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國學者顧炎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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炎武從此再也不到北京來了。
1677年，炎武已經六十五歲了。
從山東到陝西華陰，住王宏撰家。
王宏撰替他蓋了幾間房子，決定在此定居。
兩年後寫信告訴他三個侄子說：陝西人喜歡經學，看重處士，主持清議，和他省人不同。
在此買水田四五十畝，可以維持生活。
華陰這地方是交通樞紐，就是不出門，也可以看到各方面來的人，知道各地方的事情。
一旦局勢有變化，跑進山裡去守險，也不過十來裡路。
要是志在四方呢，一出關門，就可以掌握形勢。
從這封信可以看出，炎武之定居華陰，是和他的一生志願抗清鬥争密切相關的。
這時候，炎武的三個外甥都已做了大官，徐元文是順治十六年（公元1659）狀元，康熙十八年（公元1679）任《明史》監修總裁官，第二年任都察院左都禦史。
徐乾學是康熙九年（公元1670）探花，徐秉義是康熙十二年（公元1673）的探花。
三兄弟在青年時都曾得到過炎武的資助和教育。
他們看到舅父年老，流離外方，幾次寫信迎接炎武南歸，答應給準備房子和田産，炎武回信堅決拒絕。
他不但自己不肯受這幾個清朝新貴的供養，連他的外甥要請他的得意門生潘耒去做門客，也去信勸止。
義正詞嚴地指出這些人官越大，門客越多，好巴結的人留下，剛正方直的人走開，他們不過要找一兩個有學問的人在身邊來遮醜而已。
應該知道香的和臭的東西是不可以放在一個盒子裡的，要記住白沙在泥，與之俱黑的話，不要和狎客豪奴混在一起才是。
從這兩件事，可以看出炎武的生性剛介和氣節。
和他的為人一樣，炎武做學問也是絲毫不苟的，總是拿最嚴格的要求來要求自己，從不自滿。
所著《音學五書》，前後曆時三十多年，所過山川亭障，沒有一天不帶在身邊。
稿子改了五次，親自抄寫了三次，到刻版的時候，還改了許多地方。
著名的《日知錄》，1670年刻了八卷，過了六七年，他的學問進步了，檢查舊作，深悔過去學問不博，見解不深，有很多缺點，又漸次增改，寫成二十多卷。
他很虛心，朋友中有指出書中錯誤的地方，便立刻改正。
又十分鄭重，有人問他近來《日知錄》又寫成幾卷了，他說，别來一年，反複研究，隻寫得十幾條。
他認為知識是無窮無盡的，過去的成績不可以驕傲，未來的成就更不可以限制自己。
做學問不是一天天進步，便會一天天退步。
個人獨學，沒有朋友幫助，就很難有成就，老是住在一個地方，見聞寡陋，也會習染而不自覺。
對于自己在學術上的錯誤，從不寬恕，在給潘耒信上說：讀書不多的人，輕易寫書，一定會害了讀者，像我《跋廣韻》那篇文章便是例子。
現在把它作廢，重寫一篇，送給你看，也記住我的過失。
我生平所寫的書，類此的也還很多，凡是存在徐家的舊作，可以一字不存。
自己思量精力還不很衰，不一定就會死，再過些年，總可以搞出一個定本來。
對搜輯資料，也付出極大的努力。
例如他在《金石文字記序》所說：我從年輕時就喜歡訪求古人金石文字，那時還不很懂。
後來讀了歐陽修的《集古錄》，才知道可以和史書相證明，闡幽表微，補阙正誤，不隻是文字之好而已。
這二十年來，周遊各地，所到名山、大鎮、祠廟、伽藍，無不尋求，登危峰，探窈壑，扪落石，履荒榛，伐頹垣，畚朽壤，隻要發現可讀的碑文，就親手抄錄，要是得到一篇為前人所沒有看到的，往往喜歡得睡不着覺。
對寫作文字，态度也極為謹嚴，他立定宗旨，凡是文章不關聯到學術的，和當代實際沒有關系的，一概不寫。
并且慨歎像韓愈那樣的人，假如隻寫《原道》《原毀》《争臣論》《平淮西碑》《張中丞傳後叙》這幾篇，其他捧死人骨頭的銘狀一概不寫，那就真是近代的泰山北鬥了！可惜他沒有這樣做。
他主張為人要“行己有恥”，有恥就是有氣節，有骨頭，做學問要“好古敏求”，要繼承過去的遺産，努力鑽研。
對明代末期和當時的學風，他是很不以為然的。
在《與友人論學書》裡說：“嗚呼！士而不先言恥，則為無本之人，非好古而多聞，則為空虛之學。
以無本之人而講空虛之學，吾見其日從事于聖人而去之彌遠也。
