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我幼年的時代背景與獻身革命的經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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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也。
” 〔9〕“日省月試”三句：出自《禮·中庸》。
漢鄭玄注：“日省月試，考校其成功也。
”唐孔穎達疏：“言在上每日省視百工功程，每月試其所作之事。
”清鄭觀應《盛世危言·技藝》：“夫别器尚象，古聖王之所由利用而厚民也。
日省月試，既禀稱事，勸工之典，并列九經。
” 〔10〕天下為公：語出《禮·禮運》：“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
”孫希旦集解：“天下為公者，天子之位傳賢而不傳子也。
”孫中山先生據此号召實行其民主共和的政治理想。
〔11〕“不幸中國君位傳賢隻兩代”四句：指上古堯禅位于舜，舜禅位于禹，皆為傳賢不傳子。
而禹傳位于其子，遂開啟中國政權傳子制度。
〔12〕秦始皇（前259—前210）：即嬴政，一稱趙政。
他在位時，于公元前221年統一全國，建立了第一個中央集權的封建國家。
他自稱始皇帝，以圖子子孫孫，以至萬世，永傳其帝位。
由于實行專制暴政，嚴刑苛法，賦役繁重，且連年用兵，導緻百姓不堪重負，怨聲載道，秦王朝在他去世後不久即迅速滅亡。
中國儒家的學問，“貨惡其棄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惡其不出于身也，不必為己〔13〕”，是發達物質的最高動力，亦是道德能力精神物質合一的圓滿道理。
中國由古以來，說人民的幸福，一為壽，二為富，三為康甯，四為修好德，五為考終命〔14〕。
富必須加大生産力，正為發達物質的動力，其馀壽、康甯、修好德、考終命，亦均須發達物質來完成。
所以說中國物質科學不發達，不是受中國文化的影響，而是被君位傳子專制政體的政治力量所枷鎖。
明末李自成〔15〕造反，就是因政府忌妒他富而好施迫成的。
〔13〕“貨惡其棄于地也”四句，出自《禮記·禮運·大同篇》。
意為人們珍惜勞動産品，但毫無自私自利之心，不會将它據為己有；人們在共同勞動中以不出力或少出力為恥，都能盡全力地工作，卻沒有“多得”的念頭。
隻有樹公心、去私心，才能達到貨盡其用、人盡其力的境界。
〔14〕壽、富、康甯、修好德、考終命：出自《書·洪範》。
考終命，指享盡天年。
唐孔穎達傳：“各成其長短之命以自終，不橫夭。
” 〔15〕李自成（1606—1645）：明末農民起義軍領袖。
陝西米脂縣人。
明崇祯三年（1630），加入起義軍，号闖将。
崇祯十七年（1644），在西安建立大順政權，旋攻克北京，推翻明朝統治。
然不能約束部下，被明将吳三桂引清兵入京後擊敗。
為籠絡才智而開科取士，亦為維護君位的一個重要政策。
這一政策發展到八股文〔16〕時代，可謂極盡控制人思路，耗竭人腦力之能事了。
我就讀私塾時，尚習作八股文，深感其在人腦中是懸崖絕壁，有時苦思終日，寫不出一個字來，不同于研究科學之有道路，有階梯。
所以我常說：假如把作八股文的精神用于研究物質科學，其成效不知有多少倍。
〔16〕八股文：亦稱時文、制藝。
明清時科舉考試所定的文體。
