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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克思、恩格斯的唯物史觀與階級鬥争的學說作學理的争論，但馬氏一派的理論，在蘇維埃社會實現，也已經過列甯、斯大林諸人針對俄國國情的好幾番變動。
中國至少也該有中國自己的列甯與斯大林，這至少是在中國熱心馬克思思想運動的志士們，所該首先憬悟的。
中國目前實在是尚在次殖民地化社會的階段中，必先期求擺脫這一階段，乃可期望有真正合理的中國新社會出現。
這一點隻要中國知識分子稍能平心靜氣一加思索，似乎也該可得共同的首肯。
第四，于是又轉到如何培植真正的中國知識分子一問題上來。
沒有知識分子，則對社會發展之前途提不出理想，提不出方案。
社會不會在盲目中發展。
即使能在盲目中發展，但仍必先有知識分子的理想與方案出現。
今天中國大陸所熱切希望拼命追求的，無可諱言，隻是一套蘇維埃的現成的理想和方案。
我們若先承認中國是中國，蘇維埃是蘇維埃，則至少該有一個取舍從違。
近百年來，我們盲目抄襲德、日，失敗了。
又盲目抄襲英、美，失敗了。
轉而又盲目抄襲蘇聯。
這正如百年前的盲目守舊一般。
若明白這一點，舊的并非全該推翻，德、日、英、美也非全要不得，目前大陸共産黨所熱切向往的蘇聯，自然也有些可學。
在這古今中外的複雜條件中，如何斟酌運用，這需一種智慧。
明白得智慧之重要，才知我們該如何培植知識分子及如何樣來培植。
要之，這決不是把我的抄襲圖樣來革你抄襲圖樣的命，如是簡單直捷所能勝任而愉快。
這一層緊銜着上一層，也該要求我們的所謂知識分子之首肯。
以上所言，好像全是些最平易的常談，然而正為如此，才可以在這上面建立起共信與國是。
有了一種共信與國是，新社會之出現，才可說是有了端倪與曙光。
而不幸一百年來，即是建立在這樣一個平易常談上的共信與國是，也終于沒有建立起。
于是任何一國的海上奇方，都變成舊中國起死回生之神藥。
這些神藥，任誰身邊也有，誰都說不服誰。
除非世界一統，次殖民地化的中國社會，将永遠會在革命與動亂中犧牲，将永遠更加深它次殖民地化之程度。
老困在此陷阱中，再也跳不出，而終成為一個道地标準的次殖民地，那又再有何話可說呢。
（一九五○年作，載《民主評論》二卷八、九期）
中國至少也該有中國自己的列甯與斯大林，這至少是在中國熱心馬克思思想運動的志士們，所該首先憬悟的。
中國目前實在是尚在次殖民地化社會的階段中，必先期求擺脫這一階段，乃可期望有真正合理的中國新社會出現。
這一點隻要中國知識分子稍能平心靜氣一加思索，似乎也該可得共同的首肯。
第四，于是又轉到如何培植真正的中國知識分子一問題上來。
沒有知識分子，則對社會發展之前途提不出理想，提不出方案。
社會不會在盲目中發展。
即使能在盲目中發展，但仍必先有知識分子的理想與方案出現。
今天中國大陸所熱切希望拼命追求的，無可諱言，隻是一套蘇維埃的現成的理想和方案。
我們若先承認中國是中國，蘇維埃是蘇維埃，則至少該有一個取舍從違。
近百年來，我們盲目抄襲德、日，失敗了。
又盲目抄襲英、美，失敗了。
轉而又盲目抄襲蘇聯。
這正如百年前的盲目守舊一般。
若明白這一點，舊的并非全該推翻，德、日、英、美也非全要不得，目前大陸共産黨所熱切向往的蘇聯，自然也有些可學。
在這古今中外的複雜條件中，如何斟酌運用，這需一種智慧。
明白得智慧之重要，才知我們該如何培植知識分子及如何樣來培植。
要之，這決不是把我的抄襲圖樣來革你抄襲圖樣的命，如是簡單直捷所能勝任而愉快。
這一層緊銜着上一層，也該要求我們的所謂知識分子之首肯。
以上所言，好像全是些最平易的常談，然而正為如此，才可以在這上面建立起共信與國是。
有了一種共信與國是，新社會之出現，才可說是有了端倪與曙光。
而不幸一百年來，即是建立在這樣一個平易常談上的共信與國是，也終于沒有建立起。
于是任何一國的海上奇方，都變成舊中國起死回生之神藥。
這些神藥，任誰身邊也有，誰都說不服誰。
除非世界一統，次殖民地化的中國社會，将永遠會在革命與動亂中犧牲，将永遠更加深它次殖民地化之程度。
老困在此陷阱中，再也跳不出，而終成為一個道地标準的次殖民地，那又再有何話可說呢。
（一九五○年作，載《民主評論》二卷八、九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