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古史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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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之所謂科學者，與前此之學問，果何以異乎？一言蔽之曰：方法較密而已。
方法之疏密，于何判之？曰：方法愈密，則其使用材料愈善而已。
信如是也，古史之材料，既以難治聞，當講述之先，固不得不一為料檢也。
近世史家，大别史材為二：一曰記載，二曰非記載。
3記載之中，又分為四：一曰以其事為有關系，而記識之以遺後人者，史官若私家所作之史是也。
二曰本人若與有關系之人，記識事迹，以遺後人者，碑銘傳狀之屬是也。
此等記載，恒不免誇張掩飾，然其大體必無誤，年月日，人地名等，尤為可據，以其出于身親其事者之手也。
且誇張掩飾，亦終不可以欺人，善讀者正可于此而得其情焉。
三曰其意非欲以遺後人，然其事确為記載者，凡随意寫錄，自備省覽之作皆是也。
四曰意不在于記載，然後人讀之，可知當時情事，其用與記載無異者，前章所言屬于理知、情感兩類之書是也。
記載大都用文字，然文字語言，本為同物，故凡口相傳述之語，亦當視與簡策同科焉。
非記載之物，亦分為三：一曰人，二曰物，三曰法俗。
人類遺骸，可以辨種族，識文化之由來。
物指凡有形者言，又可分為實物及模型、圖畫兩端。
法俗指無形者言，有意創設，用為規範者為法，無意所成，率由不越者為俗。
法俗非旦夕可變，故觀于今則可以知古也。
法俗二字，為往史所常用，如《後漢書·東夷傳》謂“倭地大較在會稽東冶之東，與珠崖儋耳相類，故其法俗多同”是也。
史家材料汗牛充棟，然按其性質言之則不過如此。
史家有所謂先史時代（Prehistory）者，非謂在史之先，又别有其時代也。
先史之史，即指以文字記事言之亦可該口傳言先史，猶言未有文字記載之時雲爾。
人類業力，至為繁赜，往史所記，曾不能及其千萬分之一。
抑史家之意，雖欲有所記識，以遺後人，而其執筆之時，恒系對當時之人立說，此實無可如何之事。
日用尋常之事，在當時，自為人所共知，不煩記述，然閱一時焉，即有待于考索矣。
非記載之物，雖不能以古事诏後人，然綜合觀之，實足見一時之情狀，今之史家，求情狀尤重于求事實，故研求非記載之物，其所得或轉浮于記載也。
如觀近歲殷墟發掘所得，可略知殷代社會情狀，不徒非讀《史記·殷本紀》所能知，并非徒治甲骨文者所能悉也。
非記載之物，足以補記載之缺而正其訛，實通古今皆然，而在先史及古史茫昧之時，尤為重要。
我國發掘之業，近甫萌芽，而其知寶古物，則由來已久。
大抵初由寶愛重器而起，重器為古貴族所通好，其物既貴而又古，其可愛自彌甚。
如周、秦人之侈言九鼎，梁孝王之欲保雷尊是也。
4見《漢書·文三王傳》。
此等風氣，雖與考古無關，然一入有學問者之手，自能用以考古，如許慎《說文解字序》，言“郡國往往于山川得鼎彜，其銘即前代之古文，皆自相似”。
則考文字學之始也。
鄭玄注經，時舉古器為證，則考器物之始也。
《漢書·郊祀志》，載張敞案美陽鼎銘，知其為誰所造，則考史事之始也。
此等風氣，曆代不絕，而趙宋及亡清之世為尤盛，其所珍視者，仍以鼎彜之屬為最，亦及于刀劍、錢币、權量、簡策、印章、陶瓷器諸端，所考索者，則遍及經學、史學、小學、美術等門。
或觀其形制，或辨其文字，或稽其事迹。
