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 關于殷商人的體質人類學的評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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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董作賓還指出，方準确的地理位置是靠近河套地區的西北角，靠近發現舊石器時代早期遺物的地方。
這地區早期就是中亞遊牧部落經常遷徙的必經之地。
所以，在這些牧民中發現與布略特人和愛斯基摩人混雜在一起的歐洲人類型的頭骨是不足為奇的。
當然還有其他方面的戰事，如帝辛遠征東夷，這件事在蔔辭中也有很多記載。
所有這些，都為說明祭祀坑中出土的各種頭骨的異種系特征提供了充足的證據。
不過，這還無助于我們解決這樣的問題，即統治這片領土達數百年之久的殷商民族究竟是怎樣的體質類型。
如果我們比較楊先生研究過的幾組标本，似可确定的是，即便在類蒙古人種中也還有三組，即第一、四、五組。
圖65 來自河套地區和東蒙的三股敵人 多年前北京協和醫學院的步達生教授，在初步研究了安特生和他的助手收集的史前人類遺骸後，得出這樣的結論，認為新石器時代華北居民和現代中國人無重大差異(2)。
步達生是進行這方面研究的一位先驅，但他研究的标本數量很少，他的結論雖依據可靠的事實，但僅是初步的。
現在距步達生的時代已半個世紀了，雖然我們已收集了大量新資料，但還沒有像步達生那樣有能力的學者去作充分的研究。
當然戰争是造成這一不幸的主要原因。
而現在，正當研究殷商人群問題之際，我們的處境幾乎比達步生更糟。
我們既不能依靠祭祀坑的頭骨，也不能依靠殘破的體骨來作合理的推論。
除非我們不考慮古典的類蒙古人種、類愛斯基摩人種、太平洋類黑人種這幾組，并認為他們與中國華北人群的組成毫無關系，否則，我們就會面對着與步達生的發現似相矛盾的材料。
作為一個曆史事實，我們有充分理由認為這些頭骨是入侵者的。
1932年《生物測量》雜志發表了一篇最早根據頭骨測量對亞洲人種進行分類的論文，其中用26組人體測量資料進行比較(3)。
當中有18組是東方或類蒙古種人的頭骨。
該文作者是吳定良和莫蘭特，他們将這些東方民族分三類即：北方蒙古人；中國人和日本人；其他東方人包括西藏、爪哇、達雅克和他加祿等族的人。
這三分法主要是根據所謂“種族相似性系數”劃分的。
據吳、莫的測量，六個北方蒙古組的顴寬平均值的變異範圍從139.8公厘到144公厘，中國和日本的五個組是132&mdash134.7公厘，其餘東方民族七組從131公厘到134.7公厘。
同一論文中讀到用同樣方法測量五個印度組的平均值的最大最小範圍是127.8到124.3公厘。
上述這一測量項目鮮明的對比不僅見于東方與非東方民族之間，而且也存在于三個東方民族的分組中，後者甚至更為明顯。
過大的平均面寬值無疑構成蒙古人種民族一個特有的體質特征。
但吳定良和莫蘭特指出：“他們主要限于今外蒙古和南西伯利亞，其中心分布在貝加爾湖附近，阿爾泰山和庫倫城或戈壁沙漠以北。
” 吳定良和莫蘭特的文章澄清了楊希枚稱作古典的類蒙古人種的第一組。
比第一組更為混雜的類愛斯基摩人種，可能與西伯利亞西北部土著居民關系更密切。
體質人類學者在一次有關中國人群的人體測量學觀察中，偶爾發現卷曲頭發的痕迹，表現出巴布亞人和美拉尼西亞人的殘迹。
但這确是較少見的。
至于第五組和所謂的類高加索人種，很難說他們的基因有多少能明确地反映在現代中國人身上。
總的說來，采用如下的說法是有道理的。
很早以來，華北平原是許多不同民族的支系彙集的地方，而原始的中國人群就是部分地由這些民族集團融合而成的。
雖然如此，我們應當記住，在這些支系中占優勢的無疑是蒙古人種集團。
楊教授的研究和分析，有助于确切地解釋考古發掘和甲骨蔔辭中反映的某些曆史事實。
&mdash&mdash&mdash&mdash&mdash&mdash&mdash&mdash&mdash&mdash&mdash&mdash&mdash&mdash&mdash&mdash&mdash&mdash&mdash&mdash (1)董作賓：《殷曆譜》。
(2)步達生：《奉天沙鍋屯及河南仰韶村之古代人骨與近代華北人骨之比較》（1925年）；另見步氏所寫《甘肅河南晚石器時代及甘肅史前後期遺址之人類頭骨與現代華北及其他人種之比較》，載《古生物志》，丁種第六号第一冊（1928年）。
(3)吳定良、莫蘭特：《根據頭骨測量對亞洲人種的初步分類》，載《生物測量學》第二十四卷（1934年）。
參考文獻 《安陽發掘報告》，一期，二期，1929；三期，1931，北平；四期，1933，上海。
《曆史語言研究所集刊》，1928年至現在。
安志敏等：《廟底溝與三裡橋》，《中國田野考古報告集考古學專刊》，丁種第九号，北京，科學出版社。
