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漢族的光複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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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乃表現于其宗教及政治制度中。
拜上帝會規制，入會的男稱兄弟，女稱姊妹，一律平等。
天京建後，創立田制，分田為九等（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
上上田一畝等于下下田三畝），各地方有無相通（此處不足，則遷彼處，彼處不足，則遷此處。
又此處荒，則移彼豐處，以振此荒處，彼處荒亦然。
此即所謂移粟移民），民年十六則受田。
自食有餘，概歸公庫。
二十五家立一庫，婚喪等事，均用庫中款項。
軍士有得财貨的，則概歸天朝聖庫。
又立女館，凡處女、寡婦及從征軍士眷屬，均居于其中。
禁煙、禁酒、禁賭。
又禁女子纏足。
禁妾媵及娼妓。
并禁賣買奴婢。
其思想不可謂不正。
案當隆古部族時代，人民生活，本有一定規則。
此時内部安和，而對外亦能講信修睦，即孔子所謂大同。
其後各部族接觸日多，漸以兵力相争奪。
戰敗的，固夷為農奴及奴隸。
戰勝的，亦因其生活日流于淫侈，并且專以争鬥為事（讀《禮記·文王世子》篇可知。
這一篇是述古代公族，即國君的同族的生活的），而其風紀日趨于敗壞。
此即所謂封建時代。
然部族時代良好的規則，仍有存留。
民間生活，仍有其合理的軌範。
即貴族亦不能不俯就其範圍，此即古人所謂禮（古代的所謂禮，并非指應對進退等，此乃所謂儀。
知儀的，古人亦謂其不能冒稱知禮。
《左傳》議論魯昭公的話，即其一例。
所謂禮，實指大衆生活的軌範。
如兇荒劄喪之歲，貴人的生活亦不能不貶損；豐登之年，大衆的生活仍不能奢侈等便是。
所以《禮記·禮器》說：“年雖大殺，衆不恇懼，則上之制禮也節矣。
”）。
所以此時的生活，尚非全不合理。
封建制度完整之世，孔子亦稱為小康。
封建時代之後，再加以資本的侵蝕，生活的軌範，無人留意及之。
即有覺其不安，欲去其太甚的，其所欲建立者，讓步已至極點，然仍不能實行。
此實為社會不安的根本原因。
此等病根，上中流社會中人，因其處于壓迫地位，生活較為優裕，往往不能覺得。
隻有下層社會中人身受切膚之痛，會有矯正的思想。
曆代借宗教以煽惑人民的，除迷信的成分外，總尚略能改正經濟制度，示人民以生活的軌範，即由于此（如漢末的張魯便是。
可看《三國志》本傳《注》引《典略》）。
這個并非迂闊，實可說是社會真正而且迫切的要求，但其事經緯萬端，斷非徑行直遂的手段所能有濟。
起于草澤的英雄，思想雖純，而學識不足，運用其簡單的思想、直率的手段，想達到目的，無怪其不能有成了。
天國諸人，宗教思想頗為濃厚，凡事皆欲稱天以濟之。
故其國稱天國，京稱天京，軍稱天軍，法律亦稱為天條。
