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論中國社會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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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尋常百姓家。
"此見當年之門第生活，仍猶長留人心。
慨歎之餘，有不勝其向往惋惜之情。
則非堪僅加責備，亦自有其值得想望之處矣。
隋唐以科舉取士，門第勢力遂告衰落。
而"文選熟，秀才足。
文選爛，秀才半。
"《文選》一書，乃為士人向政府投進之惟一憑借。
韓愈起，提倡古文，自謂"好古之文，乃好古之道"。
古之道，即指孔、孟儒家之道言。
"用則行，舍則藏。
"藏道于身，即可不與政府相合作。
至如熟讀一部《文選》，則專為應試出仕之用。
其時門第勢力已全衰，非出仕，又何以為生。
韓愈亦世家子，但早孤，寄養于其兄，兄亦早亡，其嫂有一子，及愈，一家三人。
愈之身世孤苦，但既應舉出身，即倡為古文，又倡為師道，曰："師者，所以傳道授業解惑。
"可見當時韓愈所倡之道，不止為辟佛，又辟當時之僅以《文選》為學而應舉謀仕者。
但韓愈之道當時終不暢行。
及其卒，其所倡為之古文亦不流行。
直至宋代有歐陽修起，乃始再修韓愈之古文。
及其得位于朝廷，即以古文取士。
韓、柳古文在歐陽以後，即取《文選》而代之，亦成為當時一利祿之途。
則其文雖古，其道又非古。
乃有周濂溪出，以尋孔顔樂處教二程，遂有理學之興起。
理學興起，不啻戰國時代儒學之複興，亦即中國社會士之一流品之複興。
及南宋朱子，編集《論》、《孟》、《學》、《庸》為《四書》，其重要性乃更超于漢博士所掌之五經而上之。
朱熹之以《四書》教，豈不尤勝于韓愈之以古文教？蒙古入主，元代科舉取士，即以朱子《四書》為标準，則《四書》豈不又成為唐代之《文選》？明代王學興起，雖亦重《四書》，但以不應試不出仕為主要為士之标準。
雖陽明屢有告誡，但其門下如王龍溪、王心齋之徒，終以不出仕為講學之主要目标。
顧、高東林學派，一反其風，主張為士者亦應出仕預聞政治。
但明代終亦以東林黨禍亡國。
明遺民如顧亭林、黃梨洲等，皆終身不仕。
亭林言："有亡國，有亡天下。
亡國之事，肉食者謀之。
天下之事，則匹夫有責。
"當時明遺民皆以天下為一己大任所在。
此下則又有文字獄起。
而當時學術界乃始有漢、宋之分。
其實當時之漢學，其反宋，即反抗清廷之科舉仍以朱子《四書》取士。
故其反宋學，實即為反政府。
故吳、皖書院講學，其内心精神，皆為反政府。
其風直至清代之末而猶然。
然則中國文化傳統中之所謂士，豈不乃一無産階級而為下層社會之代表，與上層政治雖不顯居反對地位，而始終有其獨立性，決不為政府一附屬品。
自宋以下，士階層中之尤要者，在其仍能推行古代社會通财之共産觀念。
即如宋代範仲淹之義莊制度，即其一顯例。
範仲淹乃一貧寒之士，其父早卒，其母改嫁，範氏就讀僧寺中。
乃其為秀才時，即以天下為己任。
"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主要可謂即在其具有通财共産之思想。
及其為朝廷之副宰相，遂倡立義莊制。
顧亭林言："仁義充塞，而至于率獸食人。
人将相食，謂之亡天下。
"範仲淹之創為義莊制度，豈非即是仁義一表現？此制即推行于此下之氏族中。
同氏族中之孤兒寡婦之養與教，皆由義莊公田負其任。
範仲淹創此制，初推行于範、朱兩姓。
後乃通行全中國。
每一氏族，各有義莊，曆元、明、清三代不衰而益盛。
如餘家無錫延祥鄉七房橋，錢氏一門七房，而共有義莊三所。
餘幼孤，讀書蕩口鎮之果育學校，亦華氏一義莊所主辦。
義莊非中國宋以後一明顯之社會共産制度而何？ 義莊之外，又有會館，亦中國後代社會之一種共産制度。
如清代戴震，以一窮舉人入京師，即先寄生于其同鄉會館中。
