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我幼年的時代背景與獻身革命的經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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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治指導長官署”，閻錫山兼任指導長官，以朱绶光為副指導長官。
1944年元月，任軍事委員會上将參議官，1945年10月，任湖北省第一屆監察委員。
1948年2月14日，突患腦溢血不治，于武漢寓所去世。
我留日期間，正值明治維新〔42〕，不論政治上與社會上都是一片振興氣象。
最使人曆久不忘的兩件事，一件是你無論向任何人問路，他們無不和和氣氣地告訴你，甚至領你到達你所詢問的路口；一件是你無論在任何地方丢失東西，一定有人想盡辦法給你送還。
〔42〕明治維新：日本明治天皇睦仁（1852—1912）時期實行的改革強國運動，對内頒布《帝國憲法》，遷都江戶，改名東京，對外實行侵略擴張，從而使日本迅速成為世界列強之一。
還有日本人崇敬軍人的精神，也使人十分感佩。
我在士官學校時，有一次舍營，演習之後，汗透重衣，人民拿出他們的衣服，讓我們穿上，然後替我們将衣服洗淨熨幹，并招待我們飲水吃飯。
吃了晚飯之後，向我們說：“你們早點睡罷。
明早集合的時間我們替你們打聽，叫你們起來，為你們預備早餐，不用你們操心。
” 又有一次行軍路經一個鄉村，見有些老年女人向軍隊拱手，若敬神然。
我以後向日本人請問為什麼如是恭敬軍人？他們說早年日本政府有雲：“敵人的軍隊來了，你敬神神不能替你打敵人，能替你打敵人的是軍人，你與其敬神，莫如敬重軍人。
”因此老年的女人尚有這種印象。
日本維新，以發揚武士道〔43〕，提高軍人精神，為其主要目标。
我到日本的頭兩年，正值日俄戰争〔44〕時期，我曾問過日本友人說：“俄國是一個大國，軍隊裝備又好（那時管退炮日本尚不能制造，戰場上擄獲俄國制造者，始行仿造），你們日本有沒有戰勝的把握？”他說：“有。
”我說：“你這話有何根據？”他說：“俄國人警告頑皮小孩子的時候，常常說：‘你再不聽話，就送你到軍官學校。
’他們存着這樣的輕軍心理，我們對他一定有勝利的把握。
”但凡事過猶不及，這一段時期，在尚武上俄國是不及，日本是過，俄國在日俄戰争時固然招緻了失敗，日本在二次大戰時，由于軍人驕橫，自由行動，亦難免于失敗。
〔43〕武士道：日本武士遵循的道德準則，即應具有忠勇、節義、廉恥、守信、堅韌等品格，始于鐮倉時代。
明治維新後，武士道的等級廢除，但仍然長期宣傳武士道精神。
〔44〕日俄戰争：日本和俄國在1904年為争奪中國東北和朝鮮權益而進行的戰争，以日本戰勝，簽定《樸茨茅斯和約》結束。
戰争的結局導緻日本取代沙俄獲得在我國東北的支配地位，為其進一步侵略中國作了準備。
日俄戰争時為日本軍人精神最盛時期，日俄戰後即漸漸減退。
因為戰争一結束，社會黨（社會上稱之為過激黨）的傳單逢軍人即散，傳單上充滿了諷刺的話，比如說，你們軍人死了許多，為日本換來了什麼？無非是軍人的榮譽與資本家開發滿洲的利益罷了。
在此種煽動下，很快的就有小部分軍隊突營的情形。
日本當時的社會黨和掌握下層社會的黑龍會，對中國革命運動，都很表同情與贊助。
同盟會的盟友與他們過從頗密，對他們的活動亦多支持。
