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總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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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少，商旅之民多，谷不足而貨有餘。
陵夷至乎桓、文之後，禮誼大壞，上下相冒；國異政家殊俗；耆欲不制，僭差亡極。
于是商通難得之貨，工作亡用之器，士設反道之行，以追時好而取世資。
僞民背實而要名，奸夫犯害而求利。
篡弑取國者為王公，圉奪成家者為雄桀。
禮誼不足以拘君子，刑戮不足以威小人。
富者木土被文錦，犬馬餘肉粟，而貧者裋褐不完，晗菽飲水。
其為編戶齊民同列，而以财力相君，雖為仆虜，猶亡愠色。
故未飾變詐為奸軌者，自足乎一世之間，守道循理者，不免于饑寒之患。
其教自上興，繇法度之無限也。
”此文最能道出東周以後社會之變遷，及其時之人之見解。
蓋其所稱古代之美，一在役物之有其方，一則人與人相處之得其道，此實大同之世所留诒，而非小康之世，世及為禮之大人所能為，《先秦史》已言之。
然世運既降為小康，治理之權，既操于所謂大人者之手，人遂誤以此等治法，為此大人之所為，撥亂世，反之正，亦惟得位乘時者是望。
其實世無不自利之黨類（class），望王公大人及所謂士君子者，以行大平大同之道，正如與虎謀皮。
然治不至于大平大同，則終潛伏擾亂之因；其所謂治者，終不過苟安一時，而其決裂亦終不可免；此孔子所以僅許為小康也。
先秦諸子，亦非不知此義，然如農家、道家等，徒陳高義，而不知所以緻之之方。
墨家、法家等，則取救一時之弊，而于根本之計，有所不暇及。
儒家、陰陽家等，知治化之當分等級，且知其當以漸而升矣，然又不知世無不自利之黨類，即欲進于升平，亦非人民自為謀不可，而欲使在上者為之代謀，遂不免與虎謀皮之诮。
此其所以陳義雖高，用心雖苦，而卒不得其當也。
參看《先秦史》第十五章第五節。
秦、漢之世，先秦諸子之言，流風未沫，士蓋無不欲以其所學，移易天下者。
新室之所為，非王巨君等一二人之私見，而其時有志于治平者之公言也。
一擊不中，大亂随之，根本之計，自此乃無人敢言，言之亦莫或見聽矣。
此則資本勢力，正當如日方升之時，有非人力之所能為者在也。
以民族關系論，兩漢、魏、晉之間，亦當畫為一大界。
自漢以前，為我族征服異族之世，自晉以後，則轉為異族所征服矣。
蓋文明之範圍，恒漸擴而大，而社會之病狀，亦漸漬益深。
孟子曰：“仁之勝不仁也，猶水勝火。
”以社會組織論，淺演之群，本較文明之國為安和，所以不相敵者，則因其役物之力大薄之故。
然役物之方，傳播最易。
野蠻之群，與文明之群遇，恒慕效如恐不及焉。
及其文明程度，劣足與所謂文明之族相抗衡，則所用之器，利鈍之别已微，而群體之中，安和與乖離迥判，而小可以勝大，寡可以敵衆，弱可以為強矣。
自五胡亂華以後，而沙陀突厥，而契丹，而女真，而蒙古，而滿洲，相繼入據中原，以少數治多數，皆是道也。
侵掠之力，惟騎寇為強。
春秋以前，我所遇者皆山戎，至戰國始與騎寇遇，《先秦史》亦已言之。
戰國之世，我與騎寇争，尚不甚烈，秦以後則不然矣。
秦、漢之世，蓋我恃役物之力之優，以戰勝異族，自晉以後，則因社會之病狀日深，而轉為異族所征服者也。