其所考釋，亦多有可稱，惜物多出土後得；即有當時發現者，亦不知留意其在地下及其與他物并存之情形，因之僞器雜出，就見有之古器物論之，僞者蓋不止居半焉。
又其考釋之旨，多取與書籍相證，而不能注重于書籍所未紀。
此其所以用力雖勤，卒不足以語于今之所謂考古也。
發掘之業，初蓋借資外人。
近二十年來，國人亦有從事于此者。
又有未遑發掘，但據今世考古之法，加以考察者。
其事，略見衛聚賢《中國考古小史》《中國考古學史》兩書，皆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
所得雖微，已有出于文字紀載之外者矣。
其略，于第三、第四兩章述之，茲不贅。
近二十年來，所謂“疑古”之風大盛，學者每訾古書之不可信，其實古書自有其讀法，今之疑古者，每援後世書籍之體例，訾議古書，适見其鹵莽滅裂耳。
英儒吳理氏（CharlesLeonardWoolley）有言：薛裡曼（Schliemann）發見邁錫尼（Mycenae）之藏，而知荷馬（Homer）史詩，無一字之誣罔。
見《考古發掘方法論·引論》。
彼豈不知荷馬史詩，乃吾國盲詞之類哉？而其稱之如此，可知古書自有其讀法矣。
書籍在今日，仍為史料之大宗，今故不憚煩碎，略舉其要者及其讀法如下： 先秦之書，有經、子、集三部而無史，前已言之。
然經、子實亦同類之物。
吾國最早之書目為《七略》。
除《輯略》為群書總要外，凡分《六藝》《諸子》《詩賦》《兵書》《數術》《方技》六略。
别六藝于諸子，乃古學既興後之缪見，語其實，則六藝之書，皆儒家所傳，儒家亦諸子之一耳。
兵書、數術、方技，其當列為諸子，更無可疑。
《漢志》所以别為一略者，蓋因校雠者之異其人，非别有當分立之故也。
然則《七略》之書，實惟諸子、詩賦兩類而已。
5儒家雖本諸子之一，而自漢以後，其學專行，故其書之傳者特多，後人之訓釋亦較備。
傳書多則可資互證，訓釋備則易于了解，故治古史而謀取材，群經實較諸子為尤要。
經學專行二千餘年，又自有其條理。
治史雖與治經異業，然不通經學之條理，亦必不能取材于經。
故經學之條理，亦為治古史者所宜知也。
經學之條理如之何？曰：首當知漢、宋及漢人所謂今古學之别。
古代學術之傳，多在口耳，漢初之傳經猶然。
及其既久，乃或著之竹帛。
即以當時通行之文字書之。
此本自然之理，無庸特立名目。
西京之季，乃有自謂得古書為據，而訾前此經師所傳為有阙誤者。
人稱其學為古文，因稱前此經師之學為今文焉。
今古文之别，昧者多以為在文字。
其實古文家自稱多得之經，今已不傳；看下文論《尚書》處。
此外如《詩·都人士》多出一章之類，其細已甚。
其傳者，文字異同，寥寥可數，且皆無關意指。
鄭注《儀禮》，備列今古文異字，如古文位作立，義作誼，儀作義之類，皆與意指無關，其有關系者，如《尚書·盤庚》“今予其敷心腹腎腸”，今文作“今我其敷優賢揚曆”之類，然極少。
使今古文之異而止于此，亦複何煩争辨？今古文之異，實不在經文而在經說。
經本古書，而孔子取以立教。
古書本無深義，儒家所重，乃在孔子之說。
說之著于竹帛者謂之傳；其存于口耳者，仍謂之說，古書與經，或異或同，足資參證，且補經所不備者，則謂之記。
今古文之經，本無甚異同，而說則互異，讀許慎之《五經異義》可見。
今文家之傳說，蓋皆傳之自古，古文家則出己見。
故今文諸家，雖有小異，必歸大同；不獨一經然，群經皆然，讀《白虎通義》可見，此書乃今文家言之總集也。
古文則人自為說。
又今文家所言制度較古，古文則較新，觀封建之制，古文封地較大，兵制古文人數較多可知。
以今文口說，傳自春秋，古文則或據戰國時書也。