有一次日本社會黨人大衫岩，因被日政府下獄，他夫人及其同黨人向我求助。
我想到中國留學生患病住院，領事館每日可給醫療費日币五元，我遂佯裝患病，經過一位德國醫學博士（亦社會黨人）診斷，允準住院。
我一直在醫院住了六個月，把向領事館領到的醫療費，除了醫院費用，所馀九百日元，悉交大衫岩夫人。
日本政府那時對社會黨人甚為敵視，這位朋友是社會黨的活躍人物，因而不幸于日本大地震時被日本政府假罪處死了。
民國紀元前六年（清光緒三十二年，1906年）奉中山先生之命，偕盟友趙戴文〔45〕各攜炸彈一枚返國，布置華北革命。
至上海港口時，因知海關檢查甚嚴，乃将趙君所攜之炸彈亦集于己身，并向趙君說：“如檢出來，我一人當之，你可不承認是與我同行之友。
檢查時，我站在前列，你站後列。
”趙君說：“我站前列，你站後列如何？”我說：“站後列有畏懼檢查之嫌，易被注視，仍我站前列為宜。
”果然檢查人員檢查後列較前列細密，我遂得渡此難關。
其後我向趙君說：“愈危難處愈不可畏縮，畏縮則引人生疑。
”行抵漢口，在一家旅館中，很湊巧的看到牆壁上有墨筆寫的兩行字：“事到難為宜放膽，人非知己莫談心”，我想那一定是革命黨人所題，若非革命黨人，腦筋中就不會動此感想。
回晉後，在家中住了五天，即到五台山周圍各縣與雁門關内外旅行，向各處學生、教師、商人、僧侶運動革命，曆時三月，複赴日本。
〔45〕趙戴文（1866—1943）：字次隴，山西五台縣東冶鎮人。
19歲入太原晉陽書院，27歲入令德堂學習。
1904年，以山西大學堂教員身份，赴日本宏文師範深造，1905年加入中國同盟會。
1906年與閻錫山回國，先後在晉陽中學等處任教員等職。
1911年10月29日太原光複後，任都督署秘書兼将校研究所所長，旋任督署參謀長，北方國民革命軍總參議。
1928年12月特任國民政府内政部長，次年任監察院院長。
曾堅決反對閻錫山發動中原大戰。
1936年，任山西省政府主席，次年兼任第二戰區政治部主任。
抗戰期間，堅決反對閻錫山與日本人勾結。
1943年12月27日去世。
其後在弘前步兵三十一聯隊實習的階段，看見上海報載，廣東欽州被革命軍占領，興奮之馀，即向聯隊提出因病請求退學之條呈，因為那時我的革命軍戰法已經編成，急欲親往欽州參加革命行動，對我的革命軍戰法實際作一試驗。
結果日本聯隊長未批準我的退學請求。
當批駁之條呈發下，又見報載欽州已被清軍克複。
于今思之，方覺我當時的舉措未免沖動。
民國前三年（清宣統元年，1909年）畢業返國，繞道朝鮮旅行，經京城（今韓國首都首爾—編者）時，适逢朝鮮大臣下朝，人人皆沿牆邊小路而走，且每行數步，即掉頭向我窺視，其狀如鼠之畏貓然。
因我穿的是西裝，與日本人無大分别。
一望朝鮮大臣之可憐模樣，即知其在路上常受日人淩辱，以故未敢坦行，亦未敢直視。
住旅館後，朝鮮報社記者來訪，最後含淚無言而别。
至平壤，見有一座建築嶄新的樓房，經詢問獲知為妓女學校。
我當時深感亡國之民，生命财産廉恥均無以自保，因而于辛亥革命成功之後，向山西人民普遍講述亡國之可怕，大聲疾呼的提出“救國要在國未亡之前努力”的口号。
為進一步使省人以目睹事實自警警人，曾發動山西各界人士組織韓國參觀團，由馮曦〔46〕領導，前往韓國參觀。
他們于回國後曾将參觀報告印散山西全省人民，以是山西人民對亡國慘痛都有比較清楚的認識。
〔46〕馮曦（1880—1960）：字子和，山西代縣人。
日本早稻田大學畢業。
曆任山西省議長秘書長、六政考核處處長、村政處處長等職。
