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九 轉變

由個人出發點而轉到集體的出發點了。

    我個人是在且做且學，且學且做，做到這裡，學到這裡，除在前進的書報上求鎖鑰外，無時不皇皇然請益于師友，商讨于同志，後半期的《生活》周刊的新的進展也漸漸開始了。

    研究社會問題和政治問題，多少是含着沖鋒性的，職教社顯然也無須卷入這種漩渦裡面去，我的不安更加甚了。

    幸而職教社諸先生深知這個周刊在社會上确有它的效用，不妨讓它分道揚镳向前幹去，允許它獨立，由生活周刊社的同人組成合作社，繼續努力。

    在這種地方，我們不得不敬佩職教社諸先生眼光的遠大，識見的超卓，态度的光明。

     生活周刊社以及由它所脫胎的文化機關，都是合作社的性質；關于這一點，我在《萍蹤寄語》初集裡面也曾經略有說明，在這裡不想重述了。

    回想我和幾位“患難同事”開始為文化事業努力到現在，我們的确隻是以有機會為社會幹些有意義的事為快慰，從沒有想要從這裡面取得什麼個人的私利。

    我所以要順便提出這一點，是因為社會上有些人的觀念，看到什麼事業辦得似乎有些像樣，便想到辦的人一定發了什麼财！有些人甚至看得眼紅，或更有其他不可告人的卑鄙心理，硬說你已成了“資本家”，或誣蔑你括了多少錢！他們不管在我們的合作社裡，社員最大的股款不得過二千元，到了二千元就根本沒有任何利息可拿，五百元以上的股本所得的利息（倘若有的話），比二百五十元以下的股本所得的要少一倍。

    這是可以造成什麼“資本家”或括錢的機關嗎？我和一班共同努力于文化事業的朋友們，苦幹了十幾年，大家還是靠薪水糊口養家。

    我們并不覺得什麼不滿意，我們的興趣都在文化事業的本身。

    像我這樣苦幹了十幾年，所以能得到許多朋友們不顧艱難地共同努力，所以能夠始終得到許多共同努力的朋友們的信任，最大的原因還是因為我始終未曾為着自己打算，始終未曾夢想替自己括一些什麼。

    不但我這樣，凡是和我共同努力于文化事業的朋友們都是這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