會會長。
宣統元年（1909），任谘議局局長，并參與立憲派，被推為首領。
1911年太原起義成功後，閻錫山迫于袁壓力北撤至包頭一帶，梁善濟留在太原安定民心。
之後任國會議員、副議長，旋任教育部次長。
晚年從事學術與赈濟等活動。
遺著有《自強回威錄》、《旅遊日記》等。
并有自編年譜。
姚協統鴻法雖非革命黨人，但與我交情甚笃。
他升任山西督練公所總辦（主全省兵事者）後，曾向我說他已與北京方面洽妥，我出五千兩銀子，他所遺協統之缺由我升任。
因為他父親時為陸軍部侍郎（次長），他向陸軍部主管人關說此事，甚有把握。
丁巡撫寶铨、梁局長善濟亦皆勸我出此。
我則以革命的事重在下層，離的下層遠了，即不好組織革命力量，掌握革命行動，遂婉謝之。
為進一步使兩标新軍革命化，我與盟友趙戴文、溫壽泉、南桂馨〔5〕、張瑜、喬煦，常越日夜密謀，決定一面發起成立山西軍人俱樂部，表面上研究學術，實際上團結革命同志，暗中鼓動革命；一面組織模範隊，表面上作訓練的表率，實際上作起義的骨幹。
〔5〕南桂馨（1884—1967）：山西甯武縣人。
1902年入山西大學堂西齋學習。
1906年加入中國同盟會。
1907年赴日留學，次年回國，任新軍第八十五标軍需官。
1911年10月29日太原起義成功後，曾任河東籌饷局局長、都督府參謀長、警務處長兼警察所所長。
1928年任天津特别市市長。
抗戰期間避居天津，拒不出任僞職。
1948年任傅作義部顧問。
建國後，任山西省政協委員、北京市文史館員、全國政協常委等職。
我第一次回國時由日本帶回之炸彈，一直由我們的同志保存到辛亥革命的前夕。
本來打算以一顆由王建基〔6〕、徐翰文〔7〕攜綏遠，一顆留太原，俟秋季祭孔時，同時分炸綏遠将軍與山西巡撫。
嗣經再三斟酌，此種舉動之後果，非我們所能把握，不若運用軍隊成功，再舉義旗，在革命前途上更為有利，且能符合同盟會全盤革命計劃，遂即決定中止。
〔6〕王建基（1883—1911）：字弼臣，山西五台縣東冶鎮西街村人。
20歲中秀才，旋入山西大學堂。
1905年考入官費留學日本，入東京體育專科學校。
1905年加入中國同盟會，1906年回國。
與徐翰文、康佩珩等人到鄂爾多斯一帶聯絡當地義士準備起義。
被捕，堅貞不屈。
獲釋後，繼續從事反清活動。
1911年太原起義成功後，北上救援大同，在懷仁縣以寡敵衆，血戰而亡。
〔7〕徐翰文（1878—1907）：字西園，山西五台縣東冶鎮大樸村人。
幼讀詩書，得中秀才，乃赴太原深造。
1905年被選公費留學，入日本體育專科學校學習。
1906年加入中國同盟會。
回國後入清軍太原常備軍第一營。
旋與王建基、康佩珩北上鄂爾多斯紅柳灘，招募勇士，準備起義。
1907年，因事洩在薩拉齊一帶被捕，旋被害，年僅29歲。
我沒有等到革命軍到河南，就緊跟着湖北武昌之後，在太原起義。
這并不是既定的計劃，而是受了事實的逼迫，使我不得不提早行動。
在山西巡撫陸锺琪〔8〕于武昌起義〔9〕後，特召其子亮臣來晉，作緩和革命之計。
亮臣與我是日本士官學校同學，但屬泛泛交，主張亦不接近，不過他知道我曾參加同盟會，且是鐵血丈夫團中人。
他到晉翌晨，即訪我談話，一見面就說：“我此次來，即為與兄研究晉省對武昌事件當如何應付。
兄有意見，弟對家父尚可轉移。
”我當時答複他說：“武昌事件的真相，我尚不知；黎元洪〔10〕究竟系為革命而起義，抑系别有原因，我也不明白。
是不是我們現在談應付武昌事件的話，還有點太早。
”他又說：“我們還可以再觀察幾天。