每篇由破題、承題、起講、入手、起股、中股、後股、束股八部分組成，因名八股文。
其題目一般摘自儒家經典《四書》，所論内容也應根據宋代朱熹的《四書集注》等書，不許自由發揮。
我十九歲時（清光緒二十七年，1901年）為時勢所驅，認為欲有補時艱，有濟國危，隻有投筆從戎，乃考入太原國立武備學堂〔17〕。
越三年，清政府選送日本學習陸軍。
山西那一次共去了二十個人，其中我和姚以價〔18〕、張維清〔19〕三人是北京清廷給以公費，其馀十七人是省給以公費。
當出國之前，山西巡撫（俗稱撫台）張曾〔20〕等所謂五大憲〔21〕（撫台、藩台、臬台、學台、道台）對留日學生諄諄告誡：到日本後千萬不可接近革命黨人，以免誤入歧途。
提到孫中山先生，尤極盡诋毀之能事。
但我一登上日本的船隻，就不禁有無限的感慨！人家船上的員工做甚務甚，謙虛和藹，人少事理，與我們中國人的做甚不務甚，驕橫傲慢，人多事廢，顯然是一個進步與落後的對照。
比至日本之初，雖對日本何以國小而強，中國何以國大而弱，不斷在腦中萦回，然因臨行時清官吏之言猶在耳，仍存心拒與革命黨人往來。
但逐漸由所聽到的話與所看到的書中，感到清政府誤國太甚，特别是有一天偶爾翻閱保皇黨出刊之《中國魂》〔22〕，益念知清廷之腐敗無能，清官吏所吩咐千萬不可接近革命黨人的話，至是在我腦中全部消失，遂決心加入推翻滿清政府的革命。
〔17〕考入太原國立武備學堂：山西武備學堂，屬晚清山西巡撫胡聘之在光緒二十四年（1898）奏請設置，因戊戌變法失敗而停辦。
光緒二十八年（1902），山西巡撫岑春煊在成立山西大學堂時，奏請恢複了山西武備學堂，四年後改為山西陸軍小學堂。
學堂以培養下級軍官為主，學制三年。
閻錫山在十九歲這年，與結拜兄弟黃國梁、張瑜以及溫壽泉、喬煦、姚以價、榮福桐等人一起考入該學堂。
〔18〕姚以價（1882—1947）：字維藩，号龍門。
山西河津人。
1900年考入山西武備學堂，後赴日本，入士官學校。
1905年加入中國同盟會。
回國後在山西督練公所任職。
1911年10月太原起義時，為第八十五第三營管帶，被推為起義司令官，指揮攻打撫署。
随即轉赴江西、雲南等地任軍職。
1947年授陸軍上将銜。
〔19〕張維清：生卒年不詳，山西陽曲縣人。
1904年由山西武備學堂被選為赴日留學軍事的學生，入振武學校及東京士官學校。
回國後，任山西新軍測繪隊隊官。
〔20〕張曾（1852—1920）：字小帆，直隸南皮（今屬河北）人。
同治七年（1968）進士。
曾在湖南、福建、廣西等地任職。
光緒二十九年（1903）任山西巡撫。
三十三年，遣兵捕殺女革命黨秋瑾，為輿論譴責。
後調任山西巡撫，曾派五十馀名學生到日本留學，旋稱病歸家。
〔21〕五大憲：省一級五種官制。
指撫台、藩台、臬台、學台、道台。
撫台指巡撫，是最高長官，負責軍事、刑獄、吏治等。
藩台，也作“藩司”，為布政使的别稱，清代為總督、巡撫的屬官，專管一省财賦與人事。
臬台，按察使的别稱，負責考核官吏。
學台，學政的别稱，負責一省教育的官吏。
道台，一省道員的别稱，負責行政的官員。
辛亥年太原起義前山西巡撫為陸锺琦，布政使為王慶平，提法使為李盛铎，提學使為駱成骧，勸業道為王在貞。
〔22〕中國魂：1898年9月21日戊戌變法失敗後，梁啟超逃亡日本，看到中日兩國之差距，即尋找強國之路，著文辦報。
尤其注重以“大和魂”的功效，因而探尋塑造“中國魂”，呼籲國人重視曆史教育，力倡尚武精神。
1899～1902年，梁啟超通過《清議報》和《新民叢報》發表了一系列文章，對“中國魂”進行啟蒙宣傳，于中國思想界影響極大。
