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社會風氣

關燈
宋人張端義在他所著的《貴耳集》中有一段話: 古今治天下多有所尚,唐虞尚德,夏尚功,商尚老,周尚親,秦尚刑法,漢尚材謀,東漢尚節義,魏尚辭章,晉尚清談,周隋尚族望,唐尚制度文華,本朝尚法令議論。

     把每一個時代的特征指出。

    “尚”從縱的方面,可以說是時代精神,從橫的方面,可以說是社會風氣。

     一時代有它的特殊時代精神&mdash&mdash社會風氣,也就是有所“尚”,這是合乎曆史事實的。

    成問題的是所尚的“主流”,是發端于“治天下者”?是被治的下層民衆?是中間階層的士大夫集團? 就曆代所“尚”而說,三代渺遠,我們姑且擱開不說,秦以下的刑法、材謀、節義、辭章、清談、族望、制度文華、法令議論,大體上似乎都和小百姓無幹,治天下者的作用也隻是推波助瀾,主流實實在在發于中層的士大夫集團,加以上層的提倡,下層的随和,才會蔚為風氣,滂薄一世。

    不管曆史對所“尚”的評價如何,就主流的發動而論,轉變社會風氣,也就是所謂移風易俗,隻有中層的士大夫集團才能負起責任。

     就上述的所“尚”而論,有所“尚”同時也有所弊。

    社會風氣的正常或健全與否,決定這一社會人群的曆史命運,往古如此,即在今日也還是如此。

    例如秦尚刑法,其弊流為诽謗之誅,參族之刑,殘虐天下,卒以自滅。

    東漢尚節義,固然收效于國家艱危之際,可是也造成了處士盜虛聲,矯名飾行,欺世害俗的僞孝廉、僞君子。

    晉尚清談,生活的趣味是夠條件了,其弊流為隻顧耳目口腹的享受,忘掉國家民族的安危。

    王夷甫一流人的死是不足塞責的。

    周隋尚族望(唐也還未能免此),流品是“清”了,黃散令仆子弟的入仕,都有一定的出身。

    譜牒之學也盛極一時,可是用人唯論門第,不責才力,庸劣居上位,才俊沉下品,政治的效率和綱紀也就談不到了。

    高門子弟坐緻三公,盡忠于所事的道德也當然說不上了。

    宋尚法令議論,史實告訴我們,宋代的敕令格式,一司一局的海行往往一來就是幾百千卷,結果是文吏疲于翻檢,夤緣為奸。

    議論更是不得了,當靖康艱危之際,敵人長驅深入,政府群公還在議戰議和議守議逃,議論未決,和戰未定,敵人已經不費一兵一卒渡過了黃河進圍開封了。

    饒是兵臨城下,還是在議論和戰,和戰始終不決,戰也不能戰,和也和不了,終于亡國。

     史實明明白白地告訴我們,社會風氣所尚的正面,給一群特殊人物以方便,尚族望的給高門子弟以仕進的優先權,尚法令議論的給文墨之士以縱橫反複的際會。

    反面呢,寒士拮據一生,終被擯斥于台閣之外,國民殺敵破家,不能于國事置喙一字,他們的血是無代價地被這群人所犧牲了。

     從曆史上的社會風氣的正反面,來衡量近三十年來的變局,也許可以給我們以一個反省的機會。

     最近三十年間的變革,不能不歸功于緻力新文化運動的先輩,他們負起了轉移社會風氣的責任。

    舉具體的例子來說,他們把人從舊禮教舊家庭之下解放出來,他們打倒了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買賣式婚姻,婦女再嫁和離婚已不再成為社會的話柄。

    受之父母的頭發給剪掉了,纏足解放了。

    诂屈難解的文言代替以明白易懂的白話,對于舊的傳說和史實重新予以科學的評價,傳統的經典也從語言學比較文字學各方面予以新的意義。

    他們也介紹了西洋的新思想,民主與科學,奠定了新時代的學術風氣,綜合地說明這時期的社會風氣,可以說是所尚在“革”。

     反面呢?破壞了舊的以後,新的一套還不曾完備地建設起來,小犢偾轅,前進的青年憑着熱情、毅力,百折不回地着手建設所憧憬的樂園,他們不顧險阻,不辭勞瘁,繼續前進,要完成新文化運動所啟示的後果,結局是遇到障礙,時代落在他們的後面。

    他們的血彙合起來成為一條大河,滋潤後一代人的心靈,給史家以憑吊的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