不過我可以和你說，最後需要家父離開時，我也能設法。
”我笑了一笑說：“這話說得哪裡去了。
你來，我們更說不到那樣的話了。
”他臨行時，又和我說：“過兩天，我們是不是可以和蘭荪（姚鴻發字）一起談談？”我說：“可以，你通知他，還是我通知他？”他說：“我通知罷。
” 〔8〕陸锺琦（？—1911）：字申甫，順天宛平人，本籍浙江蕭山。
宣統三年（1911）10月6日（中秋節），任山西巡撫。
到官末及一月，在太原起義中中彈而亡。
〔9〕武昌起義：1911年10月10日，漢口革命黨人熊秉坤等在湖北武昌率軍起義，占領武昌之湖北總督署，推駐武昌清軍協統黎元洪出任軍政府都督。
随後，發表宣言，号召各省起義，湘、陝、贛、晉等省相繼響應，進而形成全國規模之辛亥革命。
〔10〕黎元洪（1864—1928）：字宋卿，湖北黃陂人。
他于北師學堂畢業後，任職湖北新軍，升至協統（相當于旅長）。
武昌起義爆發後，被迫出任軍政府鄂軍大都督。
南京臨時政成立時，當選為副總統。
袁世凱去世後，繼任為總統。
在這時候，有兩件事逼迫得我實在不能等候。
一件是山西有五千支德國造的新槍，要借給河南三千支，随帶子彈，且已運走一部分。
一件是要把一、二兩标分别開往臨汾與代州，而由巡防部隊接替太原的防務。
亮臣與我見面的當日晚間我就到姚總辦處問說：“亮臣曾否來訪？”他說：“來過了，他并且說和你談得很好，是不是再過幾天我們共同談談？”我說：“總辦決定罷！”我辭出後，向督練公所的辦公人員打聽，知道運槍與開兵的事，已決定趕速實行。
此時我益猜疑陸亮臣此來，完全是想敷衍住我，把運槍和開兵兩事做成。
而此等計劃，不隻是陸巡撫一人打此如意算盤，官紳軍界中亦均有參與其謀者。
我從督練公所回來，趙戴
中山先生與同志們研究發動起義的地點，大家都主張在江南。
因為一方面江南離北京遠，發動起來，北方的清軍不容易集中反擊，一方面江南有海口，易于輸入軍需品及得到外力的援助，且江南的革命潮亦較江北為高。
因此，江南江北所負的任務就不同了。
當時決定山西所負的任務是革命軍到河南時，山西出兵石家莊，接援革命軍北上。
這是辛亥革命以前的決策。
當辛亥革命的前夕，山西軍隊分新軍與舊軍兩部。
新軍為一個混成協（旅），下轄步兵兩标（團），騎兵炮兵各一營，工兵辎重兵各一隊（連），姚鴻法〔1〕任協統（旅長）後，将騎兵營和工兵隊撥歸一标代管，炮兵營和辎重兵隊撥歸二标代管，全協共四千馀人，悉駐太原。
舊軍為巡防隊十三個營，亦共為四千馀人，除分駐綏遠、大同、代州（代縣）、平陽（臨汾）者外，駐太原者計三個營。
舊軍保守太甚，不易向革命方面轉變，新軍則大半為我與我的盟友或同學所統率。
我回晉之初，被派為山西陸軍學校教官，三閱月升任監督，旋為實際掌握新軍，以種種努力，獲調山西陸軍第二标教練官（中校團附），一年後升任标統（團長）。
這時一二兩标雖改名為八十五标與八十六标，但人仍多以一、二标稱之。
其間清廷于北京學辦留學生朝考，我遵命前往應試，得中舉人〔2〕。
〔1〕姚鴻法（1882—1947）：字蘭荪，江蘇丹徒人。
日本士官學校第三期畢業。
回國後在廣東陸軍測繪學堂、兩江練兵處任職，後赴山西任督練公所參謀處總辦。
嗣任山西新軍混成協協統。
1910年，任山西督練公所總參議。
1912年，在北京政府總統府任職，不久辭職，從事邊疆政治軍事研究，著有《籌邊計畫商榷書》。
1924年4月，被北京政府授予榮威将軍。
後赴山西，任督軍府高等顧問。
1936年1月，被國民政府授陸軍中将。
