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八篇 中日之戰（1894—18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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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鮮一八八四年之亂，日本公使參與其謀。
韓人憤怒，殺日商民，焚毀使館；公使逃之釜山。
于是日本以井上馨為全權大使，率兵艦至韓；谒見國王，呈遞國書，嚴重交涉；并議訂條款：（一）由韓國道歉。
（二）賠傷害損失等費十一萬元。
（三）嚴治暴徒之殺日人者。
（四）償建築使館費二萬元。
（五）韓廷為其使館衛兵建築兵營。
清廷聞變，遣使者之韓，參與和議；井上峻辭拒之。
日人旋謂清兵曾助韓民攻擊日商；其明年，更派伊藤博文來中國，會議韓事。
清廷命李鴻章為全權代表，與之交涉。
伊藤先入北京，将呈國書；總理衙門，托言皇帝幼沖，拒其谒見。
伊藤返之天津，與李鴻章會商韓事；雙方辯論，各不相屈。
伊藤将歸，李鴻章讓步，且謂将辦兵士助亂有據者；因締結天津條約，其條款如下：（一）盡撤中日二國駐韓之軍隊。
（二）中日皆不預聞朝鮮練兵之事。
（三）朝鮮有事，一國認為必要出兵時，必先行文知照其締約國。
論者嘗以斷送韓國之罪，歸于此條約；為斯言者，實昧于當時之情勢。
日本自與朝鮮締約以來，久認朝鮮為自主之國；歐美諸國，亦多以獨立國待韓；當日韓交涉，井上故并拒絕清使與會。
及伊藤來津，則是認朝鮮與中國有關矣。
推李氏訂約之意，蓋以日韓相近，往來便利，其出兵較迅速；必先知照然後出兵，則能為之備。
其所讓步者，惟第一二條耳。
約成，二國之怨益深，亟謀報複，戰機日迫；茲分述之： （一）日本地近朝鮮，人民視之若屬國。
維新初年，武人嘗欲構難于韓而不果。
其後國勢強盛，工商進步，人口數增；蕞爾小島，不足以資發展，益欲兼并朝鮮。
而袁世凱在韓之急進舉動，結果反激增日人之野心，伊藤嘗歎息之。
一八八九年，朝鮮官吏托言歲歉，禁止五谷出口；日本食料之來源驟斷，價值奇昂，人心惶恐。
後知是歲朝鮮收入之豐，為近三十年所未有，輿論嘩然，佥謂朝鮮違背商約。
公使嚴重抗議；二月後，韓乃開禁。
其後二年，韓複申前禁。
公使為其商人，要求賠償損失十四萬元。
曆久交涉，韓廷許賠款四萬餘元。
政府大怒，招回公使，而以年少敢為之政客大石正己代之。
大石與韓廷交涉，要求賠償十七萬元，限十四日答複；逾期不得要領，即當撤旗歸國。
李鴻章聞之，大驚，急命韓廷賠償日商十一萬元，其事始已。
日韓之邦交已日益惡；複值日本召集議會之初，下院時與内閣沖突，政府解散下院，至于再三，伊藤憲法，殊多困難；若将修改，又政治家之所躊躇顧慮也。
政府為保全其憲法計，乃謀對外以求與國民合作。
（二）自清廷委任袁世凱為全權委員，袁氏因統理韓國交涉通商事宜，實行其宗主國對于屬國監督之責。
一八八七年，韓王遣大臣出駐美國，未得袁氏認可，袁氏即令撤回；韓廷屈服。
既而公使得其認可，乘輪抵美，谒見各國公使。
袁氏謂其不待中國公使之介紹，擅自拜谒，迫令罷之。
會美國駐韓公使，勸韓王自立，李鴻章即商于美國，将該使召歸。
韓廷又受袁氏之命，請之于美；美遂召回公使，而令他人代之。
袁氏為擴張勢力計，嘗經營全韓電報，謀築鐵路。
日本請于韓廷，許其建築釜山漢城間之鐵道，經營釜山通日本之海線；韓廷以袁氏之故拒之。
于是日本嫉惡清廷，過于朝鮮；韓之君臣，心不自安，亦有微言。
及大院君歸，各國傳謂袁氏将欲立之為王，借并朝鮮；日人大懼，謀韓益亟。
當時清廷諸臣李鴻章張佩綸等，奏請擴充軍艦，倡言練軍謀報複；北洋艦隊，舉行會操。
日本日窺伺之，并得其奏文。
二國之邦交，各趨極端，險象呈露，遂不免于一戰矣？ （三）朝鮮政府，衰靡不振。
韓王又庸懦，上秉成于大院君，下見制于妃闵氏。
二人争權，樹黨傾軋。
其下大臣，屬于世家望族，積習深沉，改革困難。
在朝握政權者，多懦弱文學之士，偏于守舊，而昧于大勢。
其謀改革者，則自信過甚，趨于極端，自為一黨，不能合作，徒事破壞。
結果乃使庸臣，環顧四鄰，有利我者，我則就之，否則遠之；主見不一，政策無定。
其下人民，惟知納稅，視朝廷存亡，若不相關。
朝鮮舉國麻木不仁，遂為中日逐鹿之場，釀成戰争。
（四）俄自不能逞志于歐洲，轉變政策，經營西比利亞，借伸勢力于東亞。
