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遼西之戰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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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期攻之，城遂拔，承疇被擒，民仰、變蛟、廷臣皆死之。
時錦州糧亦盡，人相食，祖大壽戰守計窮，又聞松山已失，遂以城降，杏山、塔山亦下。
于是關外重鎮自甯遠以外，無有存焉者矣。
承疇被俘至盛京，太宗遣漢軍範文程觇之，承疇初謾罵，既而數數拂拭衣塵。
文程歸報曰：『承疇不死矣！一衣猶愛惜若此，況其身耶』！後竟降。
時敗報達北京，或傳承疇已死，思宗驚悼甚，設壇都城，賜祭十六次，且将親奠；已而聞其降，乃止。
和議不成之故明自萬曆時，歲征遼饷六百六十萬，崇祯中，複加剿饷二百八十萬、練饷七百二十萬，竭天下兵饷大半以事關東，于是民不堪命，群起為盜；或百萬，或數十萬，所在暴動，稱為流寇。
北京輿論于流寇或有主撫者，而于本朝則始終不肯言和。
袁崇煥既以議和罹間死，及大軍追逐察哈爾汗道經山西時，大同巡撫沈棨亦以私締和約被逮。
太宗雖數遺玺書請罷兵，而皆為有司所格，不得上達。
及是，兵部尚書陳新甲屢以國力困敝為言，思宗亦知不敵，密以和議委之。
新甲乃遣使持書至盛京議款，得本朝答書而還，其事甚秘，外廷不得聞，已而語洩，言路嘩然，新甲竟以此得罪，和議遂絕；而降人仕本朝者如祖可法輩，亦以為和成則中國得陰修戰備，而八旗勁旅反習逸忘勞，非計之得者。
時三桂猶拒守甯遠，邊防未撤，可法因獻攻心扼吭之策，謂入塞絕運河糧道，則北京立困；先取山海關，則關外諸城唾手可得。
是年十月，太宗複遣兩翼軍毀長城而入，遂自薊州分道南下，畿南、山東列城不守者凡八十有八，大軍直抵兖州。
八年（一六四三年）二月，自山東還至近畿，車駝亘三百餘裡。
時勤王兵皆集通州，督師大學士周延儒斂迹不戰，而日騰章報捷。
及大軍至懷柔縣境，薊遼總督趙光抃始會諸軍邀戰于縣北之螺山，旋亦潰走。
是時關内外千裡之間有總督四、巡撫六、總兵八，又有監督太監握重兵相牽制，故事權不一，戰守無所施；而流寇且複長驅犯阙，促明之亡。
是年八月，太宗文皇帝崩，世祖章皇帝以沖齡嗣位。
值吳三桂乞師讨賊，啟關迎降；而後兩朝未竟之志伸，奄有九有之業始矣。
官制之改革太宗之世，非獨從事外征也，又頗留意于内治，其進步之顯著者，即官制之改革是也。
先是太祖創制八旗，每旗設總管大臣（固山額真）一、佐管大臣（梅勒額真）各二；又設理政大臣五、劄爾固齊十，往往即以總管或佐管等兼之，不皆分授。
及天命十一年太宗即位，乃集諸貝勒定議，每旗仍各設總管大臣各一，是為八大臣。
凡議國政，與諸貝勒偕坐共議之；出師行獵，各領本旗兵行，一切事務皆聽稽察。
其佐管大臣每旗各二，此十六大臣贊理本旗事務，不令出征。
又每旗各設調遣大臣二，此十六大臣出兵駐防，以時調遣；所屬詞訟，仍令審理。
天聰五年，始仿明制設六部，每部以一貝勒主之（今管部），各有承政（今尚書）、參政（今侍郎）、啟心郎（翻譯員）等官，以滿洲、蒙古、漢人兼授。
崇德元年，設都察院。
三年，設理藩院，專治蒙古諸部事。
兩院官制并與六部同，是為八衙門，政府之組織漸以完備。
文學教育之概況太宗又留意文學，樂聞古今得失。
初，滿洲未有文字，凡文移記載必譯成蒙古文讀之。
太祖時，始命儒臣額爾德尼、噶蓋等假蒙古字制十二字頭，編寫「國語」，頒行通用，滿文之傳布自此始。
天聰三年，太宗乃命儒臣達海等翻譯漢籍，記注政事，設文館以董理之。
又欲振興文教，于諸儒中考取其文藝明通者優獎之，凡得士二百人。
其後連年與中國用兵，益知文學教育之必要。
天聰五年，谕：『自征明以來，所向必克，彼明屢戰屢敗，勢同枯朽。
而我常有懼心者，以彼雖不長于騎射，而戰陣時曉習法律故也』。
及大淩河之役，又谕：『今年明築大淩河城，我兵困之，經四閱月人皆相食，猶以死守。
雖援兵盡敗、淩河已降，而錦州、松山、杏山猶不忍委棄，此由讀書明理，為國盡忠故也』。
于是令貝勒大臣子弟，八歲以上、十五歲以下俱就學讀書。