安特生：《奉天錦西縣沙鍋屯洞穴層》，《古生物志》，丁種第一号第一冊，北平，農商部地質調查所。
&mdash&mdash：《黃土的兒女》，倫敦，1934。
&mdash&mdash：《中華遠古之文化》，《地質彙報》第五期，北平，農商部地質調查
這地區早期就是中亞遊牧部落經常遷徙的必經之地。
所以，在這些牧民中發現與布略特人和愛斯基摩人混雜在一起的歐洲人類型的頭骨是不足為奇的。
當然還有其他方面的戰事，如帝辛遠征東夷，這件事在蔔辭中也有很多記載。
所有這些，都為說明祭祀坑中出土的各種頭骨的異種系特征提供了充足的證據。
不過，這還無助于我們解決這樣的問題，即統治這片領土達數百年之久的殷商民族究竟是怎樣的體質類型。
如果我們比較楊先生研究過的幾組标本，似可确定的是，即便在類蒙古人種中也還有三組，即第一、四、五組。
圖65 來自河套地區和東蒙的三股敵人 多年前北京協和醫學院的步達生教授，在初步研究了安特生和他的助手收集的史前人類遺骸後，得出這樣的結論，認為新石器時代華北居民和現代中國人無重大差異(2)。
步達生是進行這方面研究的一位先驅，但他研究的标本數量很少，他的結論雖依據可靠的事實，但僅是初步的。
現在距步達生的時代已半個世紀了，雖然我們已收集了大量新資料，但還沒有像步達生那樣有能力的學者去作充分的研究。
當然戰争是造成這一不幸的主要原因。
而現在，正當研究殷商人群問題之際，我們的處境幾乎比達步生更糟。
我們既不能依靠祭祀坑的頭骨，也不能依靠殘破的體骨來作合理的推論。
除非我們不考慮古典的類蒙古人種、類愛斯基摩人種、太平洋類黑人種這幾組，并認為他們與中國華北人群的組成毫無關系，否則，我們就會面對着與步達生的發現似相矛盾的材料。
作為一個曆史事實，我們有充分理由認為這些頭骨是入侵者的。
1932年《生物測量》雜志發表了一篇最早根據頭骨測量對亞洲人種進行分類的論文，其中用26組人體測量資料進行比較(3)。
當中有18組是東方或類蒙古種人的頭骨。
該文作者是吳定良和莫蘭特，他們将這些東方民族分三類即：北方蒙古人；中國人和日本人；其他東方人包括西藏、爪哇、達雅克和他加祿等族的人。
這三分法主要是根據所謂“種族相似性系數”劃分的。
據吳、莫的測量，六個北方蒙古組的顴寬平均值的變異範圍從139.8公厘到144公厘，中國和日本的五個組是132&mdash134.7公厘，其餘東方民族七組從131公厘到134.7公厘。
同一論文中讀到用同樣方法測量五個印度組的平均值的最大最小範圍是127.8到124.3公厘。
上述這一測量項目鮮明的對比不僅見于東方與非東方民族之間，而且也存在于三個東方民族的分組中，後者甚至更為明顯。
過大的平均面寬值無疑構成蒙古人種民族一個特有的體質特征。
但吳定良和莫蘭特指出：“他們主要限于今外蒙古和南西伯利亞，其中心分布在貝加爾湖附近，阿爾泰山和庫倫城或戈壁沙漠以北。
” 吳定良和莫蘭特的文章澄清了楊希枚稱作古典的類蒙古人種的第一組。
比第一組更為混雜的類愛斯基摩人種，可能與西伯利亞西北部土著居民關系更密切。
體質人類學者在一次有關中國人群的人體測量學觀察中，偶爾發現卷曲頭發的痕迹，表現出巴布亞人和美拉尼西亞人的殘迹。
但這确是較少見的。
至于第五組和所謂的類高加索人種，很難說他們的基因有多少能明确地反映在現代中國人身上。
總的說來，采用如下的說法是有道理的。
很早以來，華北平原是許多不同民族的支系彙集的地方，而原始的中國人群就是部分地由這些民族集團融合而成的。
雖然如此，我們應當記住，在這些支系中占優勢的無疑是蒙古人種集團。
楊教授的研究和分析，有助于确切地解釋考古發掘和甲骨蔔辭中反映的某些曆史事實。
&mdash&mdash&mdash&mdash&mdash&mdash&mdash&mdash&mdash&mdash&mdash&mdash&mdash&mdash&mdash&mdash&mdash&mdash&mdash&mdash (1)董作賓：《殷曆譜》。
(2)步達生：《奉天沙鍋屯及河南仰韶村之古代人骨與近代華北人骨之比較》（1925年）；另見步氏所寫《甘肅河南晚石器時代及甘肅史前後期遺址之人類頭骨與現代華北及其他人種之比較》，載《古生物志》，丁種第六号第一冊（1928年）。
(3)吳定良、莫蘭特：《根據頭骨測量對亞洲人種的初步分類》，載《生物測量學》第二十四卷（1934年）。
參考文獻 《安陽發掘報告》，一期，二期，1929；三期，1931，北平；四期，1933，上海。
《曆史語言研究所集刊》，1928年至現在。
安志敏等：《廟底溝與三裡橋》，《中國田野考古報告集考古學專刊》，丁種第九号，北京，科學出版社。
安特生：《奉天錦西縣沙鍋屯洞穴層》，《古生物志》，丁種第一号第一冊，北平，農商部地質調查所。
&mdash&mdash：《黃土的兒女》，倫敦，1934。
&mdash&mdash：《中華遠古之文化》，《地質彙報》第五期，北平，農商部地質調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