兩漢立于學官者，本皆今文之學。
西漢末年，古文有數種立學，至東漢時仍廢。
然東京古文之學轉盛。
至魏、晉之世，則又有所謂僞古文者出焉。
于《尚書》，則僞造若幹篇，并全造一《僞
方法之疏密，于何判之？曰：方法愈密，則其使用材料愈善而已。
信如是也，古史之材料，既以難治聞，當講述之先，固不得不一為料檢也。
近世史家，大别史材為二：一曰記載，二曰非記載。
3記載之中，又分為四：一曰以其事為有關系，而記識之以遺後人者，史官若私家所作之史是也。
二曰本人若與有關系之人，記識事迹，以遺後人者，碑銘傳狀之屬是也。
此等記載，恒不免誇張掩飾，然其大體必無誤，年月日，人地名等，尤為可據，以其出于身親其事者之手也。
且誇張掩飾，亦終不可以欺人，善讀者正可于此而得其情焉。
三曰其意非欲以遺後人，然其事确為記載者，凡随意寫錄，自備省覽之作皆是也。
四曰意不在于記載，然後人讀之，可知當時情事，其用與記載無異者，前章所言屬于理知、情感兩類之書是也。
記載大都用文字，然文字語言，本為同物，故凡口相傳述之語，亦當視與簡策同科焉。
非記載之物，亦分為三：一曰人，二曰物，三曰法俗。
人類遺骸，可以辨種族，識文化之由來。
物指凡有形者言，又可分為實物及模型、圖畫兩端。
法俗指無形者言，有意創設，用為規範者為法，無意所成，率由不越者為俗。
法俗非旦夕可變，故觀于今則可以知古也。
法俗二字，為往史所常用，如《後漢書·東夷傳》謂“倭地大較在會稽東冶之東，與珠崖儋耳相類，故其法俗多同”是也。
史家材料汗牛充棟，然按其性質言之則不過如此。
史家有所謂先史時代（Prehistory）者，非謂在史之先，又别有其時代也。
先史之史，即指以文字記事言之亦可該口傳言先史，猶言未有文字記載之時雲爾。
人類業力，至為繁赜，往史所記，曾不能及其千萬分之一。
抑史家之意，雖欲有所記識，以遺後人，而其執筆之時，恒系對當時之人立說，此實無可如何之事。
日用尋常之事，在當時，自為人所共知，不煩記述，然閱一時焉，即有待于考索矣。
非記載之物，雖不能以古事诏後人，然綜合觀之，實足見一時之情狀，今之史家，求情狀尤重于求事實，故研求非記載之物，其所得或轉浮于記載也。
如觀近歲殷墟發掘所得，可略知殷代社會情狀，不徒非讀《史記·殷本紀》所能知，并非徒治甲骨文者所能悉也。
非記載之物，足以補記載之缺而正其訛，實通古今皆然，而在先史及古史茫昧之時，尤為重要。
我國發掘之業，近甫萌芽，而其知寶古物，則由來已久。
大抵初由寶愛重器而起，重器為古貴族所通好，其物既貴而又古，其可愛自彌甚。
如周、秦人之侈言九鼎，梁孝王之欲保雷尊是也。
4見《漢書·文三王傳》。
此等風氣，雖與考古無關，然一入有學問者之手，自能用以考古，如許慎《說文解字序》，言“郡國往往于山川得鼎彜，其銘即前代之古文，皆自相似”。
則考文字學之始也。
鄭玄注經，時舉古器為證，則考器物之始也。
《漢書·郊祀志》，載張敞案美陽鼎銘，知其為誰所造，則考史事之始也。
此等風氣，曆代不絕，而趙宋及亡清之世為尤盛，其所珍視者，仍以鼎彜之屬為最，亦及于刀劍、錢币、權量、簡策、印章、陶瓷器諸端，所考索者，則遍及經學、史學、小學、美術等門。
或觀其形制，或辨其文字，或稽其事迹。
其所考釋，亦多有可稱，惜物多出土後得；即有當時發現者，亦不知留意其在地下及其與他物并存之情形，因之僞器雜出，就見有之古器物論之，僞者蓋不止居半焉。
又其考釋之旨，多取與書籍相證，而不能注重于書籍所未紀。
此其所以用力雖勤，卒不足以語于今之所謂考古也。
發掘之業，初蓋借資外人。
近二十年來，國人亦有從事于此者。