軍行所至，辄設高台講演，謂之講道理，又印行講道的書頗多。
那更陷入極端的觀念論了。
嘗開科以取士，所命題目，亦極可笑（其命的題目，有《貶妖穴為罪隸論》等。
案天王嘗有诏，貶直隸省為罪隸省）。
其官制，則有天地春夏秋冬六官，又有丞相、軍師、錄尚書事等名目。
外官有州牧、郡守、縣令，又有行省。
軍制以五人為伍，五伍為兩，四兩為卒，五卒為旅，五旅為師，五師為軍。
又有監軍、總制、将軍、指揮、點檢等名目。
今古雜糅，一望而知為鄉曲學究所定。
此等制度，亦多未能實行。
實際的政治，則因天王入天京後，百事不管，朝内又無能主持之人，以緻紊亂。
總而言之，天王之為人似隻長于宗教，而短于政治及軍事。
天王手下，亦無此等人才。
隻有一個李秀成，而用之太晚，且不能專。
實為太平天國失敗最大的原因。
且如天王的宗教思想，在當時，絕不能得多數人的贊同。
民族革命之義，如能始終标舉，是可以引起一部分人的歸向的。
太平軍出湖南時，亦曾發布讨胡之檄，後竟未曾再提，而仍欲推行其不中不西、不古不今的政教，即此就可見得不認識環境，難于有成了。
然事雖失敗，畢竟替民族革命播下了種子。
到孫中山革命時，其餘黨還有存留海外的。
天朝田畝制度内容表 太平天國定都天京後，于1853年冬頒布了《天朝田畝制度》。
它以土地為核心，試圖建立一個“有田同耕，有飯同吃，有衣同穿，有錢同使，無處不均勻，無人不飽暖”的理想社會。
第三節 撚黨始末 當太平天國和清軍在江域相持時，直、魯、豫、蘇、皖間，又有撚黨。
撚黨的起源：有的說是鄉民逐疫，“裹紙然膏”，後來因而行劫，故稱為撚。
有的說皖北人稱一聚為一撚，因稱為撚。
二說未知孰是。
其起源頗早，清仁宗嘉慶年間，河南巡撫，已經奏定“結撚”三人以上，加等治罪了。
然此時所謂撚黨，人多勢盛之時，偶出攻打州縣，官軍到又回原居，和平民無異。
并不正式和官軍對敵。
到天國興起後而其勢乃漸盛。
其渠魁張樂行，居雉河集（渦陽縣，撚平後設縣），李兆受居霍邱。
清官令人民築寨自保。
諸寨既無力抵抗撚黨，而官軍又殘暴，乃依違于兩者之間。
又有本系土匪，亦借團練為名的，局勢複雜。
壽州苗沛霖，本系諸生，後為練總，反側于太平天國和清軍之間，曾受天國之封為奏王，尤為跋扈。
撚黨雖據數省，其最大的根據地，則猶在安徽。
清朝疊派大員進攻，都無效（清朝初命周天爵駐徐、宿，旋代以袁甲三，駐颍、亳，又命牛鑒駐陳州，而以河南巡撫英桂總其成。
太平天國五年，即清鹹豐五年，罷袁甲三，命英桂進攻安徽。
明年，又起甲三助英桂。
至七年，勝保督安徽軍務後，仍命袁甲三管蘇、魯、豫三省事。
均無功）。
太平天國七年（清鹹豐七年，1857年），命勝保總督安徽軍務。
張樂行走依李兆受。
兆受僞降，苗沛霖亦陽受撫。
然其盤踞恣肆如故。
勝保所帶馬隊，且有降于撚黨的。
撚黨行動益敏捷。
天國九年，出擊山東。
還道河南，攻周家口。
十年，陷清江。
清漕督等皆遁走。
是年，英、法和議成。
清命僧格林沁移兵而南。
初戰亦不利，後乃從魯南入蘇北，進至亳州。
天國十二年（清同治元年，1862年），苗沛霖合太平軍攻颍州，為湘軍所敗。
