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篇 佛教輸入後之改革時期（552—8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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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卑陋，生活狀況，幾與遊牧時代酋長之帳幕無異。
文化學術，亦坐是不能發達。
至是定都，貴族始有暇時深究文學，編纂國史；高僧往來于唐者益衆。
直至其後朝廷以唐室雕弊，途多風浪，遂罷唐使；惟商賈往來不絕。
佛教賴蘇我氏之力，得以流傳；物部氏敗後，蘇我氏遂收其奴仆半數，建築佛寺以謝神恩。
推古時，聖德太子建四天王寺。
先是，太子讨物部氏，誓于軍中：“勝敵，必奉護世四王。
”故有此舉。
太子又嘗與諸僧講佛法于禦前，群臣中善逢迎者，競說佛法，興工造寺，在朝諸臣，多為佛教信徒。
佛經意旨，固極深奧，僧徒多聰明博洽之士，貴族中求學者益争出其門。
于是，佛教遂為貴族之宗教，民間亦有信之者。
經三十餘年後，除居士信徒不計外，有寺四十六所，僧八百十六人，尼一百六十九人。
六四二年，天久無雨，田禾枯槁，人民惶恐，禱于神不應。
既而女皇躬臨寺觀，膜拜佛像，大雨驟至，民因大悅，争頌佛恩，信之者益衆。
六四六年，孝德固讓皇位于其兄古人，古人不受，入寺為僧，斯可見當時僧徒之地位矣。
孝德之國博士二人，其一即沙門僧旻也，嘗贊籌大化改革計劃，因免除寺僧之田地賦稅。
按是時大寺，嘗有膏腴之地百數十畝，後且擴至千畝，地位因日鞏固；乃倡神佛為一之說，以當時人民信仰神道者猶衆雲。
六七五年，天皇嘗禁殺馬牛生畜及民間肉食，就廣義而言，不啻佛教信徒，已遍于國中。
七三二年，鑄一大鐘，重至四十九噸；又鑄佛像，高過五丈，所謂“奈良大佛”是也。
此皆其荦荦大者，小者尚不知凡幾，以至當時國中所出之銅，不敷鑄造鐘像之用，可謂盛矣。
既而天花流行，天皇命造七級浮屠，借祈佛佑；會疫稍衰，因而膜拜于佛寺者益衆。
七五三年，四十六代孝謙女皇遂聚僧一萬以設齋佛前，于此可見當時佛教推行之速。
其後孝謙讓位于淳仁天皇，而寵臣僧道鏡谮之；孝謙上皇遂複臨朝，幽廢淳仁，以道鏡為太政大臣禅師。
道鏡服禦飲食，與女皇相等，複使其徒托神意言于女皇曰：“禅位道鏡，天下太平。
”女皇因蔔于神；蔔者又托神言奏曰：“自開辟以來，君臣之分已定；萌非望者，神明殛之。
”道鏡大怒，斥為矯誣，意欲殺之，女皇無如之何也。
自佛教盛行，高僧皆注意建築。
蓋以殿宇雄巍，愚民望而驚心；佛像莊嚴，禮者見而生敬；雕刻繪畫，則易動人美感；清淨院宇，尤易招緻學者往遊也。
但如此工程，日人不能自為，乃求工匠于三韓以大興寺觀。
其建築之工，大抵五色輝煌，高塔聳立，令人見之油然欣慕。
奠都奈良之後，皇室宮殿，日益壯美，貴族漸有高樓大屋以居。
良工需要，過于供給，王公大臣，争欲緻之；其人亦自以見重于時，相競益烈，故雕刻多精巧而繪畫殊明秀。
其存于今者，多能美麗傳神，無怪世人視為珍寶也！此時高僧，博通經典，往來于唐者，不絕，其人且兼為教師，中國文學，賴以廣其流傳。
後乃采取華文字義而以土音讀之，字數驟增，文字之工具始備。
其能讀孔孟老莊書者，則知高深哲理；讀《尚書》《春秋》《史記》者，則明興亡之迹，君臣之義；讀《詩經》《楚辭》歌賦者，則能歌詠于山水之間。
于是古史編成，歌謠盛行，文學之基礎乃立。
奈良時代，信如學者所謂“文學萌芽之時期”也。
綜以上改革，其制度多采于中國三代遺法，而又雜取唐制。
其改革原因，在削諸侯，收土地人民歸于國家，為一統之中央集權政府。
然其所以行于中國者，本于曆史上之沿革，思想界之變遷，人民需要而時勢造成之也。
此時日本之風俗習慣，與中國少有相同之點。
孝德之改革，如收土地為國有，固為當時之急務。
惟時無戰争叛逆之諸侯，一旦忽奪其世襲之土地，不平之心，足召反動；乃折中損益，為不徹底之改革，終歸之于失敗。
試分述其原因如下： 一、貴族官吏，得受采邑，其目的無非以為其土地之代價耳。
制度頒布之後，牢不可破，皇子王孫，皆應有田地；其後生殖繁衍，采邑增加，遂使皇室之土地日減，歲入之租稅益少。
