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空位期：中國三頭執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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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說過，中日戰争之後，李鴻章倒台，中國文人學士失去了領袖，其實應該說，中國文人學士中的自由黨失去了領袖。
曾國藩死後，正如我們看到的，政權落入到兩派文人學士手中，一派稱之為湘軍系，一派稱之為淮軍系。
湘系是些湖南人，屬于保守黨，司令部在南京。
淮系是些安徽人，屬于自由黨，司令部則在天津。
曾國藩侯爵一死，保守黨的湘系逐漸失去權勢，除了從國庫裡按期領取撫恤金外，那些曾經參與鎮壓太平天國叛亂的湖南人再也沒有任何别的特權，于是長江流域又出現了哥老會（秘密結社），對帝國統治構成新的威脅。
相反，自由黨的淮系在李鴻章領導下，則權勢日增，直到大權在握，統治全國；特别是掌握了支配國家錢款和拔去他人頂戴花翎的權力，還控制了國家那些最有利可圖的肥缺。
中日甲午戰争後，李鴻章失勢，自由黨的淮系集團也群龍無首、一哄而散。
但保守黨的湘系卻還有領袖，他就是已故兩江總督劉坤一。
實際上，此時初興的康有為雅各賓黨尚未形成氣候，劉坤一不僅是保守黨的湘系首領，名義上也成為整個中國文人士大夫階層的領袖了。
從某種意義上說，劉坤一在中國近期政治生活中的地位，相當于英國的威靈頓公爵。
他跟威靈頓公爵一樣，并非學者，甚至不算文人，隻是一個軍人而已。
其與威靈頓公爵的不同之處在于，他是中國的蘇格蘭高地人——中國的長江流域就是英國的英格蘭。
漢口以上的長江流域上部，包括山陵覆蔽的湖南省及其“内湖”，形成中國的蘇格蘭高地。
漢口以下的長江領域下部，包括安徽和南京，形成中國的蘇格蘭低地。
長江流域的居民具有蘇格蘭人的一切特性。
長江下遊的中國人，像蘇格蘭低地人一樣，機靈、精明，是講求實惠的生意精，吃苦耐勞，貪婪鄙吝——比如李鴻章，就是長江下遊的安徽人，帶有蘇格蘭低地人機靈精明的典型特征，把“半個便士”或中國所謂“碎銀”看得極重。
相反，長江流域上部居民，特别是湖南人，則像蘇格蘭高地人一樣——粗豪，耿直，勤勞，節儉但不吝啬。
不過，無論是長江流域上部還是下部的居民，他們都具有一個共同的特征；勇敢或堅毅。
這種道德品質，是中國其他各省人特别是廣東人所不具備的。
事實上，在鎮壓太平天國叛亂中出力最大的，也正是具有蘇格蘭那種“勇敢堅毅”品質的湖南人和安徽人。
我說過，劉坤一不是學者，而是一位軍人——一位粗犷的蘇格蘭高地老将，他終其一生都保持了那粗率耿直的作風，說起話來調門極高，操着湖南方言。
他缺乏智識修養，甚至還不如李鴻章斯文，但像威靈頓公爵一樣，他在與太平軍的作戰中因功顯達。
久經沙場的磨練，使他對人對事富有實際的見識，有成熟的判斷力。
此外，他還具有強烈的責任感和榮譽感。
這一點，也與威靈頓公爵相同。
說實話，劉坤一可以稱得上是中國有氣節或道德勇氣（moralhardiness）的最後一個文人士大夫。
甚至連張之洞大人也缺乏氣節或道德勇氣，盡管他是一個秉性高潔的人。
我說過，目前中國惟一稱得上有氣節的有教養的階層，是滿洲人。
孔子說：“剛、毅、木、讷，近仁”。
1900年，華北爆發了義和團狂熱運動，北京帝國政府在列強攻占大沽口之後，被迫宣戰。
南京的劉坤一緻電兩宮，認為把戰争的恐怖帶給他治下的人民是不應該的，但盡管如此，他卻向皇太後和皇帝陛下表示效忠，如果外國列強侵犯他統轄區的任何部分，無論是獲勝還是落敗，他都将誓死捍衛中華帝國的榮譽和尊嚴。
孔子曰：“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裡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也——君子人與？君子人也。
” 劉坤一死後，中國文人學士受三大巨頭領導。
這三大巨頭是張之洞、袁世凱和前兩廣總督岑春煊。
中日甲午戰争後，中國整個知識階層陷于絕望，在絕望中，無論是保守黨還是自由黨，都樂于追随康有為的過激黨，贊同他那連根帶枝的徹底改革方案，此種改革終于演變為康有為暴烈兇猛的雅各賓主義。
然而，張之洞首先警覺起來，他同康有為及其雅各賓派劃清了界線，如我們所看到的，他發表了反對他們的宣言書。
正是牛津運動的影響，那種反對醜陋粗鄙、追求美好優雅的牛津情感，把張之洞從康有為暴烈兇猛的雅各賓主義中挽救了出來。