如，1899年的《中國魂安在乎》、《東籍月旦》、《論教育當定宗旨》等等，都是苦尋“中國魂”的有名文章。
其中最有名，也是最早提出弘揚和培育民族精神的文章當屬《中國魂安在乎》：“今日所最要者，則制
” 〔9〕“日省月試”三句：出自《禮·中庸》。
漢鄭玄注：“日省月試，考校其成功也。
”唐孔穎達疏：“言在上每日省視百工功程，每月試其所作之事。
”清鄭觀應《盛世危言·技藝》：“夫别器尚象，古聖王之所由利用而厚民也。
日省月試，既禀稱事，勸工之典，并列九經。
” 〔10〕天下為公：語出《禮·禮運》：“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
”孫希旦集解：“天下為公者，天子之位傳賢而不傳子也。
”孫中山先生據此号召實行其民主共和的政治理想。
〔11〕“不幸中國君位傳賢隻兩代”四句：指上古堯禅位于舜，舜禅位于禹，皆為傳賢不傳子。
而禹傳位于其子，遂開啟中國政權傳子制度。
〔12〕秦始皇（前259—前210）：即嬴政，一稱趙政。
他在位時，于公元前221年統一全國，建立了第一個中央集權的封建國家。
他自稱始皇帝，以圖子子孫孫，以至萬世，永傳其帝位。
由于實行專制暴政，嚴刑苛法，賦役繁重，且連年用兵，導緻百姓不堪重負，怨聲載道，秦王朝在他去世後不久即迅速滅亡。
中國儒家的學問，“貨惡其棄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惡其不出于身也，不必為己〔13〕”，是發達物質的最高動力，亦是道德能力精神物質合一的圓滿道理。
中國由古以來，說人民的幸福，一為壽，二為富，三為康甯，四為修好德，五為考終命〔14〕。
富必須加大生産力，正為發達物質的動力，其馀壽、康甯、修好德、考終命，亦均須發達物質來完成。
所以說中國物質科學不發達，不是受中國文化的影響，而是被君位傳子專制政體的政治力量所枷鎖。
明末李自成〔15〕造反，就是因政府忌妒他富而好施迫成的。
〔13〕“貨惡其棄于地也”四句，出自《禮記·禮運·大同篇》。
意為人們珍惜勞動産品，但毫無自私自利之心，不會将它據為己有；人們在共同勞動中以不出力或少出力為恥，都能盡全力地工作，卻沒有“多得”的念頭。
隻有樹公心、去私心，才能達到貨盡其用、人盡其力的境界。
〔14〕壽、富、康甯、修好德、考終命：出自《書·洪範》。
考終命，指享盡天年。
唐孔穎達傳：“各成其長短之命以自終，不橫夭。
” 〔15〕李自成（1606—1645）：明末農民起義軍領袖。
陝西米脂縣人。
明崇祯三年（1630），加入起義軍，号闖将。
崇祯十七年（1644），在西安建立大順政權，旋攻克北京，推翻明朝統治。
然不能約束部下，被明将吳三桂引清兵入京後擊敗。
為籠絡才智而開科取士，亦為維護君位的一個重要政策。
這一政策發展到八股文〔16〕時代，可謂極盡控制人思路，耗竭人腦力之能事了。
我就讀私塾時，尚習作八股文，深感其在人腦中是懸崖絕壁，有時苦思終日，寫不出一個字來，不同于研究科學之有道路，有階梯。
所以我常說：假如把作八股文的精神用于研究物質科學，其成效不知有多少倍。
〔16〕八股文：亦稱時文、制藝。
明清時科舉考試所定的文體。
每篇由破題、承題、起講、入手、起股、中股、後股、束股八部分組成，因名八股文。
其題目一般摘自儒家經典《四書》，所論内容也應根據宋代朱熹的《四書集注》等書，不許自由發揮。
我十九歲時（清光緒二十七年，1901年）為時勢所驅，認為欲有補時艱，有濟國危，隻有投筆從戎，乃考入太原國立武備學堂〔17〕。
越三年，清政府選送日本學習陸軍。