其駐韓公使施其陰謀，漸得韓國君臣之歡。
日本見而大懼，其政治家，固謂内政不修之朝鮮，将必并吞于俄；夫然，将使日本見逼于強俄，其不利莫甚焉。
因亟謀奪之于清。
至美
韓人憤怒，殺日商民，焚毀使館；公使逃之釜山。
于是日本以井上馨為全權大使，率兵艦至韓；谒見國王，呈遞國書，嚴重交涉；并議訂條款：（一）由韓國道歉。
（二）賠傷害損失等費十一萬元。
（三）嚴治暴徒之殺日人者。
（四）償建築使館費二萬元。
（五）韓廷為其使館衛兵建築兵營。
清廷聞變，遣使者之韓，參與和議；井上峻辭拒之。
日人旋謂清兵曾助韓民攻擊日商；其明年，更派伊藤博文來中國，會議韓事。
清廷命李鴻章為全權代表，與之交涉。
伊藤先入北京，将呈國書；總理衙門，托言皇帝幼沖，拒其谒見。
伊藤返之天津，與李鴻章會商韓事；雙方辯論，各不相屈。
伊藤将歸，李鴻章讓步，且謂将辦兵士助亂有據者；因締結天津條約，其條款如下：（一）盡撤中日二國駐韓之軍隊。
（二）中日皆不預聞朝鮮練兵之事。
（三）朝鮮有事，一國認為必要出兵時，必先行文知照其締約國。
論者嘗以斷送韓國之罪，歸于此條約；為斯言者，實昧于當時之情勢。
日本自與朝鮮締約以來，久認朝鮮為自主之國；歐美諸國，亦多以獨立國待韓；當日韓交涉，井上故并拒絕清使與會。
及伊藤來津，則是認朝鮮與中國有關矣。
推李氏訂約之意，蓋以日韓相近，往來便利，其出兵較迅速；必先知照然後出兵，則能為之備。
其所讓步者，惟第一二條耳。
約成，二國之怨益深，亟謀報複，戰機日迫；茲分述之： （一）日本地近朝鮮，人民視之若屬國。
維新初年，武人嘗欲構難于韓而不果。
其後國勢強盛，工商進步，人口數增；蕞爾小島，不足以資發展，益欲兼并朝鮮。
而袁世凱在韓之急進舉動，結果反激增日人之野心，伊藤嘗歎息之。
一八八九年，朝鮮官吏托言歲歉，禁止五谷出口；日本食料之來源驟斷，價值奇昂，人心惶恐。
後知是歲朝鮮收入之豐，為近三十年所未有，輿論嘩然，佥謂朝鮮違背商約。
公使嚴重抗議；二月後，韓乃開禁。
其後二年，韓複申前禁。
公使為其商人，要求賠償損失十四萬元。
曆久交涉，韓廷許賠款四萬餘元。
政府大怒，招回公使，而以年少敢為之政客大石正己代之。
大石與韓廷交涉，要求賠償十七萬元，限十四日答複；逾期不得要領，即當撤旗歸國。
李鴻章聞之，大驚，急命韓廷賠償日商十一萬元，其事始已。
日韓之邦交已日益惡；複值日本召集議會之初，下院時與内閣沖突，政府解散下院，至于再三，伊藤憲法，殊多困難；若将修改，又政治家之所躊躇顧慮也。
政府為保全其憲法計，乃謀對外以求與國民合作。
（二）自清廷委任袁世凱為全權委員，袁氏因統理韓國交涉通商事宜，實行其宗主國對于屬國監督之責。
一八八七年，韓王遣大臣出駐美國，未得袁氏認可，袁氏即令撤回；韓廷屈服。
既而公使得其認可，乘輪抵美，谒見各國公使。
袁氏謂其不待中國公使之介紹，擅自拜谒，迫令罷之。
會美國駐韓公使，勸韓王自立，李鴻章即商于美國，将該使召歸。
韓廷又受袁氏之命，請之于美；美遂召回公使，而令他人代之。
袁氏為擴張勢力計，嘗經營全韓電報，謀築鐵路。
日本請于韓廷，許其建築釜山漢城間之鐵道，經營釜山通日本之海線；韓廷以袁氏之故拒之。
于是日本嫉惡清廷，過于朝鮮；韓之君臣，心不自安，亦有微言。
及大院君歸，各國傳謂袁氏将欲立之為王，借并朝鮮；日人大懼，謀韓益亟。
當時清廷諸臣李鴻章張佩綸等，奏請擴充軍艦，倡言練軍謀報複；北洋艦隊，舉行會操。
日本日窺伺之，并得其奏文。
二國之邦交，各趨極端，險象呈露，遂不免于一戰矣？ （三）朝鮮政府，衰靡不振。
韓王又庸懦，上秉成于大院君，下見制于妃闵氏。
二人争權，樹黨傾軋。
其下大臣，屬于世家望族，積習深沉，改革困難。
在朝握政權者，多懦弱文學之士，偏于守舊，而昧于大勢。
其謀改革者，則自信過甚，趨于極端，自為一黨，不能合作，徒事破壞。
結果乃使庸臣，環顧四鄰，有利我者，我則就之，否則遠之；主見不一，政策無定。
其下人民，惟知納稅，視朝廷存亡，若不相關。
朝鮮舉國麻木不仁，遂為中日逐鹿之場，釀成戰争。
（四）俄自不能逞志于歐洲，轉變政策，經營西比利亞，借伸勢力于東亞。
其駐韓公使施其陰謀，漸得韓國君臣之歡。
日本見而大懼，其政治家，固謂内政不修之朝鮮，将必并吞于俄；夫然，将使日本見逼于強俄，其不利莫甚焉。
因亟謀奪之于清。
至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