講到這裡，我可以指出，張之洞在他的全部政治生活中，對于國家最偉大的貢獻，就在于中國曆史的這一危急存亡關頭，他本人覺悟并率領追随他的文人學士們脫離了康有為及其雅各賓派
曾國藩死後，正如我們看到的，政權落入到兩派文人學士手中，一派稱之為湘軍系，一派稱之為淮軍系。
湘系是些湖南人，屬于保守黨，司令部在南京。
淮系是些安徽人，屬于自由黨，司令部則在天津。
曾國藩侯爵一死，保守黨的湘系逐漸失去權勢，除了從國庫裡按期領取撫恤金外，那些曾經參與鎮壓太平天國叛亂的湖南人再也沒有任何别的特權，于是長江流域又出現了哥老會（秘密結社），對帝國統治構成新的威脅。
相反，自由黨的淮系在李鴻章領導下，則權勢日增，直到大權在握，統治全國；特别是掌握了支配國家錢款和拔去他人頂戴花翎的權力，還控制了國家那些最有利可圖的肥缺。
中日甲午戰争後，李鴻章失勢，自由黨的淮系集團也群龍無首、一哄而散。
但保守黨的湘系卻還有領袖，他就是已故兩江總督劉坤一。
實際上，此時初興的康有為雅各賓黨尚未形成氣候，劉坤一不僅是保守黨的湘系首領，名義上也成為整個中國文人士大夫階層的領袖了。
從某種意義上說，劉坤一在中國近期政治生活中的地位，相當于英國的威靈頓公爵。
他跟威靈頓公爵一樣，并非學者，甚至不算文人，隻是一個軍人而已。
其與威靈頓公爵的不同之處在于，他是中國的蘇格蘭高地人——中國的長江流域就是英國的英格蘭。
漢口以上的長江流域上部，包括山陵覆蔽的湖南省及其“内湖”，形成中國的蘇格蘭高地。
漢口以下的長江領域下部，包括安徽和南京，形成中國的蘇格蘭低地。
長江流域的居民具有蘇格蘭人的一切特性。
長江下遊的中國人，像蘇格蘭低地人一樣，機靈、精明，是講求實惠的生意精，吃苦耐勞，貪婪鄙吝——比如李鴻章，就是長江下遊的安徽人，帶有蘇格蘭低地人機靈精明的典型特征，把“半個便士”或中國所謂“碎銀”看得極重。
相反，長江流域上部居民，特别是湖南人，則像蘇格蘭高地人一樣——粗豪，耿直，勤勞，節儉但不吝啬。
不過，無論是長江流域上部還是下部的居民，他們都具有一個共同的特征；勇敢或堅毅。
這種道德品質，是中國其他各省人特别是廣東人所不具備的。
事實上，在鎮壓太平天國叛亂中出力最大的，也正是具有蘇格蘭那種“勇敢堅毅”品質的湖南人和安徽人。
我說過，劉坤一不是學者，而是一位軍人——一位粗犷的蘇格蘭高地老将，他終其一生都保持了那粗率耿直的作風，說起話來調門極高，操着湖南方言。
他缺乏智識修養，甚至還不如李鴻章斯文，但像威靈頓公爵一樣，他在與太平軍的作戰中因功顯達。
久經沙場的磨練，使他對人對事富有實際的見識，有成熟的判斷力。
此外，他還具有強烈的責任感和榮譽感。
這一點，也與威靈頓公爵相同。
說實話，劉坤一可以稱得上是中國有氣節或道德勇氣（moralhardiness）的最後一個文人士大夫。
甚至連張之洞大人也缺乏氣節或道德勇氣，盡管他是一個秉性高潔的人。
我說過，目前中國惟一稱得上有氣節的有教養的階層，是滿洲人。
孔子說：“剛、毅、木、讷，近仁”。
1900年，華北爆發了義和團狂熱運動，北京帝國政府在列強攻占大沽口之後，被迫宣戰。
南京的劉坤一緻電兩宮，認為把戰争的恐怖帶給他治下的人民是不應該的，但盡管如此，他卻向皇太後和皇帝陛下表示效忠，如果外國列強侵犯他統轄區的任何部分，無論是獲勝還是落敗，他都将誓死捍衛中華帝國的榮譽和尊嚴。
孔子曰：“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裡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也——君子人與？君子人也。
” 劉坤一死後，中國文人學士受三大巨頭領導。
這三大巨頭是張之洞、袁世凱和前兩廣總督岑春煊。
中日甲午戰争後，中國整個知識階層陷于絕望，在絕望中，無論是保守黨還是自由黨，都樂于追随康有為的過激黨，贊同他那連根帶枝的徹底改革方案，此種改革終于演變為康有為暴烈兇猛的雅各賓主義。
然而，張之洞首先警覺起來，他同康有為及其雅各賓派劃清了界線，如我們所看到的，他發表了反對他們的宣言書。
正是牛津運動的影響，那種反對醜陋粗鄙、追求美好優雅的牛津情感，把張之洞從康有為暴烈兇猛的雅各賓主義中挽救了出來。
講到這裡，我可以指出，張之洞在他的全部政治生活中，對于國家最偉大的貢獻，就在于中國曆史的這一危急存亡關頭，他本人覺悟并率領追随他的文人學士們脫離了康有為及其雅各賓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