抗日戰争爆發，在湘西戰役中被日軍炸彈炸傷。
1947年7月31日逝世。
〔2〕得中舉人：1909年11月，清政府為了鑒定留日日本軍校學生，由軍部召集各省由日歸國的士官生到京會試。
此試閻錫山名列上榜，被賞予協軍校軍銜，并授予舉人。
同時被授舉人的山西籍士官生有溫壽泉、黃國梁、姚以價、喬煦、張維清等。
那時山西軍中的山西籍人不過十分之二，且多是所謂“老營混子”。
我于就任标統後，為使新軍易于掌握，且易成為有朝氣有團力之革命武力，于是提倡征兵。
山西巡撫丁寶铨〔3〕與新軍協統姚鴻法鹹表贊同。
而此事之得以迅速成為事實，則尤應特别歸功于山西谘議局局長梁善濟〔4〕的支持。
征兵制度實行之年，新軍步兵兩标中十分之六以上的兵員即皆成為山西籍的勞動農工。
其明年，新兵與舊兵就成為八與二之比了。
〔3〕丁寶铨（1869—1919）：字衡甫，号默存，江蘇山陰（今淮安）人。
光緒十五年（1889）進士。
1906年，由冀甯道轉任山西按察使。
1907年，任山西布政使。
1909年，任山西巡撫。
1911年，因文水交城禁煙辦事失控，引發朝野共憤，被彈劾，因稱病去職。
辛亥革命後，舉家遷滬。
1913年12月，任北京政府全國水利局副總裁，旋于次年1月辭職。
因同情革命等因，于1919年遭遇暗殺。
〔4〕梁善濟（1862—1925）：字伯強，崞縣（今原平市）北社西村（今屬定襄縣）人。
25歲入太原令德堂學習。
32歲考取舉人。
1902年，山西大學創辦，任校士館館長。
同年進士及第，授職翰林院，旋被保送到日本法政大學學習。
兩年後回國，參與保礦運動，并任省教育會會長。
宣統元年（1909），任谘議局局長，并參與立憲派，被推為首領。
1911年太原起義成功後，閻錫山迫于袁壓力北撤至包頭一帶，梁善濟留在太原安定民心。
之後任國會議員、副議長，旋任教育部次長。
晚年從事學術與赈濟等活動。
遺著有《自強回威錄》、《旅遊日記》等。
并有自編年譜。
姚協統鴻法雖非革命黨人，但與我交情甚笃。
他升任山西督練公所總辦（主全省兵事者）後，曾向我說他已與北京方面洽妥，我出五千兩銀子，他所遺協統之缺由我升任。
因為他父親時為陸軍部侍郎（次長），他向陸軍部主管人關說此事，甚有把握。
丁巡撫寶铨、梁局長善濟亦皆勸我出此。
我則以革命的事重在下層，離的下層遠了，即不好組織革命力量，掌握革命行動，遂婉謝之。
為進一步使兩标新軍革命化，我與盟友趙戴文、溫壽泉、南桂馨〔5〕、張瑜、喬煦，常越日夜密謀，決定一面發起成立山西軍人俱樂部，表面上研究學術，實際上團結革命同志，暗中鼓動革命；一面組織模範隊，表面上作訓練的表率，實際上作起義的骨幹。
〔5〕南桂馨（1884—1967）：山西甯武縣人。
1902年入山西大學堂西齋學習。
1906年加入中國同盟會。
1907年赴日留學，次年回國，任新軍第八十五标軍需官。
1911年10月29日太原起義成功後，曾任河東籌饷局局長、都督府參謀長、警務處長兼警察所所長。
1928年任天津特别市市長。
抗戰期間避居天津，拒不出任僞職。
1948年任傅作義部顧問。
建國後，任山西省政協委員、北京市文史館員、全國政協常委等職。
我第一次回國時由日本帶回之炸彈，一直由我們的同志保存到辛亥革命的前夕。
本來打算以一顆由王建基〔6〕、徐翰文〔7〕攜綏遠，一顆留太原，俟秋季祭孔時，同時分炸綏遠将軍與山西巡撫。
嗣經再三斟酌，此種舉動之後果，非我們所能把握，不若運用軍隊成功，再舉義旗，在革命前途上更為有利，且能符合同盟會全盤革命計劃，遂即決定中止。
