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道光以前中外通商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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飄揚在其廣州商館上空的情形。
廣州是1842年以前除葡萄牙貿易點澳門以外唯一對西方人開放的商業中心。
當時廣東商館勢力以英人為最大，然不能徑與人民交易，必經所謂官商者之手，買賣皆然。
其事約起于康熙四十年頃，後因官商資力不足，且利為一人所專，亦為衆情所不服，乃許多人為官商，于是有所謂公行者。
公行始于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入行者十餘家，每家出款至二三十萬，故其取諸外商者不得不厚，外人屢以為言，然中國官吏委以收稅，管束外人之事亦以責之，故雖暫廢，亦必旋複。
（當時外貨估價之權全在公行，公行之估價也，合稅項、規費、禮物等并計之。
價既定，乃抽取若幹以為行用。
初，銀每兩抽三分，後軍需出其中，貢項出其中，各商攤還洋債亦出其中，于是有内用、外用之名，有十倍、二十倍于其初者，而官吏額外之需索，尚不在内。
公行壟斷亦出意外，如當時輸出以茶葉為大宗，茶商售茶于外國者，恒先與公行接洽，其貨萃于江西之河口，溯贛江，過庾嶺，非一二月不能至。
嘉慶時，英商自以海船至福州運茶至廣東，不過13日，而公行言于當道禁之。
英商雖銜之，無如何也。
）康熙時英商屢以粵關費重，糾洋商争之不得。
雍正初，又議增收禮物銀兩。
七年，外商合詞控于大府，得稍裁減，未幾又增出口稅。
于是外商趨浙者漸多。
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閩督喀爾吉善、粵督楊應琚請将浙海稅則較粵海加重一倍以困之。
奉谕粵東地窄人稠，沿海居民大半籍洋船為生，而虎門、黃埔，在在設有官兵，較之甯波之可以揚帆直至者，形勢亦異，自以驅歸粵海為宜。
明年應專令在粵。
二十四年（1759年），洪任輝赴甯波陳請，浙中已将夷館拆毀，見其至則逐之。
洪任輝憤甚，自海道經赴天津陳請，且讦粵關積弊。
朝廷怒其擅至天津，命由岸道押赴廣東，圈禁于澳門者三年，而命福州将軍赴粵查辦，得監督李永标家人苛勒狀，革其職。
朝廷自謂足示外商以大公矣。
（二十九年，又以閩浙總督歲收廈門洋船陋規銀1萬兩，巡撫8000兩，革總督楊廷璋職。
）而外人亦未嘗不怨朝廷之不通下情也。
而粵督李侍堯又奏定防範外夷五事（一禁夷商在省住冬；二夷人到粵，令住洋行，以便管束；三禁借外夷資本及夷人雇請漢人役使；四禁外夷雇人傳遞消息；五夷船收泊黃埔，撥營員彈壓。
案此後管束外人之苛例甚多，如外人必須居住商館，不許泛舟江中，并不許随意出入，惟每月初八、十八、
廣州是1842年以前除葡萄牙貿易點澳門以外唯一對西方人開放的商業中心。
當時廣東商館勢力以英人為最大，然不能徑與人民交易，必經所謂官商者之手，買賣皆然。
其事約起于康熙四十年頃，後因官商資力不足，且利為一人所專，亦為衆情所不服，乃許多人為官商，于是有所謂公行者。
公行始于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入行者十餘家，每家出款至二三十萬，故其取諸外商者不得不厚，外人屢以為言，然中國官吏委以收稅，管束外人之事亦以責之，故雖暫廢，亦必旋複。
（當時外貨估價之權全在公行，公行之估價也，合稅項、規費、禮物等并計之。
價既定，乃抽取若幹以為行用。
初，銀每兩抽三分，後軍需出其中，貢項出其中，各商攤還洋債亦出其中，于是有内用、外用之名，有十倍、二十倍于其初者，而官吏額外之需索，尚不在内。
公行壟斷亦出意外，如當時輸出以茶葉為大宗，茶商售茶于外國者，恒先與公行接洽，其貨萃于江西之河口，溯贛江，過庾嶺，非一二月不能至。
嘉慶時，英商自以海船至福州運茶至廣東，不過13日，而公行言于當道禁之。
英商雖銜之，無如何也。
）康熙時英商屢以粵關費重，糾洋商争之不得。
雍正初，又議增收禮物銀兩。
七年，外商合詞控于大府，得稍裁減，未幾又增出口稅。
于是外商趨浙者漸多。
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閩督喀爾吉善、粵督楊應琚請将浙海稅則較粵海加重一倍以困之。
奉谕粵東地窄人稠，沿海居民大半籍洋船為生，而虎門、黃埔，在在設有官兵，較之甯波之可以揚帆直至者，形勢亦異，自以驅歸粵海為宜。
明年應專令在粵。
二十四年（1759年），洪任輝赴甯波陳請，浙中已将夷館拆毀，見其至則逐之。
洪任輝憤甚，自海道經赴天津陳請，且讦粵關積弊。
朝廷怒其擅至天津，命由岸道押赴廣東，圈禁于澳門者三年，而命福州将軍赴粵查辦，得監督李永标家人苛勒狀，革其職。
朝廷自謂足示外商以大公矣。
（二十九年，又以閩浙總督歲收廈門洋船陋規銀1萬兩，巡撫8000兩，革總督楊廷璋職。
）而外人亦未嘗不怨朝廷之不通下情也。
而粵督李侍堯又奏定防範外夷五事（一禁夷商在省住冬；二夷人到粵，令住洋行，以便管束；三禁借外夷資本及夷人雇請漢人役使；四禁外夷雇人傳遞消息；五夷船收泊黃埔，撥營員彈壓。
案此後管束外人之苛例甚多，如外人必須居住商館，不許泛舟江中，并不許随意出入，惟每月初八、十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