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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我必須結束這個中國的牛津運動故事了。
我并不想在世界公衆面前，去批評現任攝政王統治下的帝國政府的政策和措施，作為現政府的一個下級官員，我認為這樣做也是不合适的。
如果我對于現政府有什麼非說不可的話，還是甯願說給自己的同胞聽。
其實，兩年以前，在給帝國已故皇太後和光緒皇帝陛下的一封長長的上書中，我已經把關于中國目前局勢的所有想法都陳述過了。
但在這裡，在結束這篇中國的牛津運動故事之前，我很想，也确曾承諾過，要說明目前的攝政王也是一個受益于中國牛津運動影響的人。
攝政王的父親是已故的七王爺，中國牛津運動非官方的保護人。
他是已故光緒皇帝的父親。
這位七王爺在中國政治生活中所處的地位，就如同英國已故的維多利亞女王的丈夫在英國所處的地位一樣。
英國那位已故的女王夫君，在試圖指導當時自稱為自由主義的散漫和無政府主義勢力中喪了生，同樣，中國的七王爺，在發現他指望着能與李鴻章及其腐敗的寡頭政治集團之中産階級自由主義鬥争的中國牛津運動最終失敗和崩潰的時候，也因極度傷心而過早去逝。
現任攝政王，當今中華帝國的實際代理人，便是這位尊貴的七王爺——這位中國牛津運動的支持者和非官方保護人的第三子。
因此，已故七王爺對孩子們的教育，是完全置于牛津運動者們的影響之下的。
最後的一個王府教師，便是已故帝國大臣孫家鼐。
由于有這種因素，中國的牛津運動對于目前中國的政治，仍然施加着影響。
這裡，我可以進一步指出，在帝國的親王之中，已故皇太後認為配做她繼承人、堪當指導民族命運之大任的隻有兩位。
她心中牢記孔子所說的；“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為也。
”最初，她看中的是有“拳匪”臭名的端王，并把他的兒子指定為大阿哥。
如果義和團事變沒有發生，今天中國的攝政王便是端王。
端王是一個狂熱型的人，如果他攝政，他會毫無疑問像孔子所說的那樣有所進取。
但是義和團事變招緻了外國列強的幹涉，使他無法當攝政王了。
于是已故皇太後不得不選擇目前的攝政王，他是那種有所不為的偏執型的人。
如果他不是為了去創造新秩序而做得那麼多，他一定能獲得更多的榮譽的，因為這些事情做得越多，反而使中國的事态越糟。
不僅如此，目前的攝政王正嚴格執行着已故皇太後的政策，這一政策就是：如果中國一定要鬧一場革命——目前的歐化實際上就真正等同于一場革命，它必須是“一場合乎法律程序的革命”。
現任攝政王稱得上是一個具有滿族的高貴靈魂和自尊自傲品質的年輕人。
當外國人指責中國在他的統治下發展緩慢的時候，應該記住這位滿洲親王克己的力量是多麼值得稱贊。
因為這種力量，使得他的私人生活純潔無瑕，無可挑剔，使得他在國家事務中，情願不以個人意志而以合法程序去引導革命。
其實，談起這位攝政王，我們可以同說過這樣一句聰明話的智者一道說：“不輕易發怒，比暴跳如雷耍威風要好，善于控制自己的情緒，比攻城奪池還難。
” 本書就要結束了，我想說的是，在講這個中國的牛津運動的過程中，我已盡力說明，自從歐洲人進入中國以後，我們中國人怎樣努力與那現代歐洲那強烈的物質實利主義文明（materialisticcivilzation）的破壞力量戰鬥，使它不緻于危害中國的長治久安和真正文明的事業，然後我們又如何遭到失敗，率領我們戰鬥的中國牛津運動的領導人現在都已亡故。
眼下的問題是：今後該怎麼辦？我們是隻能聽任自己古老的文明被掃除淨盡呢？還是有什麼辦法能避免這樣一場災難？在此，正如馬修·阿諾德要說的，我覺得此刻我的敵人正以一種急不可待的喜悅，眼巴巴地等着我回答，但我卻要避開他們。
我說過，義和團事變之後，整個中華民族、中國的統治階層得出這樣一個結論，即面對現代歐洲各國那種物質實利主義文明的破壞力量，中國文明的應戰能力不足，無效無用。
我還表示過要說明，為什麼我們的統治階層、中國的文人學士得出這樣一個結論是錯誤的。
在此，我将兌現我的諾言。
在我看來，一個人或一國人用以反對和試圖消除一個社會錯誤或政治錯誤，存在着四種方式。
下面，我想對此做出具體的說明。
假設在上海地區有一個納稅人，他誠心誠意地相信上海租界運行的有軌，電車對于上海人民來說不僅是一種讨厭的東西，而且是一種很壞的、不道德的、傷風敗俗、導緻混亂的設施。
懷着這種念頭，他首先可以以一個納稅人的名義，抗議在上海街道上鋪設有軌電車道。
如果抗議無效，他可以孤身一人或邀上幾個志同道合者站到馬路中央，逼迫有軌電車司機要麼停車，要麼從他或他們身上碾過去。
如果電車司機拒絕停車，他就用拳頭和血肉之軀去與電車對抗，這時候，如果沒有警察和市政人員來幹預，愚蠢的納稅人就會粉身碎骨，而上海的電車道也仍将原封不動。
端王及其義和團員用來抵禦現代歐洲物質實利主義文明到來的方法就是這樣一種方法。
上海的那位納稅人，還可以用另外一種方法來阻止電車的運行。