各省士人考進士試赴京師，寒士亦可各住其省府之會館中。
如湘鄉曾國藩可為一例。
而中國人海外殖民，自明代三保太監下西洋，到處集居經商，亦均設有會館。
一窮氓流亡國外，隻投身會館中，住宿飲食皆得解決
"此見當年之門第生活，仍猶長留人心。
慨歎之餘，有不勝其向往惋惜之情。
則非堪僅加責備，亦自有其值得想望之處矣。
隋唐以科舉取士，門第勢力遂告衰落。
而"文選熟，秀才足。
文選爛，秀才半。
"《文選》一書，乃為士人向政府投進之惟一憑借。
韓愈起，提倡古文，自謂"好古之文，乃好古之道"。
古之道，即指孔、孟儒家之道言。
"用則行，舍則藏。
"藏道于身，即可不與政府相合作。
至如熟讀一部《文選》，則專為應試出仕之用。
其時門第勢力已全衰，非出仕，又何以為生。
韓愈亦世家子，但早孤，寄養于其兄，兄亦早亡，其嫂有一子，及愈，一家三人。
愈之身世孤苦，但既應舉出身，即倡為古文，又倡為師道，曰："師者，所以傳道授業解惑。
"可見當時韓愈所倡之道，不止為辟佛，又辟當時之僅以《文選》為學而應舉謀仕者。
但韓愈之道當時終不暢行。
及其卒，其所倡為之古文亦不流行。
直至宋代有歐陽修起，乃始再修韓愈之古文。
及其得位于朝廷，即以古文取士。
韓、柳古文在歐陽以後，即取《文選》而代之，亦成為當時一利祿之途。
則其文雖古，其道又非古。
乃有周濂溪出，以尋孔顔樂處教二程，遂有理學之興起。
理學興起，不啻戰國時代儒學之複興，亦即中國社會士之一流品之複興。
及南宋朱子，編集《論》、《孟》、《學》、《庸》為《四書》，其重要性乃更超于漢博士所掌之五經而上之。
朱熹之以《四書》教，豈不尤勝于韓愈之以古文教？蒙古入主，元代科舉取士，即以朱子《四書》為标準，則《四書》豈不又成為唐代之《文選》？明代王學興起，雖亦重《四書》，但以不應試不出仕為主要為士之标準。
雖陽明屢有告誡，但其門下如王龍溪、王心齋之徒，終以不出仕為講學之主要目标。
顧、高東林學派，一反其風，主張為士者亦應出仕預聞政治。
但明代終亦以東林黨禍亡國。
明遺民如顧亭林、黃梨洲等，皆終身不仕。
亭林言："有亡國，有亡天下。
亡國之事，肉食者謀之。
天下之事，則匹夫有責。
"當時明遺民皆以天下為一己大任所在。
此下則又有文字獄起。
而當時學術界乃始有漢、宋之分。
其實當時之漢學，其反宋，即反抗清廷之科舉仍以朱子《四書》取士。
故其反宋學，實即為反政府。
故吳、皖書院講學，其内心精神，皆為反政府。
其風直至清代之末而猶然。
然則中國文化傳統中之所謂士，豈不乃一無産階級而為下層社會之代表，與上層政治雖不顯居反對地位，而始終有其獨立性，決不為政府一附屬品。
自宋以下，士階層中之尤要者，在其仍能推行古代社會通财之共産觀念。
即如宋代範仲淹之義莊制度，即其一顯例。
範仲淹乃一貧寒之士，其父早卒，其母改嫁，範氏就讀僧寺中。
乃其為秀才時，即以天下為己任。
"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主要可謂即在其具有通财共産之思想。
及其為朝廷之副宰相，遂倡立義莊制。
顧亭林言："仁義充塞，而至于率獸食人。
人将相食，謂之亡天下。
"範仲淹之創為義莊制度，豈非即是仁義一表現？此制即推行于此下之氏族中。
同氏族中之孤兒寡婦之養與教，皆由義莊公田負其任。
範仲淹創此制，初推行于範、朱兩姓。
後乃通行全中國。
每一氏族，各有義莊，曆元、明、清三代不衰而益盛。
如餘家無錫延祥鄉七房橋，錢氏一門七房，而共有義莊三所。
餘幼孤，讀書蕩口鎮之果育學校，亦華氏一義莊所主辦。
義莊非中國宋以後一明顯之社會共産制度而何？ 義莊之外，又有會館，亦中國後代社會之一種共産制度。
如清代戴震，以一窮舉人入京師，即先寄生于其同鄉會館中。
各省士人考進士試赴京師，寒士亦可各住其省府之會館中。
如湘鄉曾國藩可為一例。
而中國人海外殖民，自明代三保太監下西洋，到處集居經商，亦均設有會館。
一窮氓流亡國外，隻投身會館中，住宿飲食皆得解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