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僞滿十四年 四 《國聯調查團報告書》

益均沾的局面。

     鄭氏父子關于反蘇問題的估計，也得到了證實。

    調查團說，它理解日本稱滿洲為其生命線之意義，同情日本對“其自身安全之顧慮”，因此，“日本之欲謀阻止滿洲被利用為攻擊日本之根據地，以及為在某種情形之下滿洲邊境被外國軍隊沖過時，日本欲有采取适當軍事行動之能力，吾人均可承認”。

    不過調查團又認為，這樣做法日本的财政負擔必大，而且日本在滿軍隊受時懷反側之民衆包圍，其後又有包含敵意之中國，日本軍隊能否不受重大困難，亦殊難言。

    因此可以考慮另外的辦法，則“日本甚或又因世界之同情與善意，不須代價而獲安全保障較現時以巨大代價換得者為更佳”。

    調查團于是提出意見說，問題的解決，，恢複原狀和維持現狀都不是令人滿意的辦法，認為隻要“由現時（滿洲國）組織毋須經過極端之變更或可産生一種滿意之組織”，這就是實行“獲得高度自治權”的“滿洲自治”，由各國洋人充當這個自治政府的顧問；由于日本人在東北的權益大些，日本人比例也大些，但其他外國也要有一定比例。

    為實現這個新政體，“讨論和提出一種特殊制度之設立，以治理東三省之詳密議案”，要先成立一個由國聯行政院掌握最高決定權的、由中日雙方和“中立觀察員”組成的顧問委員會。

    調查團并且認為“國際合作”的辦法不但适于“滿洲”，也适于對全中國使用。

    其根據理由也是鄭氏父子屢次表示過的，是因為中國隻有勞動力，而資本、技術。

    人才全要靠外國人，否則是建設不起來的。

     在剛看到報告書的那幾天，鄭孝胥曾興緻勃勃地告訴過我，“事情很有希望”，說胡适也在關内發表論文，稱譽報告書為“世界之公論”。

    可是後來日本方面的反響到了，他父子大為垂頭喪氣。

    盡管調查團再三談到尊重日本在滿洲的權益，甚至把“九一八”事變也說成是日本的自衛行為，日本的外務省發言人卻隻表示同意一點，就是：“調查團關于滿洲的建議，大可施于中國與列強間的關系而獲得研益，如制定國際共管計劃者，是也！”至于對“滿洲”本身的共管方案，根本不加理睬。

    鄭孝胥後來的失寵和被棄，即種因在對于“門戶開放、機會均等”的熱衷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