陳玉成走依沛霖，沛霖将其執送清軍，被殺。
安徽局勢稍定。
而陳得才合撚衆入陝西，攻商、華。
勝保及多隆阿奔命。
勝保旋遭逮治。
降撚宋景詩，因之叛于郃陽，聲稱為勝保訴冤，自山西入直隸。
附從者甚多。
清調劉長佑督直。
到明年，才把他打平。
是年，僧格林沁亦陷雉河集，殺張樂行。
又殺苗沛霖。
樂行從子宗禹入鄂豫。
又明年，陳得才回援天京。
至英、霍間，聞天京已陷，自殺。
遵王賴文光、魯王任柱（柱本名化邦，亳州人，最勇猛善戰。
據《太平天國戰紀》：僧格林沁伏誅後，宗禹等共矯天國幼主诏，封宗禹為沃王，柱為魯王），均與宗禹合。
于是撚黨得天國之名将以指揮之，而其用兵的方略一變。
遵魯二王和張宗禹既合，再道湖北入河南。
天京陷之明年（清同治四年，1865年）入山東。
時清倚僧格林沁為主力，而僧無将略，專恃蒙古馬隊，和撚黨相馳逐。
步不及馬，驽馬不及良馬，其隊伍遂參差不齊。
軍行不赍糧秣，專責成州縣供應，州縣因兵荒不能具，則剽掠于民間，因行淫殺。
人民控訴的，僧格林沁概置不理。
人民恨之切骨。
撚黨知其如此，專引之東奔西走，以疲敝其兵力，而僧格林沁不悟。
是年，兩軍相遇于曹州。
宗禹弟小黑，年19，與任柱猛攻之。
僧軍發炮，彈如雨下。
小黑及任柱不顧，令馬隊脫銜猛沖。
僧兵大敗，僧格林沁伏誅。
撚黨之誅僧格林沁，事見羅惇曧《太平天國戰紀》。
此書系将韋昌輝嫡子以成所著《天國志》删潤而成。
于天國亡後所記事極疏略。
蓋由無記注，專恃傳聞記憶而然。
然僧格林沁的伏誅，系兩軍争鬥中的一大事，所記撚黨一方面的軍情，該不會有誤。
況且《戰紀》說僧格林沁系堕馬為亂兵所殺，宗禹兄弟至，又刃碎其屍；而清薛福成所撰僧格林沁《死事略》，亦說其死在麥塍之中，身受數傷。
二說符合，可見《戰紀》之不誣。
僧格林沁是科爾沁郡王，因攻撚晉爵為親王的。
科爾沁是蒙古諸部中最早投降清朝的，清人與之世通婚姻。
清朝的宗旨是要封鎖東三省及蒙古地方，合滿蒙二族之力，以制漢族的。
僧格林沁一軍，尤為當時清朝所倚恃的勁旅。
任柱、張小黑，功雖不成，然能殲此渠魁，亦足以寒猾夏者之膽了。
僧格林沁死後，清朝命曾國藩督直隸、河南、山東軍務。
曾國藩說：撚黨已成流寇，與之馳逐非計。
主張“以有定之兵，制無定之寇”。
乃以徐州、臨淮關、濟甯、周家口為四鎖。
自沙河、賈魯河，北抵汴梁，南接運河，築成長牆一道（自周家口下至正陽關守沙河，上至朱仙鎮守賈魯河。
朱仙鎮經開封抵黃河，掘濠而守），實行其所謂“圈制”之法，而撚黨的厄運乃漸至。
撚黨将其汴梁一段防線突破，進攻運河牆，不克，乃分為二：任柱、賴文光東行，張宗禹西上。
天國亡後二年（清同治五年，1866年），曾國藩回兩江總督本任，李鴻章繼其任，左宗棠督辦陝西軍務。
明年，東撚突破運防。
清軍反守運河西岸。
旋又扼之膠萊河及濰河之東。
其濰河一段，仍為撚黨所突破。
然卒不能越運河而西，乃自魯南入蘇北。
清軍雲集，任柱死于贛榆，賴文光在揚州被執，東撚亡。
西撚入陝西後，渡渭而北，入延、綏，自宜川渡河。
下河東，入豫北。
天國亡後四年（清同治七年，1868年）入直隸。