他自己或邀一些朋友，在上海合夥創辦一個對立的電車公司。
從财政方面或其
我并不想在世界公衆面前，去批評現任攝政王統治下的帝國政府的政策和措施，作為現政府的一個下級官員，我認為這樣做也是不合适的。
如果我對于現政府有什麼非說不可的話，還是甯願說給自己的同胞聽。
其實，兩年以前，在給帝國已故皇太後和光緒皇帝陛下的一封長長的上書中，我已經把關于中國目前局勢的所有想法都陳述過了。
但在這裡，在結束這篇中國的牛津運動故事之前，我很想，也确曾承諾過，要說明目前的攝政王也是一個受益于中國牛津運動影響的人。
攝政王的父親是已故的七王爺，中國牛津運動非官方的保護人。
他是已故光緒皇帝的父親。
這位七王爺在中國政治生活中所處的地位，就如同英國已故的維多利亞女王的丈夫在英國所處的地位一樣。
英國那位已故的女王夫君，在試圖指導當時自稱為自由主義的散漫和無政府主義勢力中喪了生，同樣，中國的七王爺，在發現他指望着能與李鴻章及其腐敗的寡頭政治集團之中産階級自由主義鬥争的中國牛津運動最終失敗和崩潰的時候，也因極度傷心而過早去逝。
現任攝政王，當今中華帝國的實際代理人，便是這位尊貴的七王爺——這位中國牛津運動的支持者和非官方保護人的第三子。
因此，已故七王爺對孩子們的教育，是完全置于牛津運動者們的影響之下的。
最後的一個王府教師，便是已故帝國大臣孫家鼐。
由于有這種因素，中國的牛津運動對于目前中國的政治，仍然施加着影響。
這裡，我可以進一步指出，在帝國的親王之中，已故皇太後認為配做她繼承人、堪當指導民族命運之大任的隻有兩位。
她心中牢記孔子所說的；“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為也。
”最初，她看中的是有“拳匪”臭名的端王，并把他的兒子指定為大阿哥。
如果義和團事變沒有發生，今天中國的攝政王便是端王。
端王是一個狂熱型的人，如果他攝政，他會毫無疑問像孔子所說的那樣有所進取。
但是義和團事變招緻了外國列強的幹涉，使他無法當攝政王了。
于是已故皇太後不得不選擇目前的攝政王，他是那種有所不為的偏執型的人。
如果他不是為了去創造新秩序而做得那麼多，他一定能獲得更多的榮譽的，因為這些事情做得越多，反而使中國的事态越糟。
不僅如此，目前的攝政王正嚴格執行着已故皇太後的政策，這一政策就是：如果中國一定要鬧一場革命——目前的歐化實際上就真正等同于一場革命，它必須是“一場合乎法律程序的革命”。
現任攝政王稱得上是一個具有滿族的高貴靈魂和自尊自傲品質的年輕人。
當外國人指責中國在他的統治下發展緩慢的時候，應該記住這位滿洲親王克己的力量是多麼值得稱贊。
因為這種力量，使得他的私人生活純潔無瑕，無可挑剔，使得他在國家事務中，情願不以個人意志而以合法程序去引導革命。
其實，談起這位攝政王，我們可以同說過這樣一句聰明話的智者一道說：“不輕易發怒，比暴跳如雷耍威風要好，善于控制自己的情緒，比攻城奪池還難。
” 本書就要結束了，我想說的是，在講這個中國的牛津運動的過程中，我已盡力說明，自從歐洲人進入中國以後，我們中國人怎樣努力與那現代歐洲那強烈的物質實利主義文明（materialisticcivilzation）的破壞力量戰鬥，使它不緻于危害中國的長治久安和真正文明的事業，然後我們又如何遭到失敗，率領我們戰鬥的中國牛津運動的領導人現在都已亡故。
眼下的問題是：今後該怎麼辦？我們是隻能聽任自己古老的文明被掃除淨盡呢？還是有什麼辦法能避免這樣一場災難？在此，正如馬修·阿諾德要說的，我覺得此刻我的敵人正以一種急不可待的喜悅，眼巴巴地等着我回答，但我卻要避開他們。
我說過，義和團事變之後，整個中華民族、中國的統治階層得出這樣一個結論，即面對現代歐洲各國那種物質實利主義文明的破壞力量，中國文明的應戰能力不足，無效無用。
我還表示過要說明，為什麼我們的統治階層、中國的文人學士得出這樣一個結論是錯誤的。
在此，我将兌現我的諾言。
在我看來，一個人或一國人用以反對和試圖消除一個社會錯誤或政治錯誤，存在着四種方式。
下面，我想對此做出具體的說明。
假設在上海地區有一個納稅人，他誠心誠意地相信上海租界運行的有軌，電車對于上海人民來說不僅是一種讨厭的東西，而且是一種很壞的、不道德的、傷風敗俗、導緻混亂的設施。
懷着這種念頭，他首先可以以一個納稅人的名義，抗議在上海街道上鋪設有軌電車道。
如果抗議無效，他可以孤身一人或邀上幾個志同道合者站到馬路中央，逼迫有軌電車司機要麼停車，要麼從他或他們身上碾過去。
如果電車司機拒絕停車，他就用拳頭和血肉之軀去與電車對抗，這時候，如果沒有警察和市政人員來幹預，愚蠢的納稅人就會粉身碎骨，而上海的電車道也仍将原封不動。
端王及其義和團員用來抵禦現代歐洲物質實利主義文明到來的方法就是這樣一種方法。
上海的那位納稅人，還可以用另外一種方法來阻止電車的運行。
他自己或邀一些朋友，在上海合夥創辦一個對立的電車公司。
從财政方面或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