”也正因為他這樣主張，這樣做，所以有些人叫他為怪，和他合不來。
炎武于康熙二十一年（公元1682）正月，因上馬失足墜地，病死于山西曲沃，年七十歲。
1677年，炎武已經六十五歲了。
從山東到陝西華陰，住王宏撰家。
王宏撰替他蓋了幾間房子，決定在此定居。
兩年後寫信告訴他三個侄子說：陝西人喜歡經學，看重處士，主持清議，和他省人不同。
在此買水田四五十畝，可以維持生活。
華陰這地方是交通樞紐，就是不出門，也可以看到各方面來的人，知道各地方的事情。
一旦局勢有變化，跑進山裡去守險，也不過十來裡路。
要是志在四方呢，一出關門，就可以掌握形勢。
從這封信可以看出，炎武之定居華陰，是和他的一生志願抗清鬥争密切相關的。
這時候，炎武的三個外甥都已做了大官，徐元文是順治十六年（公元1659）狀元，康熙十八年（公元1679）任《明史》監修總裁官，第二年任都察院左都禦史。
徐乾學是康熙九年（公元1670）探花，徐秉義是康熙十二年（公元1673）的探花。
三兄弟在青年時都曾得到過炎武的資助和教育。
他們看到舅父年老，流離外方，幾次寫信迎接炎武南歸，答應給準備房子和田産，炎武回信堅決拒絕。
他不但自己不肯受這幾個清朝新貴的供養，連他的外甥要請他的得意門生潘耒去做門客，也去信勸止。
義正詞嚴地指出這些人官越大，門客越多，好巴結的人留下，剛正方直的人走開，他們不過要找一兩個有學問的人在身邊來遮醜而已。
應該知道香的和臭的東西是不可以放在一個盒子裡的，要記住白沙在泥，與之俱黑的話，不要和狎客豪奴混在一起才是。
從這兩件事，可以看出炎武的生性剛介和氣節。
和他的為人一樣，炎武做學問也是絲毫不苟的，總是拿最嚴格的要求來要求自己，從不自滿。
所著《音學五書》，前後曆時三十多年，所過山川亭障，沒有一天不帶在身邊。
稿子改了五次，親自抄寫了三次，到刻版的時候，還改了許多地方。
著名的《日知錄》，1670年刻了八卷，過了六七年，他的學問進步了，檢查舊作，深悔過去學問不博，見解不深，有很多缺點，又漸次增改，寫成二十多卷。
他很虛心，朋友中有指出書中錯誤的地方，便立刻改正。
又十分鄭重，有人問他近來《日知錄》又寫成幾卷了，他說，别來一年，反複研究，隻寫得十幾條。
他認為知識是無窮無盡的，過去的成績不可以驕傲，未來的成就更不可以限制自己。
做學問不是一天天進步，便會一天天退步。
個人獨學，沒有朋友幫助，就很難有成就，老是住在一個地方，見聞寡陋，也會習染而不自覺。
對于自己在學術上的錯誤，從不寬恕，在給潘耒信上說：讀書不多的人，輕易寫書，一定會害了讀者，像我《跋廣韻》那篇文章便是例子。
現在把它作廢，重寫一篇，送給你看，也記住我的過失。
我生平所寫的書，類此的也還很多，凡是存在徐家的舊作，可以一字不存。
自己思量精力還不很衰，不一定就會死，再過些年，總可以搞出一個定本來。
對搜輯資料，也付出極大的努力。
例如他在《金石文字記序》所說：我從年輕時就喜歡訪求古人金石文字，那時還不很懂。
後來讀了歐陽修的《集古錄》，才知道可以和史書相證明，闡幽表微，補阙正誤，不隻是文字之好而已。
這二十年來，周遊各地，所到名山、大鎮、祠廟、伽藍，無不尋求，登危峰，探窈壑，扪落石，履荒榛，伐頹垣，畚朽壤，隻要發現可讀的碑文，就親手抄錄，要是得到一篇為前人所沒有看到的，往往喜歡得睡不着覺。
對寫作文字，态度也極為謹嚴，他立定宗旨，凡是文章不關聯到學術的，和當代實際沒有關系的，一概不寫。
并且慨歎像韓愈那樣的人，假如隻寫《原道》《原毀》《争臣論》《平淮西碑》《張中丞傳後叙》這幾篇，其他捧死人骨頭的銘狀一概不寫，那就真是近代的泰山北鬥了！可惜他沒有這樣做。
他主張為人要“行己有恥”，有恥就是有氣節，有骨頭，做學問要“好古敏求”，要繼承過去的遺産，努力鑽研。
對明代末期和當時的學風，他是很不以為然的。
在《與友人論學書》裡說：“嗚呼！士而不先言恥，則為無本之人，非好古而多聞，則為空虛之學。
以無本之人而講空虛之學，吾見其日從事于聖人而去之彌遠也。
”也正因為他這樣主張，這樣做，所以有些人叫他為怪，和他合不來。
炎武于康熙二十一年（公元1682）正月，因上馬失足墜地，病死于山西曲沃，年七十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