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治通鑒綱目序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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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正溫國司馬文正公受诏編集《資治通鑒》，既成，又撮其精要之語，别為《目錄》三十卷，并上之。晚病本書太詳，《目錄》太簡，更著《舉要曆》八十卷，以适厥中，而未成也。
紹興初，故侍讀南陽胡文定公始複因公遺稿，修成《舉要補遺》若幹卷，則其文愈約而事愈備矣。然往者得于其家而伏讀之，猶竊自病記識之弗強，不能有以領其要而及其詳也。故嘗過不自料，辄與同志因兩公四書别為義例，增損括以就此編。
蓋表歲以首年，逐年之上，行外書某甲子，遇“甲”字、“子”字則朱書以别之。雖無事，依《舉要》，亦備歲年。而因年以著統，凡正統之年，歲下大書；非正統者，兩行分注。大書以提要，凡大書，有正例，有變例。正例如始終、興廢、災祥、沿革及号令、征伐、殺生、除拜之大者。變例如不在此例而善可為法、惡可為戒者，皆特書之也。而分注以備言，凡分注，有追原其始者，有遂言其終者，有詳陳其事者，有備載其言者；有因始終而見者，有因拜罷而見者，有因事類而見者，有因家世而見者；有溫公所立之言、所取之論，有胡氏所收之說、所著之評，而兩
前代賢臣溫國公司馬文正公受诏編集《資治通鑒》，書修成後，又摘錄書中的精要部分，另編《目錄》三十卷，一并呈上。司馬文正公晚年憂慮原書内容過于詳細，而《目錄》又過于簡略，又另著《舉要曆》八十卷，以便詳略适中，然而未能完成。
紹興初年，故侍讀南陽胡文定公才又根據司馬文正公的遺稿，重新撰成《舉要補遺》若幹卷，比之前書，可謂文字更加簡約而事件更加完備了。然而往昔在他家裡看到此書，得以恭敬地閱讀，還是私自憂慮記憶力不強，不能做到領會其中的要領，進而詳察其内容。所以曾經很不自量力，就與志同道合者參考兩公所撰四種著作，另立主旨體例，增删改寫，成就此書。
本書在紀年開始，先标明幹支，每年之上，在行外書寫相應的幹支，如遇“甲”字、“子”字，就用朱砂書寫，以示區别。當年雖無可記之事，依《舉要》體例，亦存年代。依系年代标明統緒，凡系正統政權紀年，幹支下大字書寫；非正統政權紀年，分兩行書寫說明。大字書寫以提示要領，凡是大字書寫的，有正常之例，亦有變通之例。屬于正常之例的，諸如重大事件的始起終末，興起廢止、災害祥瑞、沿襲變革以及事關重要的号召命令、征戰讨伐、殺戮生養、拜官罷免。屬于變通之例的，即不屬于以上範圍，而其善舉足可以為後人效法，其惡迹足可以為後世警戒的，均特加以陳述。而後分行注釋，以完備述說，凡是分别加以闡述的内容，有的追溯其起因，有的總結其結果，有的詳細陳述事件的經過，有的完整記載人物的言論；有的憑借事件的始末而體現，有的借助擢升罷免的異同而體現，有的依靠事類的性質而體現，有的通過家世的變遷而體現；其中尚有溫國公所立之言、所取之論，有胡氏所錄之說、所撰之評，而兩
公所遺，與夫近世大儒先生折衷之語，今亦頗采以附于其間雲。使夫歲年之久近，國統之離合，事辭之詳略，議論之同異，通貫曉析，如指諸掌，名曰《資治通鑒綱目》，凡若幹卷。藏之巾笥，姑以私便檢閱，自備遺忘而已。
若兩公述作之本意，則有非區區所敢及者。雖然，歲周于上而天道明矣，統正于下而人道定矣，大綱概舉而監戒昭矣，衆目畢張而幾微著矣。是則，凡為緻知格物之學者，亦将慨然有感于斯，而兩公之志或庶乎其可以默識矣！
因述其指意條例如此，列于篇端，以俟後之君子雲。
乾道壬辰夏四月甲子，新安朱熹謹書。
公所遺漏的，與近代儒學大師折衷公允的評語，如今也頗摘錄以附于文中。使得遠近的曆史年代，興衰離合的國家統緒，詳略不一的史實陳述，相同乖異的諸家議論，均能貫通一體，明白曉悉，了如指掌，給它取名為《資治通鑒綱目》，共有若幹（成書五十九）卷。将其存放于巾箱之中，姑且便于私下翻閱，以備自己遺忘罷了。
至于兩公著述的本旨大意，其中有區區我輩所不敢涉及的。盡管如此，歲星圍繞于天，那麼天道得以顯明；統緒匡正于民間，那麼人道從而确定；大綱概舉，那麼鑒戒昭然可睹；衆目畢張，那麼幾微明顯可見。這樣，凡是探求緻知格物的學者，也将慨然有感于此，而兩公的志向，或許從中有所感悟默識吧！