且在今日，可耕之地，不過三分之一，當時荒蕪之地尤多，租稅減少，其能足用耶？至免佛寺賦稅，其弊尤甚：蓋佛寺所據者，多膏腴之地，每至千畝；當國用不足之時，人民納稅之擔負益重，其狡黠者乃賄寺僧而附屬于寺。
其結果則使僧徒富厚而國家貧弱，分
文化學術，亦坐是不能發達。
至是定都，貴族始有暇時深究文學，編纂國史；高僧往來于唐者益衆。
直至其後朝廷以唐室雕弊，途多風浪，遂罷唐使；惟商賈往來不絕。
佛教賴蘇我氏之力，得以流傳；物部氏敗後，蘇我氏遂收其奴仆半數，建築佛寺以謝神恩。
推古時，聖德太子建四天王寺。
先是，太子讨物部氏，誓于軍中：“勝敵，必奉護世四王。
”故有此舉。
太子又嘗與諸僧講佛法于禦前，群臣中善逢迎者，競說佛法，興工造寺，在朝諸臣，多為佛教信徒。
佛經意旨，固極深奧，僧徒多聰明博洽之士，貴族中求學者益争出其門。
于是，佛教遂為貴族之宗教，民間亦有信之者。
經三十餘年後，除居士信徒不計外，有寺四十六所，僧八百十六人，尼一百六十九人。
六四二年，天久無雨，田禾枯槁，人民惶恐，禱于神不應。
既而女皇躬臨寺觀，膜拜佛像，大雨驟至，民因大悅，争頌佛恩，信之者益衆。
六四六年，孝德固讓皇位于其兄古人，古人不受，入寺為僧，斯可見當時僧徒之地位矣。
孝德之國博士二人，其一即沙門僧旻也，嘗贊籌大化改革計劃，因免除寺僧之田地賦稅。
按是時大寺，嘗有膏腴之地百數十畝，後且擴至千畝，地位因日鞏固；乃倡神佛為一之說，以當時人民信仰神道者猶衆雲。
六七五年，天皇嘗禁殺馬牛生畜及民間肉食，就廣義而言，不啻佛教信徒，已遍于國中。
七三二年，鑄一大鐘，重至四十九噸；又鑄佛像，高過五丈，所謂“奈良大佛”是也。
此皆其荦荦大者，小者尚不知凡幾，以至當時國中所出之銅，不敷鑄造鐘像之用，可謂盛矣。
既而天花流行，天皇命造七級浮屠，借祈佛佑；會疫稍衰，因而膜拜于佛寺者益衆。
七五三年，四十六代孝謙女皇遂聚僧一萬以設齋佛前，于此可見當時佛教推行之速。
其後孝謙讓位于淳仁天皇，而寵臣僧道鏡谮之；孝謙上皇遂複臨朝，幽廢淳仁，以道鏡為太政大臣禅師。
道鏡服禦飲食，與女皇相等，複使其徒托神意言于女皇曰：“禅位道鏡，天下太平。
”女皇因蔔于神；蔔者又托神言奏曰：“自開辟以來，君臣之分已定；萌非望者，神明殛之。
”道鏡大怒，斥為矯誣，意欲殺之，女皇無如之何也。
自佛教盛行，高僧皆注意建築。
蓋以殿宇雄巍，愚民望而驚心；佛像莊嚴，禮者見而生敬；雕刻繪畫，則易動人美感；清淨院宇，尤易招緻學者往遊也。
但如此工程，日人不能自為，乃求工匠于三韓以大興寺觀。
其建築之工，大抵五色輝煌，高塔聳立，令人見之油然欣慕。
奠都奈良之後，皇室宮殿，日益壯美，貴族漸有高樓大屋以居。
良工需要，過于供給，王公大臣，争欲緻之；其人亦自以見重于時，相競益烈，故雕刻多精巧而繪畫殊明秀。
其存于今者，多能美麗傳神，無怪世人視為珍寶也！此時高僧，博通經典，往來于唐者，不絕，其人且兼為教師，中國文學，賴以廣其流傳。
後乃采取華文字義而以土音讀之，字數驟增，文字之工具始備。
其能讀孔孟老莊書者，則知高深哲理；讀《尚書》《春秋》《史記》者，則明興亡之迹，君臣之義；讀《詩經》《楚辭》歌賦者，則能歌詠于山水之間。
于是古史編成，歌謠盛行，文學之基礎乃立。
奈良時代，信如學者所謂“文學萌芽之時期”也。
綜以上改革，其制度多采于中國三代遺法，而又雜取唐制。
其改革原因，在削諸侯，收土地人民歸于國家，為一統之中央集權政府。
然其所以行于中國者，本于曆史上之沿革，思想界之變遷，人民需要而時勢造成之也。
此時日本之風俗習慣，與中國少有相同之點。
孝德之改革，如收土地為國有，固為當時之急務。
惟時無戰争叛逆之諸侯，一旦忽奪其世襲之土地，不平之心，足召反動；乃折中損益，為不徹底之改革，終歸之于失敗。
試分述其原因如下： 一、貴族官吏，得受采邑，其目的無非以為其土地之代價耳。
制度頒布之後，牢不可破，皇子王孫，皆應有田地；其後生殖繁衍，采邑增加，遂使皇室之土地日減，歲入之租稅益少。
且在今日，可耕之地，不過三分之一，當時荒蕪之地尤多，租稅減少，其能足用耶？至免佛寺賦稅，其弊尤甚：蓋佛寺所據者，多膏腴之地，每至千畝；當國用不足之時，人民納稅之擔負益重，其狡黠者乃賄寺僧而附屬于寺。
其結果則使僧徒富厚而國家貧弱，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