1928年10月，任綏遠省政府委員。
1931年12月至1938年10月，任綏遠省政府建設廳廳長。
後赴重慶，以詩文自娛。
新中國成立後，被聘為内蒙古文史研究館館員。
著有《紫禾詩抄》。
1944年元月，任軍事委員會上将參議官，1945年10月，任湖北省第一屆監察委員。
1948年2月14日，突患腦溢血不治，于武漢寓所去世。
我留日期間，正值明治維新〔42〕，不論政治上與社會上都是一片振興氣象。
最使人曆久不忘的兩件事，一件是你無論向任何人問路，他們無不和和氣氣地告訴你，甚至領你到達你所詢問的路口；一件是你無論在任何地方丢失東西，一定有人想盡辦法給你送還。
〔42〕明治維新：日本明治天皇睦仁（1852—1912）時期實行的改革強國運動，對内頒布《帝國憲法》，遷都江戶，改名東京，對外實行侵略擴張，從而使日本迅速成為世界列強之一。
還有日本人崇敬軍人的精神，也使人十分感佩。
我在士官學校時，有一次舍營，演習之後，汗透重衣，人民拿出他們的衣服，讓我們穿上，然後替我們将衣服洗淨熨幹，并招待我們飲水吃飯。
吃了晚飯之後，向我們說：“你們早點睡罷。
明早集合的時間我們替你們打聽，叫你們起來，為你們預備早餐，不用你們操心。
” 又有一次行軍路經一個鄉村，見有些老年女人向軍隊拱手，若敬神然。
我以後向日本人請問為什麼如是恭敬軍人？他們說早年日本政府有雲：“敵人的軍隊來了，你敬神神不能替你打敵人，能替你打敵人的是軍人，你與其敬神，莫如敬重軍人。
”因此老年的女人尚有這種印象。
日本維新，以發揚武士道〔43〕，提高軍人精神，為其主要目标。
我到日本的頭兩年，正值日俄戰争〔44〕時期，我曾問過日本友人說：“俄國是一個大國，軍隊裝備又好（那時管退炮日本尚不能制造，戰場上擄獲俄國制造者，始行仿造），你們日本有沒有戰勝的把握？”他說：“有。
”我說：“你這話有何根據？”他說：“俄國人警告頑皮小孩子的時候，常常說：‘你再不聽話，就送你到軍官學校。
’他們存着這樣的輕軍心理，我們對他一定有勝利的把握。
”但凡事過猶不及，這一段時期，在尚武上俄國是不及，日本是過，俄國在日俄戰争時固然招緻了失敗，日本在二次大戰時，由于軍人驕橫，自由行動，亦難免于失敗。
〔43〕武士道：日本武士遵循的道德準則，即應具有忠勇、節義、廉恥、守信、堅韌等品格，始于鐮倉時代。
明治維新後，武士道的等級廢除，但仍然長期宣傳武士道精神。
〔44〕日俄戰争：日本和俄國在1904年為争奪中國東北和朝鮮權益而進行的戰争，以日本戰勝，簽定《樸茨茅斯和約》結束。
戰争的結局導緻日本取代沙俄獲得在我國東北的支配地位，為其進一步侵略中國作了準備。
日俄戰争時為日本軍人精神最盛時期，日俄戰後即漸漸減退。
因為戰争一結束，社會黨（社會上稱之為過激黨）的傳單逢軍人即散，傳單上充滿了諷刺的話，比如說，你們軍人死了許多，為日本換來了什麼？無非是軍人的榮譽與資本家開發滿洲的利益罷了。
在此種煽動下，很快的就有小部分軍隊突營的情形。
日本當時的社會黨和掌握下層社會的黑龍會，對中國革命運動，都很表同情與贊助。
同盟會的盟友與他們過從頗密，對他們的活動亦多支持。
有一次日本社會黨人大衫岩，因被日政府下獄，他夫人及其同黨人向我求助。
我想到中國留學生患病住院，領事館每日可給醫療費日币五元，我遂佯裝患病，經過一位德國醫學博士（亦社會黨人）診斷，允準住院。
我一直在醫院住了六個月，把向領事館領到的醫療費，除了醫院費用，所馀九百日元，悉交大衫岩夫人。