〔6〕王建基（1883—1911）：字弼臣，山西五台縣東冶鎮西街村人。
20歲中秀才，旋入山西大學堂。
1905年考入官費留學日本，入東京體育專科學校。
1905年加入中國同盟會，1906年回國。
與徐翰文、康佩珩等人到鄂爾多斯一帶聯絡當地義士準備起義。
被捕，堅貞不屈。
獲釋後，繼續從事反清活動。
1911年太原起義成功後，北上救援大同，在懷仁縣以寡敵衆，血戰而亡。
〔7〕徐翰文（1878—1907）：字西園，山西五台縣東冶鎮大樸村人。
幼讀詩書，得中秀才，乃赴太原深造。
1905年被選公費留學，入日本體育專科學校學習。
1906年加入中國同盟會。
回國後入清軍太原常備軍第一營。
旋與王建基、康佩珩北上鄂爾多斯紅柳灘，招募勇士，準備起義。
1907年，因事洩在薩拉齊一帶被捕，旋被害，年僅29歲。
我沒有等到革命軍到河南，就緊跟着湖北武昌之後，在太原起義。
這并不是既定的計劃，而是受了事實的逼迫，使我不得不提早行動。
在山西巡撫陸锺琪〔8〕于武昌起義〔9〕後，特召其子亮臣來晉，作緩和革命之計。
亮臣與我是日本士官學校同學，但屬泛泛交，主張亦不接近，不過他知道我曾參加同盟會，且是鐵血丈夫團中人。
他到晉翌晨，即訪我談話，一見面就說：“我此次來，即為與兄研究晉省對武昌事件當如何應付。
兄有意見，弟對家父尚可轉移。
”我當時答複他說：“武昌事件的真相，我尚不知；黎元洪〔10〕究竟系為革命而起義，抑系别有原因，我也不明白。
是不是我們現在談應付武昌事件的話，還有點太早。
”他又說：“我們還可以再觀察幾天。
不過我可以和你說，最後需要家父離開時，我也能設法。
”我笑了一笑說：“這話說得哪裡去了。
你來，我們更說不到那樣的話了。
”他臨行時，又和我說：“過兩天，我們是不是可以和蘭荪（姚鴻發字）一起談談？”我說：“可以，你通知他，還是我通知他？”他說：“我通知罷。
” 〔8〕陸锺琦（？—1911）：字申甫，順天宛平人，本籍浙江蕭山。
宣統三年（1911）10月6日（中秋節），任山西巡撫。
到官末及一月，在太原起義中中彈而亡。
〔9〕武昌起義：1911年10月10日，漢口革命黨人熊秉坤等在湖北武昌率軍起義，占領武昌之湖北總督署，推駐武昌清軍協統黎元洪出任軍政府都督。
随後，發表宣言，号召各省起義，湘、陝、贛、晉等省相繼響應，進而形成全國規模之辛亥革命。
〔10〕黎元洪（1864—1928）：字宋卿，湖北黃陂人。
他于北師學堂畢業後，任職湖北新軍，升至協統（相當于旅長）。
武昌起義爆發後，被迫出任軍政府鄂軍大都督。
南京臨時政成立時，當選為副總統。
袁世凱去世後，繼任為總統。
在這時候，有兩件事逼迫得我實在不能等候。
一件是山西有五千支德國造的新槍，要借給河南三千支，随帶子彈，且已運走一部分。
一件是要把一、二兩标分别開往臨汾與代州，而由巡防部隊接替太原的防務。
亮臣與我見面的當日晚間我就到姚總辦處問說：“亮臣曾否來訪？”他說：“來過了，他并且說和你談得很好，是不是再過幾天我們共同談談？”我說：“總辦決定罷！”我辭出後，向督練公所的辦公人員打聽，知道運槍與開兵的事，已決定趕速實行。
此時我益猜疑陸亮臣此來，完全是想敷衍住我，把運槍和開兵兩事做成。
而此等計劃，不隻是陸巡撫一人打此如意算盤，官紳軍界中亦均有參與其謀者。
我從督練公所回來，趙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