天聰十年，更定文館為内三院：（一）國史院，主編纂曆史，拟撰表章；（二）秘書院，主拟撰外交文書及敕谕之屬；（三）宏文院，主注釋古今政事得失，進講禦前。
每院各設大學士一人。
蓋當時以與中國戰争之故，交通繁數，故政教文物亦頗蒙其影響雲。
時錦州糧亦盡，人相食，祖大壽戰守計窮，又聞松山已失，遂以城降，杏山、塔山亦下。
于是關外重鎮自甯遠以外，無有存焉者矣。
承疇被俘至盛京，太宗遣漢軍範文程觇之，承疇初謾罵，既而數數拂拭衣塵。
文程歸報曰：『承疇不死矣！一衣猶愛惜若此，況其身耶』！後竟降。
時敗報達北京，或傳承疇已死，思宗驚悼甚，設壇都城，賜祭十六次，且将親奠；已而聞其降，乃止。
和議不成之故明自萬曆時，歲征遼饷六百六十萬，崇祯中，複加剿饷二百八十萬、練饷七百二十萬，竭天下兵饷大半以事關東，于是民不堪命，群起為盜；或百萬，或數十萬，所在暴動，稱為流寇。
北京輿論于流寇或有主撫者，而于本朝則始終不肯言和。
袁崇煥既以議和罹間死，及大軍追逐察哈爾汗道經山西時，大同巡撫沈棨亦以私締和約被逮。
太宗雖數遺玺書請罷兵，而皆為有司所格，不得上達。
及是，兵部尚書陳新甲屢以國力困敝為言，思宗亦知不敵，密以和議委之。
新甲乃遣使持書至盛京議款，得本朝答書而還，其事甚秘，外廷不得聞，已而語洩，言路嘩然，新甲竟以此得罪，和議遂絕；而降人仕本朝者如祖可法輩，亦以為和成則中國得陰修戰備，而八旗勁旅反習逸忘勞，非計之得者。
時三桂猶拒守甯遠，邊防未撤，可法因獻攻心扼吭之策，謂入塞絕運河糧道，則北京立困；先取山海關，則關外諸城唾手可得。
是年十月，太宗複遣兩翼軍毀長城而入，遂自薊州分道南下，畿南、山東列城不守者凡八十有八，大軍直抵兖州。
八年（一六四三年）二月，自山東還至近畿，車駝亘三百餘裡。
時勤王兵皆集通州，督師大學士周延儒斂迹不戰，而日騰章報捷。
及大軍至懷柔縣境，薊遼總督趙光抃始會諸軍邀戰于縣北之螺山，旋亦潰走。
是時關内外千裡之間有總督四、巡撫六、總兵八，又有監督太監握重兵相牽制，故事權不一，戰守無所施；而流寇且複長驅犯阙，促明之亡。
是年八月，太宗文皇帝崩，世祖章皇帝以沖齡嗣位。
值吳三桂乞師讨賊，啟關迎降；而後兩朝未竟之志伸，奄有九有之業始矣。
官制之改革太宗之世，非獨從事外征也，又頗留意于内治，其進步之顯著者，即官制之改革是也。
先是太祖創制八旗，每旗設總管大臣（固山額真）一、佐管大臣（梅勒額真）各二；又設理政大臣五、劄爾固齊十，往往即以總管或佐管等兼之，不皆分授。
及天命十一年太宗即位，乃集諸貝勒定議，每旗仍各設總管大臣各一，是為八大臣。
凡議國政，與諸貝勒偕坐共議之；出師行獵，各領本旗兵行，一切事務皆聽稽察。
其佐管大臣每旗各二，此十六大臣贊理本旗事務，不令出征。
又每旗各設調遣大臣二，此十六大臣出兵駐防，以時調遣；所屬詞訟，仍令審理。
天聰五年，始仿明制設六部，每部以一貝勒主之（今管部），各有承政（今尚書）、參政（今侍郎）、啟心郎（翻譯員）等官，以滿洲、蒙古、漢人兼授。
崇德元年，設都察院。
三年，設理藩院，專治蒙古諸部事。
兩院官制并與六部同，是為八衙門，政府之組織漸以完備。
文學教育之概況太宗又留意文學，樂聞古今得失。
初，滿洲未有文字，凡文移記載必譯成蒙古文讀之。
太祖時，始命儒臣額爾德尼、噶蓋等假蒙古字制十二字頭，編寫「國語」，頒行通用，滿文之傳布自此始。
天聰三年，太宗乃命儒臣達海等翻譯漢籍，記注政事，設文館以董理之。
又欲振興文教，于諸儒中考取其文藝明通者優獎之，凡得士二百人。
其後連年與中國用兵，益知文學教育之必要。
天聰五年，谕：『自征明以來，所向必克，彼明屢戰屢敗，勢同枯朽。
而我常有懼心者，以彼雖不長于騎射，而戰陣時曉習法律故也』。
及大淩河之役，又谕：『今年明築大淩河城，我兵困之，經四閱月人皆相食，猶以死守。
雖援兵盡敗、淩河已降，而錦州、松山、杏山猶不忍委棄，此由讀書明理，為國盡忠故也』。
于是令貝勒大臣子弟，八歲以上、十五歲以下俱就學讀書。
天聰十年，更定文館為内三院：（一）國史院，主編纂曆史，拟撰表章；（二）秘書院，主拟撰外交文書及敕谕之屬；（三）宏文院，主注釋古今政事得失，進講禦前。
每院各設大學士一人。
蓋當時以與中國戰争之故，交通繁數，故政教文物亦頗蒙其影響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