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新聞記者的作品

當年的時代已不适合，我隻是欣賞那裡面的銳利明快引人入勝的寫的技術，所以在中學二年級的時候就無意再看了，可是增強了我要做個新聞記者的動機，那影響卻是很有永久性的。

     在中學二年級的時候，同房間的同學有一位彭昕先生，他的國文根底很好，對于秋桐（即現在到華北去做什麼委員，使國人為之齒冷的章士钊）所辦的《甲寅雜志》看入了迷。

    他常常在我面前把秋桐的文章捧上了天，贊不絕口。

    平心而論，章士钊的現在行為雖令人齒冷，但在當時那一段時期的努力，卻也有他的勞績。

    我厭惡他現在的為人，同時我卻要承認當時确曾經受着秋桐文字的相當的影響。

    我因為彭先生的入迷，也對于《甲寅雜志》加了特殊的注意，每期都從我這位朋友那裡借來看。

    秋桐文字的最大優點是能心平氣和地說理，文字的結構細密周詳，對政敵或争論的對方有着誠懇的禮貌，一點沒有潑婦罵街的惡習氣。

    我很覺得這是現在我們應該注意的态度，——尤其是現在積極推動全國團結禦侮的時候——不要心境過于狹隘，太不容人，我當時對于秋桐的文字雖不像我的同學彭先生那樣入迷，但卻也喜歡看。

    這對于我要做新聞記者的動機，也有相當的推動力。

     其實也隻有《甲寅雜志》能使秋桐令人敬重，後來秋桐反對“五四”運動的新文化，又辦什麼《甲寅周刊》，同樣地用秋桐署名的文字，看了便令人作三日嘔！關于這一點，我也許可以捏造一個原則，做文章和做人實在有着密切的關系。

    做了一個要不得的人，原來能寫很好文章的，到了那時寫出來的也要變成要不得的東西。

    這也許是因為好的文章不僅是有着好的寫的技術，同時也離不開好的寫的内容。

    而且還有一點似乎奇特而卻也是事實的：那便是内容的要不得往往也要影響到寫的技術，因為隻有理直氣壯的内容才寫得好，否則扭扭捏捏，不能遮掩它的醜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