又有未遑發掘，但據今世考古之法，加以考察者。
其事，略見衛聚賢《中國考古小史》《中國考古學史》兩書，皆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
所得雖微，已有出于文字紀載之外者矣。
其略，于第三、第四兩章述之，茲不贅。
近二十年來，所謂“疑古”之風大盛，學者每訾古書之不可信，其實古書自有其讀法，今之疑古者，每援後世書籍之體例，訾議古書，适見其鹵莽滅裂耳。
英儒吳理氏（CharlesLeonardWoolley）有言：薛裡曼（Schliemann）發見邁錫尼（Mycenae）之藏，而知荷馬（Homer）史詩，無一字之誣罔。
見《考古發掘方法論·引論》。
彼豈不知荷馬史詩，乃吾國盲詞之類哉？而其稱之如此，可知古書自有其讀法矣。
書籍在今日，仍為史料之大宗，今故不憚煩碎，略舉其要者及其讀法如下： 先秦之書，有經、子、集三部而無史，前已言之。
然經、子實亦同類之物。
吾國最早之書目為《七略》。
除《輯略》為群書總要外，凡分《六藝》《諸子》《詩賦》《兵書》《數術》《方技》六略。
别六藝于諸子，乃古學既興後之缪見，語其實，則六藝之書，皆儒家所傳，儒家亦諸子之一耳。
兵書、數術、方技，其當列為諸子，更無可疑。
《漢志》所以别為一略者，蓋因校雠者之異其人，非别有當分立之故也。
然則《七略》之書，實惟諸子、詩賦兩類而已。
5儒家雖本諸子之一，而自漢以後，其學專行，故其書之傳者特多，後人之訓釋亦較備。
傳書多則可資互證，訓釋備則易于了解，故治古史而謀取材，群經實較諸子為尤要。
經學專行二千餘年，又自有其條理。
治史雖與治經異業，然不通經學之條理，亦必不能取材于經。
故經學之條理，亦為治古史者所宜知也。
經學之條理如之何？曰：首當知漢、宋及漢人所謂今古學之别。
古代學術之傳，多在口耳，漢初之傳經猶然。
及其既久，乃或著之竹帛。
即以當時通行之文字書之。
此本自然之理，無庸特立名目。
西京之季，乃有自謂得古書為據，而訾前此經師所傳為有阙誤者。
人稱其學為古文，因稱前此經師之學為今文焉。
今古文之别，昧者多以為在文字。
其實古文家自稱多得之經，今已不傳；看下文論《尚書》處。
此外如《詩·都人士》多出一章之類，其細已甚。
其傳者，文字異同，寥寥可數，且皆無關意指。
鄭注《儀禮》，備列今古文異字，如古文位作立，義作誼，儀作義之類，皆與意指無關，其有關系者，如《尚書·盤庚》“今予其敷心腹腎腸”，今文作“今我其敷優賢揚曆”之類，然極少。
使今古文之異而止于此，亦複何煩争辨？今古文之異，實不在經文而在經說。
經本古書，而孔子取以立教。
古書本無深義，儒家所重，乃在孔子之說。
說之著于竹帛者謂之傳；其存于口耳者，仍謂之說，古書與經，或異或同，足資參證，且補經所不備者，則謂之記。
今古文之經，本無甚異同，而說則互異，讀許慎之《五經異義》可見。
今文家之傳說，蓋皆傳之自古，古文家則出己見。
故今文諸家，雖有小異，必歸大同；不獨一經然，群經皆然，讀《白虎通義》可見，此書乃今文家言之總集也。
古文則人自為說。
又今文家所言制度較古，古文則較新，觀封建之制，古文封地較大，兵制古文人數較多可知。
以今文口說，傳自春秋，古文則或據戰國時書也。
兩漢立于學官者，本皆今文之學。
西漢末年，古文有數種立學，至東漢時仍廢。
然東京古文之學轉盛。
至魏、晉之世，則又有所謂僞古文者出焉。
于《尚書》，則僞造若幹篇，并全造一《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