故曰：以民族關系論，漢、晉之間，亦為史事一大界也。
【注釋】 (1)社會組織當以新、漢之間為大界，民族關系兩漢、魏、晉間為一大界。
陵夷至乎桓、文之後，禮誼大壞，上下相冒；國異政家殊俗；耆欲不制，僭差亡極。
于是商通難得之貨，工作亡用之器，士設反道之行，以追時好而取世資。
僞民背實而要名，奸夫犯害而求利。
篡弑取國者為王公，圉奪成家者為雄桀。
禮誼不足以拘君子，刑戮不足以威小人。
富者木土被文錦，犬馬餘肉粟，而貧者裋褐不完，晗菽飲水。
其為編戶齊民同列，而以财力相君，雖為仆虜，猶亡愠色。
故未飾變詐為奸軌者，自足乎一世之間，守道循理者，不免于饑寒之患。
其教自上興，繇法度之無限也。
”此文最能道出東周以後社會之變遷，及其時之人之見解。
蓋其所稱古代之美，一在役物之有其方，一則人與人相處之得其道，此實大同之世所留诒，而非小康之世，世及為禮之大人所能為，《先秦史》已言之。
然世運既降為小康，治理之權，既操于所謂大人者之手，人遂誤以此等治法，為此大人之所為，撥亂世，反之正，亦惟得位乘時者是望。
其實世無不自利之黨類（class），望王公大人及所謂士君子者，以行大平大同之道，正如與虎謀皮。
然治不至于大平大同，則終潛伏擾亂之因；其所謂治者，終不過苟安一時，而其決裂亦終不可免；此孔子所以僅許為小康也。
先秦諸子，亦非不知此義，然如農家、道家等，徒陳高義，而不知所以緻之之方。
墨家、法家等，則取救一時之弊，而于根本之計，有所不暇及。
儒家、陰陽家等，知治化之當分等級，且知其當以漸而升矣，然又不知世無不自利之黨類，即欲進于升平，亦非人民自為謀不可，而欲使在上者為之代謀，遂不免與虎謀皮之诮。
此其所以陳義雖高，用心雖苦，而卒不得其當也。
參看《先秦史》第十五章第五節。
秦、漢之世，先秦諸子之言，流風未沫，士蓋無不欲以其所學，移易天下者。
新室之所為，非王巨君等一二人之私見，而其時有志于治平者之公言也。
一擊不中，大亂随之，根本之計，自此乃無人敢言，言之亦莫或見聽矣。
此則資本勢力，正當如日方升之時，有非人力之所能為者在也。
以民族關系論，兩漢、魏、晉之間，亦當畫為一大界。
自漢以前，為我族征服異族之世，自晉以後，則轉為異族所征服矣。
蓋文明之範圍，恒漸擴而大，而社會之病狀，亦漸漬益深。
孟子曰：“仁之勝不仁也，猶水勝火。
”以社會組織論，淺演之群，本較文明之國為安和，所以不相敵者，則因其役物之力大薄之故。
然役物之方，傳播最易。
野蠻之群，與文明之群遇，恒慕效如恐不及焉。
及其文明程度，劣足與所謂文明之族相抗衡，則所用之器，利鈍之别已微，而群體之中，安和與乖離迥判，而小可以勝大，寡可以敵衆，弱可以為強矣。
自五胡亂華以後，而沙陀突厥，而契丹，而女真，而蒙古，而滿洲，相繼入據中原，以少數治多數，皆是道也。
侵掠之力，惟騎寇為強。
春秋以前，我所遇者皆山戎，至戰國始與騎寇遇，《先秦史》亦已言之。
戰國之世，我與騎寇争，尚不甚烈，秦以後則不然矣。
秦、漢之世，蓋我恃役物之力之優，以戰勝異族，自晉以後，則因社會之病狀日深，而轉為異族所征服者也。
故曰：以民族關系論，漢、晉之間，亦為史事一大界也。
【注釋】 (1)社會組織當以新、漢之間為大界，民族關系兩漢、魏、晉間為一大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