左宗棠随之而東，李鴻章亦北上會攻，令直隸人民築寨自保，實行堅壁清野之法。
又沿黃、運二河，自天津至茬平，築長牆以蹙之。
西撚乃被困于黃河、徒駭河之間而滅。
案《太平天國戰紀》說：僧格林沁死後，撚黨議仍入漢中。
左宗棠扼河築長牆拒之，乃仍入汴。
文光等聚謀，言“敵軍甚衆，江南我兵絕迹，不如渡黃河，直搗燕京，成則取其國都，不成死耳”。
乃履冰而過，清兵逐之，一戰大敗。
任柱、小黑皆死，宗禹不知所終。
此其記事自極疏略，然賴文光等當日有直搗燕京之志，事當不誣。
不過有志未遂耳。
賴文光逃揚州被獲，《戰紀》并不諱飾，則其謂張宗禹不知所終，事或得實，而清朝一方面的記載，謂其赴水而死，恐實不足信了。
綜觀撚黨，自太平天國滅亡以前，和天國滅亡以後，其用兵的方略絕不相同，即可知其縱橫馳驟于直、魯、山、陝、豫、鄂、蘇、皖八省，使清朝的君臣為之旰食者數年，實由天國的名将指揮駕馭而然。
當天京淪陷，幼主殉國之後，而天國的餘威猶如此，可見天國初起時，不能悉衆北上，及其後天王不從李秀成之言，出征贛鄂的可惜了。
清朝攻擊撚黨時，其殘暴仍與其攻天國時無異。
曾國藩奏疏說：“官兵騷擾異常，幾有賊過如篦，兵過如洗之慘。
民圩仇視官兵，于賊匪反有恕辭。
”西撚再入直隸時，左宗棠寫給他兒子的信說：“大名、順德、廣平一帶，和山東、河南接壤各處，民團專與兵勇為仇，見則必殺，殺則必毒。
”清人所自言如此，倘使其敵國方面，有人執筆記載，未知又當如何？太平天國和撚黨，不免有殘暴的行為，我們誠不能為諱，然至少并不甚于清兵，則是事實。
而從前論史的人，都把這一個時期的破壞，專歸罪于天國及撚黨方面，真可謂清朝的忠臣了。
起義時的難民 太平天國、撚黨起義時期，由于政府聯合列強的鎮壓以及起義軍的搶掠，使得更多的人民流離失所，成為難民。
拜上帝會規制，入會的男稱兄弟，女稱姊妹，一律平等。
天京建後，創立田制，分田為九等（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
上上田一畝等于下下田三畝），各地方有無相通（此處不足，則遷彼處，彼處不足，則遷此處。
又此處荒，則移彼豐處，以振此荒處，彼處荒亦然。
此即所謂移粟移民），民年十六則受田。
自食有餘，概歸公庫。
二十五家立一庫，婚喪等事，均用庫中款項。
軍士有得财貨的，則概歸天朝聖庫。
又立女館，凡處女、寡婦及從征軍士眷屬，均居于其中。
禁煙、禁酒、禁賭。
又禁女子纏足。
禁妾媵及娼妓。
并禁賣買奴婢。
其思想不可謂不正。
案當隆古部族時代，人民生活，本有一定規則。
此時内部安和，而對外亦能講信修睦，即孔子所謂大同。
其後各部族接觸日多，漸以兵力相争奪。
戰敗的，固夷為農奴及奴隸。
戰勝的，亦因其生活日流于淫侈，并且專以争鬥為事（讀《禮記·文王世子》篇可知。
這一篇是述古代公族，即國君的同族的生活的），而其風紀日趨于敗壞。
此即所謂封建時代。
然部族時代良好的規則，仍有存留。
民間生活，仍有其合理的軌範。
即貴族亦不能不俯就其範圍，此即古人所謂禮（古代的所謂禮，并非指應對進退等，此乃所謂儀。
知儀的，古人亦謂其不能冒稱知禮。