日本政府那時對社會黨人甚為敵視，這位朋友是社會黨的活躍人物，因而不幸于日本大地震時被日本政府假罪處死了。
民國紀元前六年（清光緒三十二年，1906年）奉中山先生之命，偕盟友趙戴文〔45〕各攜炸彈一枚返國，布置華北革命。
至上海港口時，因知海關檢查甚嚴，乃将趙君所攜之炸彈亦集于己身，并向趙君說：“如檢出來，我一人當之，你可不承認是與我同行之友。
檢查時，我站在前列，你站後列。
”趙君說：“我站前列，你站後列如何？”我說：“站後列有畏懼檢查之嫌，易被注視，仍我站前列為宜。
”果然檢查人員檢查後列較前列細密，我遂得渡此難關。
其後我向趙君說：“愈危難處愈不可畏縮，畏縮則引人生疑。
”行抵漢口，在一家旅館中，很湊巧的看到牆壁上有墨筆寫的兩行字：“事到難為宜放膽，人非知己莫談心”，我想那一定是革命黨人所題，若非革命黨人，腦筋中就不會動此感想。
回晉後，在家中住了五天，即到五台山周圍各縣與雁門關内外旅行，向各處學生、教師、商人、僧侶運動革命，曆時三月，複赴日本。
〔45〕趙戴文（1866—1943）：字次隴，山西五台縣東冶鎮人。
19歲入太原晉陽書院，27歲入令德堂學習。
1904年，以山西大學堂教員身份，赴日本宏文師範深造，1905年加入中國同盟會。
1906年與閻錫山回國，先後在晉陽中學等處任教員等職。
1911年10月29日太原光複後，任都督署秘書兼将校研究所所長，旋任督署參謀長，北方國民革命軍總參議。
1928年12月特任國民政府内政部長，次年任監察院院長。
曾堅決反對閻錫山發動中原大戰。
1936年，任山西省政府主席，次年兼任第二戰區政治部主任。
抗戰期間，堅決反對閻錫山與日本人勾結。
1943年12月27日去世。
其後在弘前步兵三十一聯隊實習的階段，看見上海報載，廣東欽州被革命軍占領，興奮之馀，即向聯隊提出因病請求退學之條呈，因為那時我的革命軍戰法已經編成，急欲親往欽州參加革命行動，對我的革命軍戰法實際作一試驗。
結果日本聯隊長未批準我的退學請求。
當批駁之條呈發下，又見報載欽州已被清軍克複。
于今思之，方覺我當時的舉措未免沖動。
民國前三年（清宣統元年，1909年）畢業返國，繞道朝鮮旅行，經京城（今韓國首都首爾—編者）時，适逢朝鮮大臣下朝，人人皆沿牆邊小路而走，且每行數步，即掉頭向我窺視，其狀如鼠之畏貓然。
因我穿的是西裝，與日本人無大分别。
一望朝鮮大臣之可憐模樣，即知其在路上常受日人淩辱，以故未敢坦行，亦未敢直視。
住旅館後，朝鮮報社記者來訪，最後含淚無言而别。
至平壤，見有一座建築嶄新的樓房，經詢問獲知為妓女學校。
我當時深感亡國之民，生命财産廉恥均無以自保，因而于辛亥革命成功之後，向山西人民普遍講述亡國之可怕，大聲疾呼的提出“救國要在國未亡之前努力”的口号。
為進一步使省人以目睹事實自警警人，曾發動山西各界人士組織韓國參觀團，由馮曦〔46〕領導，前往韓國參觀。
他們于回國後曾将參觀報告印散山西全省人民，以是山西人民對亡國慘痛都有比較清楚的認識。
〔46〕馮曦（1880—1960）：字子和，山西代縣人。
日本早稻田大學畢業。
曆任山西省議長秘書長、六政考核處處長、村政處處長等職。
1928年10月，任綏遠省政府委員。
1931年12月至1938年10月，任綏遠省政府建設廳廳長。
後赴重慶，以詩文自娛。
新中國成立後，被聘為内蒙古文史研究館館員。
著有《紫禾詩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