山西那一次共去了二十個人，其中我和姚以價〔18〕、張維清〔19〕三人是北京清廷給以公費，其馀十七人是省給以公費。
當出國之前，山西巡撫（俗稱撫台）張曾〔20〕等所謂五大憲〔21〕（撫台、藩台、臬台、學台、道台）對留日學生諄諄告誡：到日本後千萬不可接近革命黨人，以免誤入歧途。
提到孫中山先生，尤極盡诋毀之能事。
但我一登上日本的船隻，就不禁有無限的感慨！人家船上的員工做甚務甚，謙虛和藹，人少事理，與我們中國人的做甚不務甚，驕橫傲慢，人多事廢，顯然是一個進步與落後的對照。
比至日本之初，雖對日本何以國小而強，中國何以國大而弱，不斷在腦中萦回，然因臨行時清官吏之言猶在耳，仍存心拒與革命黨人往來。
但逐漸由所聽到的話與所看到的書中，感到清政府誤國太甚，特别是有一天偶爾翻閱保皇黨出刊之《中國魂》〔22〕，益念知清廷之腐敗無能，清官吏所吩咐千萬不可接近革命黨人的話，至是在我腦中全部消失，遂決心加入推翻滿清政府的革命。
〔17〕考入太原國立武備學堂：山西武備學堂，屬晚清山西巡撫胡聘之在光緒二十四年（1898）奏請設置，因戊戌變法失敗而停辦。
光緒二十八年（1902），山西巡撫岑春煊在成立山西大學堂時，奏請恢複了山西武備學堂，四年後改為山西陸軍小學堂。
學堂以培養下級軍官為主，學制三年。
閻錫山在十九歲這年，與結拜兄弟黃國梁、張瑜以及溫壽泉、喬煦、姚以價、榮福桐等人一起考入該學堂。
〔18〕姚以價（1882—1947）：字維藩，号龍門。
山西河津人。
1900年考入山西武備學堂，後赴日本，入士官學校。
1905年加入中國同盟會。
回國後在山西督練公所任職。
1911年10月太原起義時，為第八十五第三營管帶，被推為起義司令官，指揮攻打撫署。
随即轉赴江西、雲南等地任軍職。
1947年授陸軍上将銜。
〔19〕張維清：生卒年不詳，山西陽曲縣人。
1904年由山西武備學堂被選為赴日留學軍事的學生，入振武學校及東京士官學校。
回國後，任山西新軍測繪隊隊官。
〔20〕張曾（1852—1920）：字小帆，直隸南皮（今屬河北）人。
同治七年（1968）進士。
曾在湖南、福建、廣西等地任職。
光緒二十九年（1903）任山西巡撫。
三十三年，遣兵捕殺女革命黨秋瑾，為輿論譴責。
後調任山西巡撫，曾派五十馀名學生到日本留學，旋稱病歸家。
〔21〕五大憲：省一級五種官制。
指撫台、藩台、臬台、學台、道台。
撫台指巡撫，是最高長官，負責軍事、刑獄、吏治等。
藩台，也作“藩司”，為布政使的别稱，清代為總督、巡撫的屬官，專管一省财賦與人事。
臬台，按察使的别稱，負責考核官吏。
學台，學政的别稱，負責一省教育的官吏。
道台，一省道員的别稱，負責行政的官員。
辛亥年太原起義前山西巡撫為陸锺琦，布政使為王慶平，提法使為李盛铎，提學使為駱成骧，勸業道為王在貞。
〔22〕中國魂：1898年9月21日戊戌變法失敗後，梁啟超逃亡日本，看到中日兩國之差距，即尋找強國之路，著文辦報。
尤其注重以“大和魂”的功效，因而探尋塑造“中國魂”，呼籲國人重視曆史教育，力倡尚武精神。
1899～1902年，梁啟超通過《清議報》和《新民叢報》發表了一系列文章，對“中國魂”進行啟蒙宣傳，于中國思想界影響極大。
如，1899年的《中國魂安在乎》、《東籍月旦》、《論教育當定宗旨》等等，都是苦尋“中國魂”的有名文章。
其中最有名，也是最早提出弘揚和培育民族精神的文章當屬《中國魂安在乎》：“今日所最要者，則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