《左傳》議論魯昭公的話，即其一例。
所謂禮，實指大衆生活的軌範。
如兇荒劄喪之歲，貴人的生活亦不能不貶損；豐登之年，大衆的生活仍不能奢侈等便是。
所以《禮記·禮器》說：“年雖大殺，衆不恇懼，則上之制禮也節矣。
”）。
所以此時的生活，尚非全不合理。
封建制度完整之世，孔子亦稱為小康。
封建時代之後，再加以資本的侵蝕，生活的軌範，無人留意及之。
即有覺其不安，欲去其太甚的，其所欲建立者，讓步已至極點，然仍不能實行。
此實為社會不安的根本原因。
此等病根，上中流社會中人，因其處于壓迫地位，生活較為優裕，往往不能覺得。
隻有下層社會中人身受切膚之痛，會有矯正的思想。
曆代借宗教以煽惑人民的，除迷信的成分外，總尚略能改正經濟制度，示人民以生活的軌範，即由于此（如漢末的張魯便是。
可看《三國志》本傳《注》引《典略》）。
這個并非迂闊，實可說是社會真正而且迫切的要求，但其事經緯萬端，斷非徑行直遂的手段所能有濟。
起于草澤的英雄，思想雖純，而學識不足，運用其簡單的思想、直率的手段，想達到目的，無怪其不能有成了。
天國諸人，宗教思想頗為濃厚，凡事皆欲稱天以濟之。
故其國稱天國，京稱天京，軍稱天軍，法律亦稱為天條。
軍行所至，辄設高台講演，謂之講道理，又印行講道的書頗多。
那更陷入極端的觀念論了。
嘗開科以取士，所命題目，亦極可笑（其命的題目，有《貶妖穴為罪隸論》等。
案天王嘗有诏，貶直隸省為罪隸省）。
其官制，則有天地春夏秋冬六官，又有丞相、軍師、錄尚書事等名目。
外官有州牧、郡守、縣令，又有行省。
軍制以五人為伍，五伍為兩，四兩為卒，五卒為旅，五旅為師，五師為軍。
又有監軍、總制、将軍、指揮、點檢等名目。
今古雜糅，一望而知為鄉曲學究所定。
此等制度，亦多未能實行。
實際的政治，則因天王入天京後，百事不管，朝内又無能主持之人，以緻紊亂。
總而言之，天王之為人似隻長于宗教，而短于政治及軍事。
天王手下，亦無此等人才。
隻有一個李秀成，而用之太晚，且不能專。
實為太平天國失敗最大的原因。
且如天王的宗教思想，在當時，絕不能得多數人的贊同。
民族革命之義，如能始終标舉，是可以引起一部分人的歸向的。
太平軍出湖南時，亦曾發布讨胡之檄，後竟未曾再提，而仍欲推行其不中不西、不古不今的政教，即此就可見得不認識環境，難于有成了。
然事雖失敗，畢竟替民族革命播下了種子。
到孫中山革命時，其餘黨還有存留海外的。
天朝田畝制度内容表 太平天國定都天京後，于1853年冬頒布了《天朝田畝制度》。
它以土地為核心，試圖建立一個“有田同耕，有飯同吃，有衣同穿，有錢同使，無處不均勻，無人不飽暖”的理想社會。
第三節 撚黨始末 當太平天國和清軍在江域相持時，直、魯、豫、蘇、皖間，又有撚黨。
撚黨的起源：有的說是鄉民逐疫，“裹紙然膏”，後來因而行劫，故稱為撚。
有的說皖北人稱一聚為一撚，因稱為撚。
二說未知孰是。
其起源頗早，清仁宗嘉慶年間，河南巡撫，已經奏定“結撚”三人以上，加等治罪了。
然此時所謂撚黨，人多勢盛之時，偶出攻打州縣，官軍到又回原居，和平民無異。
并不正式和官軍對敵。
到天國興起後而其勢乃漸盛。
