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〇 押在公安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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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海地方法院的看守所裡隻關了一天一夜，廿七日下午六點鐘左右，又像老鼠被貓銜在嘴裡奔竄着，由地方法院轉解到公安局裡去。
我們先由看守所裡被提出來，重新光顧待審室一次，不過這時我和章先生兩個人同被押進一間待審室裡去等候着。
這時的法警對我們比初來的那天客氣得多，大概他們都知道了我們是為着參加救國運動才到這裡來的。
等一會兒，我們先後被傳審，檢察官雖換了一個，但是問答内容還是上次那同樣的一套。
不過這次那位審問我們的檢察官卻充滿着同情和歉意，拿出公安局的公文給我們看，裡面說要移提我們去和沈先生等四位“對質”。
檢察官宣布之後，我們也沒有什麼話說，走出法庭後，就有公安局派來的人員迎上來押着出去。
法院裡有幾個職員趕出來和我們握手送别，我們又覺到愛國的同胞們随處給與我們的同情和厚意的可感。
我無意中和章先生說出了這一句話，在旁邊同走的那位公安局的科員插着說：“這是各位先生人格的感動。
”我說：“這倒不是我們幾個個人的人格問題，卻是有許多同胞不願做亡國奴的心理的流露！” 我們随着一群公安局的偵探，警察，和科員，擁出了法院的門口，分乘汽車直駛公安局而去。
這時沈先生等四位已押在公安局三四天了，我們一進公安局，就被引到他們的房間裡去。
我們在患難中相見暢談，當然是格外快慰的，彼此訴說了一番經過的情形，又說了不少互相安慰的話語。
我看看他們所住的房間還算清潔，是在二層樓上，前面有個露台，露台的前面是大天井，立在露台上可以看着公安局的大門；房的後面靠壁處并列排着四個小鐵床，便是他們四位的床鋪；這一列鐵床的前面有個屏風遮着，屏風的外面放着一張圓桌，幾張椅子，便是我們吃飯和相聚談話的地方。
我踏進房裡一會兒之後，覺得奇特的是總有一個不相識的人立着或坐在一個角落裡，我已直覺地知道這一定是用來監視我們的；後來知道他确是偵察隊的偵探，奉命來監視的。
房前的露台上還有四五個“武裝同志”（警察）在那裡監視着。
房的右邊有個客廳，來訪問的人可以在那裡坐坐，由客廳通到外面的那個門是常常鎖好的。
我們要大小便的時候，便有一個“武裝同志”跟着我們經過這個門，在廁所門前守着，直等到陪着我們回到原處。
我和章先生兩人的卧室是在這個大房間的左邊
我們先由看守所裡被提出來，重新光顧待審室一次，不過這時我和章先生兩個人同被押進一間待審室裡去等候着。
這時的法警對我們比初來的那天客氣得多，大概他們都知道了我們是為着參加救國運動才到這裡來的。
等一會兒，我們先後被傳審，檢察官雖換了一個，但是問答内容還是上次那同樣的一套。
不過這次那位審問我們的檢察官卻充滿着同情和歉意，拿出公安局的公文給我們看，裡面說要移提我們去和沈先生等四位“對質”。
檢察官宣布之後，我們也沒有什麼話說，走出法庭後，就有公安局派來的人員迎上來押着出去。
法院裡有幾個職員趕出來和我們握手送别，我們又覺到愛國的同胞們随處給與我們的同情和厚意的可感。
我無意中和章先生說出了這一句話，在旁邊同走的那位公安局的科員插着說：“這是各位先生人格的感動。
”我說：“這倒不是我們幾個個人的人格問題，卻是有許多同胞不願做亡國奴的心理的流露！” 我們随着一群公安局的偵探，警察，和科員，擁出了法院的門口，分乘汽車直駛公安局而去。
這時沈先生等四位已押在公安局三四天了，我們一進公安局，就被引到他們的房間裡去。
我們在患難中相見暢談，當然是格外快慰的，彼此訴說了一番經過的情形，又說了不少互相安慰的話語。
我看看他們所住的房間還算清潔，是在二層樓上，前面有個露台，露台的前面是大天井，立在露台上可以看着公安局的大門；房的後面靠壁處并列排着四個小鐵床，便是他們四位的床鋪；這一列鐵床的前面有個屏風遮着，屏風的外面放着一張圓桌，幾張椅子，便是我們吃飯和相聚談話的地方。
我踏進房裡一會兒之後，覺得奇特的是總有一個不相識的人立着或坐在一個角落裡，我已直覺地知道這一定是用來監視我們的；後來知道他确是偵察隊的偵探，奉命來監視的。
房前的露台上還有四五個“武裝同志”（警察）在那裡監視着。
房的右邊有個客廳，來訪問的人可以在那裡坐坐，由客廳通到外面的那個門是常常鎖好的。
我們要大小便的時候，便有一個“武裝同志”跟着我們經過這個門，在廁所門前守着，直等到陪着我們回到原處。
我和章先生兩人的卧室是在這個大房間的左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