因述此書的旨意條例如上，列于篇章之首，以待後來君子。
乾道壬辰年（宋孝宗乾道八年，公元1172年）夏四月甲子日，新安朱熹敬書。
紹興初，故侍讀南陽胡文定公始複因公遺稿，修成《舉要補遺》若幹卷，則其文愈約而事愈備矣。然往者得于其家而伏讀之，猶竊自病記識之弗強，不能有以領其要而及其詳也。故嘗過不自料，辄與同志因兩公四書别為義例，增損括以就此編。
蓋表歲以首年，逐年之上，行外書某甲子，遇“甲”字、“子”字則朱書以别之。雖無事，依《舉要》，亦備歲年。而因年以著統，凡正統之年，歲下大書；非正統者，兩行分注。大書以提要，凡大書，有正例，有變例。正例如始終、興廢、災祥、沿革及号令、征伐、殺生、除拜之大者。變例如不在此例而善可為法、惡可為戒者，皆特書之也。而分注以備言，凡分注，有追原其始者，有遂言其終者，有詳陳其事者，有備載其言者；有因始終而見者，有因拜罷而見者，有因事類而見者，有因家世而見者；有溫公所立之言、所取之論，有胡氏所收之說、所著之評，而兩
前代賢臣溫國公司馬文正公受诏編集《資治通鑒》，書修成後，又摘錄書中的精要部分，另編《目錄》三十卷，一并呈上。司馬文正公晚年憂慮原書内容過于詳細，而《目錄》又過于簡略，又另著《舉要曆》八十卷，以便詳略适中，然而未能完成。
紹興初年，故侍讀南陽胡文定公才又根據司馬文正公的遺稿，重新撰成《舉要補遺》若幹卷，比之前書，可謂文字更加簡約而事件更加完備了。然而往昔在他家裡看到此書，得以恭敬地閱讀，還是私自憂慮記憶力不強，不能做到領會其中的要領，進而詳察其内容。所以曾經很不自量力，就與志同道合者參考兩公所撰四種著作，另立主旨體例，增删改寫，成就此書。
本書在紀年開始，先标明幹支，每年之上，在行外書寫相應的幹支，如遇“甲”字、“子”字，就用朱砂書寫，以示區别。當年雖無可記之事，依《舉要》體例，亦存年代。依系年代标明統緒，凡系正統政權紀年，幹支下大字書寫；非正統政權紀年，分兩行書寫說明。大字書寫以提示要領，凡是大字書寫的，有正常之例，亦有變通之例。屬于正常之例的，諸如重大事件的始起終末，興起廢止、災害祥瑞、沿襲變革以及事關重要的号召命令、征戰讨伐、殺戮生養、拜官罷免。屬于變通之例的，即不屬于以上範圍，而其善舉足可以為後人效法，其惡迹足可以為後世警戒的，均特加以陳述。而後分行注釋，以完備述說，凡是分别加以闡述的内容，有的追溯其起因，有的總結其結果，有的詳細陳述事件的經過，有的完整記載人物的言論；有的憑借事件的始末而體現，有的借助擢升罷免的異同而體現，有的依靠事類的性質而體現，有的通過家世的變遷而體現；其中尚有溫國公所立之言、所取之論，有胡氏所錄之說、所撰之評，而兩
公所遺，與夫近世大儒先生折衷之語，今亦頗采以附于其間雲。使夫歲年之久近，國統之離合，事辭之詳略，議論之同異，通貫曉析，如指諸掌，名曰《資治通鑒綱目》，凡若幹卷。藏之巾笥，姑以私便檢閱，自備遺忘而已。
若兩公述作之本意，則有非區區所敢及者。雖然，歲周于上而天道明矣，統正于下而人道定矣，大綱概舉而監戒昭矣，衆目畢張而幾微著矣。是則，凡為緻知格物之學者，亦将慨然有感于斯，而兩公之志或庶乎其可以默識矣！
因述其指意條例如此，列于篇端，以俟後之君子雲。
乾道壬辰夏四月甲子，新安朱熹謹書。
公所遺漏的，與近代儒學大師折衷公允的評語，如今也頗摘錄以附于文中。使得遠近的曆史年代，興衰離合的國家統緒，詳略不一的史實陳述，相同乖異的諸家議論，均能貫通一體，明白曉悉，了如指掌，給它取名為《資治通鑒綱目》，共有若幹（成書五十九）卷。将其存放于巾箱之中，姑且便于私下翻閱，以備自己遺忘罷了。
至于兩公著述的本旨大意，其中有區區我輩所不敢涉及的。盡管如此，歲星圍繞于天，那麼天道得以顯明；統緒匡正于民間，那麼人道從而确定；大綱概舉，那麼鑒戒昭然可睹；衆目畢張，那麼幾微明顯可見。這樣，凡是探求緻知格物的學者，也将慨然有感于此，而兩公的志向，或許從中有所感悟默識吧！
因述此書的旨意條例如上，列于篇章之首，以待後來君子。
乾道壬辰年（宋孝宗乾道八年，公元1172年）夏四月甲子日，新安朱熹敬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