其渠魁張樂行，居雉河集（渦陽縣，撚平後設縣），李兆受居霍邱。
清官令人民築寨自保。
諸寨既無力抵抗撚黨，而官軍又殘暴，乃依違于兩者之間。
又有本系土匪，亦借團練為名的，局勢複雜。
壽州苗沛霖，本系諸生，後為練總，反側于太平天國和清軍之間，曾受天國之封為奏王，尤為跋扈。
撚黨雖據數省，其最大的根據地，則猶在安徽。
清朝疊派大員進攻，都無效（清朝初命周天爵駐徐、宿，旋代以袁甲三，駐颍、亳，又命牛鑒駐陳州，而以河南巡撫英桂總其成。
太平天國五年，即清鹹豐五年，罷袁甲三，命英桂進攻安徽。
明年，又起甲三助英桂。
至七年，勝保督安徽軍務後，仍命袁甲三管蘇、魯、豫三省事。
均無功）。
太平天國七年（清鹹豐七年，1857年），命勝保總督安徽軍務。
張樂行走依李兆受。
兆受僞降，苗沛霖亦陽受撫。
然其盤踞恣肆如故。
勝保所帶馬隊，且有降于撚黨的。
撚黨行動益敏捷。
天國九年，出擊山東。
還道河南，攻周家口。
十年，陷清江。
清漕督等皆遁走。
是年，英、法和議成。
清命僧格林沁移兵而南。
初戰亦不利，後乃從魯南入蘇北，進至亳州。
天國十二年（清同治元年，1862年），苗沛霖合太平軍攻颍州，為湘軍所敗。
陳玉成走依沛霖，沛霖将其執送清軍，被殺。
安徽局勢稍定。
而陳得才合撚衆入陝西，攻商、華。
勝保及多隆阿奔命。
勝保旋遭逮治。
降撚宋景詩，因之叛于郃陽，聲稱為勝保訴冤，自山西入直隸。
附從者甚多。
清調劉長佑督直。
到明年，才把他打平。
是年，僧格林沁亦陷雉河集，殺張樂行。
又殺苗沛霖。
樂行從子宗禹入鄂豫。
又明年，陳得才回援天京。
至英、霍間，聞天京已陷，自殺。
遵王賴文光、魯王任柱（柱本名化邦，亳州人，最勇猛善戰。
據《太平天國戰紀》：僧格林沁伏誅後，宗禹等共矯天國幼主诏，封宗禹為沃王，柱為魯王），均與宗禹合。
于是撚黨得天國之名将以指揮之，而其用兵的方略一變。
遵魯二王和張宗禹既合，再道湖北入河南。
天京陷之明年（清同治四年，1865年）入山東。
時清倚僧格林沁為主力，而僧無将略，專恃蒙古馬隊，和撚黨相馳逐。
步不及馬，驽馬不及良馬，其隊伍遂參差不齊。
軍行不赍糧秣，專責成州縣供應，州縣因兵荒不能具，則剽掠于民間，因行淫殺。
人民控訴的，僧格林沁概置不理。
人民恨之切骨。
撚黨知其如此，專引之東奔西走，以疲敝其兵力，而僧格林沁不悟。
是年，兩軍相遇于曹州。
宗禹弟小黑，年19，與任柱猛攻之。
僧軍發炮，彈如雨下。
小黑及任柱不顧，令馬隊脫銜猛沖。
僧兵大敗，僧格林沁伏誅。
撚黨之誅僧格林沁，事見羅惇曧《太平天國戰紀》。
此書系将韋昌輝嫡子以成所著《天國志》删潤而成。
于天國亡後所記事極疏略。
蓋由無記注，專恃傳聞記憶而然。
然僧格林沁的伏誅，系兩軍争鬥中的一大事，所記撚黨一方面的軍情，該不會有誤。
況且《戰紀》說僧格林沁系堕馬為亂兵所殺，宗禹兄弟至，又刃碎其屍；而清薛福成所撰僧格林沁《死事略》，亦說其死在麥塍之中，身受數傷。
二說符合，可見《戰紀》之不誣。
僧格林沁是科爾沁郡王，因攻撚晉爵為親王的。
科爾沁是蒙古諸部中最早投降清朝的，清人與之世通婚姻。
清朝的宗旨是要封鎖東三省及蒙古地方，合滿蒙二族之力，以制漢族的。
僧格林沁一軍，尤為當時清朝所倚恃的勁旅。
任柱、張小黑，功雖不成，然能殲此渠魁，亦足以寒猾夏者之膽了。
僧格林沁死後，清朝命曾國藩督直隸、河南、山東軍務。
曾國藩說：撚黨已成流寇，與之馳逐非計。
主張“以有定之兵，制無定之寇”。
乃以徐州、臨淮關、濟甯、周家口為四鎖。
自沙河、賈魯河，北抵汴梁，南接運河，築成長牆一道（自周家口下至正陽關守沙河，上至朱仙鎮守賈魯河。
朱仙鎮經開封抵黃河，掘濠而守），實行其所謂“圈制”之法，而撚黨的厄運乃漸至。
撚黨将其汴梁一段防線突破，進攻運河牆，不克，乃分為二：任柱、賴文光東行，張宗禹西上。
天國亡後二年（清同治五年，1866年），曾國藩回兩江總督本任，李鴻章繼其任，左宗棠督辦陝西軍務。
明年，東撚突破運防。
清軍反守運河西岸。
旋又扼之膠萊河及濰河之東。
其濰河一段，仍為撚黨所突破。
然卒不能越運河而西，乃自魯南入蘇北。
清軍雲集，任柱死于贛榆，賴文光在揚州被執，東撚亡。
西撚入陝西後，渡渭而北，入延、綏，自宜川渡河。
下河東，入豫北。
天國亡後四年（清同治七年，1868年）入直隸。
左宗棠随之而東，李鴻章亦北上會攻，令直隸人民築寨自保，實行堅壁清野之法。
又沿黃、運二河，自天津至茬平，築長牆以蹙之。
西撚乃被困于黃河、徒駭河之間而滅。
案《太平天國戰紀》說：僧格林沁死後，撚黨議仍入漢中。
左宗棠扼河築長牆拒之，乃仍入汴。
文光等聚謀，言“敵軍甚衆，江南我兵絕迹，不如渡黃河，直搗燕京，成則取其國都，不成死耳”。
乃履冰而過，清兵逐之，一戰大敗。
任柱、小黑皆死，宗禹不知所終。
此其記事自極疏略，然賴文光等當日有直搗燕京之志，事當不誣。
不過有志未遂耳。
賴文光逃揚州被獲，《戰紀》并不諱飾，則其謂張宗禹不知所終，事或得實，而清朝一方面的記載，謂其赴水而死，恐實不足信了。
綜觀撚黨，自太平天國滅亡以前，和天國滅亡以後，其用兵的方略絕不相同，即可知其縱橫馳驟于直、魯、山、陝、豫、鄂、蘇、皖八省，使清朝的君臣為之旰食者數年，實由天國的名将指揮駕馭而然。
當天京淪陷，幼主殉國之後，而天國的餘威猶如此，可見天國初起時，不能悉衆北上，及其後天王不從李秀成之言，出征贛鄂的可惜了。
清朝攻擊撚黨時，其殘暴仍與其攻天國時無異。
曾國藩奏疏說：“官兵騷擾異常，幾有賊過如篦，兵過如洗之慘。
民圩仇視官兵，于賊匪反有恕辭。
”西撚再入直隸時，左宗棠寫給他兒子的信說：“大名、順德、廣平一帶，和山東、河南接壤各處，民團專與兵勇為仇，見則必殺，殺則必毒。
”清人所自言如此，倘使其敵國方面，有人執筆記載，未知又當如何？太平天國和撚黨，不免有殘暴的行為，我們誠不能為諱，然至少并不甚于清兵，則是事實。
而從前論史的人，都把這一個時期的破壞，專歸罪于天國及撚黨方面，真可謂清朝的忠臣了。
起義時的難民 太平天國、撚黨起義時期，由于政府聯合列強的鎮壓以及起義軍的搶掠，使得更多的人民流離失所，成為難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