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波斯之再興與羅馬帝國之衰亂（公元一九二—三七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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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逢到荒年歉收就要靠借貸來繳租和謀生，但高利貸上身後就會永遠還不清，因此地主就有可能将他們束縛在土地上，并使他們的子孫也世代在其土地上耕耘，他們完全的自由身份沒有了。
這樣隸農與自由佃農所處的地位一升一降乃趨于相等，而這些隸農和自由佃農就是歐洲中古時代農奴的前身，這種經濟就是分散的小農自然經濟了。
可以說封建的經濟與剝削制度在此時已開始萌芽，奴隸主經濟已瀕臨總崩潰階段了。
工商業到此時實際已趨向于停頓，因長期混亂，交通阻塞，商業活動困難，加以長期大亂使生産更形衰退，人民生活日益困苦，對商品的消納量更降低了，故手工業與商業漸漸停滞。
而帝國統治者為達到其剝削目的，又不能讓工商業完全停頓，乃采取了一種硬性的辦法來限制工商業者的轉業。
本來經營手工業者都有自己的公會，這種公會原是人民自己的互助組織，現在皇帝看到各地工商業逐漸衰落，許多手工業者和商人多已轉業或淪為了遊民，乃下令規定此後各種手工業公會的成員及從事商業的人必須世襲其職業，不準轉業改行。
從形式上看，這是封建時代手工業的行會制度的開端。
帝國之衰微又表現在賦稅的加重上。
與生産逐漸衰退之同時，稅賦卻日見加重了。
就其基本情況講，生産的減少與賦稅的增加，兩者已形成為一種惡性的循環，帝國内部愈混亂，則生産愈衰退，但政府财政需要卻愈增加，愈要征重稅來鎮壓人民的反抗和解決邊疆問題；而稅愈重，人民生活就愈痛苦，反抗也愈激烈，國家也就愈混亂。
帝國政府曾想盡一切辦法來增加稅收，公元二一二年皇帝卡臘卡加（Caracalla）頒布了普授公民權法令，根據這項法令，帝國内有自由身份的人民都被賦予了羅馬公民權。
這件事從表面上看似乎是對人民有利的，但實際其目的完全是為了征稅，因在帝國政府各項稅收中最重的一種是遺産稅，而這種稅隻有享有羅馬公民權的人才繳納，卡臘卡加的普授公民權法令說明了羅馬帝國政府财源的枯竭。
帝國的衰征也表現在人口的減少上。
帝國人口之逐漸減少，主要有兩個原因：一是因生産衰退和稅收增加所産生的一般人民生活的艱困與不斷戰争所造成的人口死亡率的增加；一是自然的原因，因在此時有各種疫病和傳染病，包括鼠疫在内在帝國内部流行，而疫病的流行又是與人民生活的困苦相關聯的。
在人口減少方面此時有幾種現象發生。
其一是殺嬰風氣，這就使得人口更加減少，勞動力更缺乏，生産也更困難。
其二是不婚風氣，這種風氣早已形成，但到四世紀時又有了一種冠冕堂皇的借口，因四世紀時基督教開始在社會上有了地位，基督教内部發生了出家修道的辦法，許多人為逃避世俗的生活痛苦，紛紛進入修道院去修行。
五世紀時羅馬皇帝馬約連諾（Majorianus，公元四五七&mdash四六一年）曾下令限制出家，限制不婚娶，規定婦女必須在四十歲以後才準出家，寡婦守寡五年後還未再嫁即由國家沒收其财産之半數。
這件事充分反映了不婚風氣之盛。
人口減少的惡果就是勞動力的缺乏，使生産更加衰退。
同時此時的棄田現象造成了勞動力的缺乏。
農民由于一年到頭辛勤勞動的結果往往還不夠繳租稅，不願再從事農業生産，常常全家棄田逃亡，到城市中去作遊民。
在二世紀初期，帝國成立不過百餘年之時，棄田現象已發生，而到此時乃更形嚴重起來。
為補救勞動力之不足，帝國政府在二世紀末已開始将邊疆以外的蠻人，主要是日耳曼人移殖到帝國内部，最初這些蠻人還隻是被安置在邊境地區從事墾荒，到後來内地的荒田亦漸交給這些蠻人去耕耘了。
羅馬奴隸主經濟和社會的崩潰與封建剝削制度的萌芽表現在政治上就是許多舊政治制度的崩潰與新制度的出現。
一個是逃官現象。
帝國各地，特别是各城都有摹仿羅馬城元老院設立的市府委員府。
在一、二世紀時，市府委員&mdash&mdash地方上的元老還是一非常崇高的地位，是地方上大地主們所追逐的榮譽職位。
這些市府委員的職責之一是代中央征稅，一、二世紀時時常發生市府委員個人代整個地方包繳了中央規定的全部稅賦的事，當然他所繳納的稅款還是從人民頭上剝削來的，但這事總還說明了他有可剝削之處。
至二世紀末，這樣的事已少了，進入三世紀後，根本就沒有這種事了。
并且到三世紀後由于生産衰退，征稅日益困難，在征繳不足額時，就要由這些市府委員負責補貼出來。
到後來他們也漸漸無力補貼了，市府委員職位變成了苦差，大地主們再不去競争這個職位，在其位的人也想盡辦法擺脫這個職位。
他們先是賣田，因按規定必須擁有一定數量田産的人才能擔任市府委員，到後帝國政府不得不下令禁止市府委員賣田。
他們又用搬家的辦法來對抗，帝國政府又下令禁止市府委員搬家，但無論如何這些人還是想盡辦法離開了這個地方，最後再找不出人來作市府委員了，隻好由政府指定一些罪犯來充當，讓他們來替政府征稅。
另一政治上的新現象就是屯兵政策。
屯兵政策的實施一方面是因帝國内部日益空虛，蠻人漸漸大規模地向帝國境内侵入，同時在帝國東疆因波斯之興起，邊防也吃緊起來，邊境地帶已非經常有重兵駐守不可了。
另方面屯兵政策可說是帝國成立後軍事獨裁制度又進一步的發展，亦即獨裁制度更加深刻化的一種表現。
當時羅馬帝國的屯兵有兩種。
一種是羅馬人的軍隊，在三世紀時，凡是這種軍隊都準許士兵攜帶家眷，因駐防是長期性的，同時邊境地區有許多荒地，政府将這些土地分配給駐防該地的兵士耕耘，附帶也解決了一部分勞動力缺乏的問題。
另一種是外族的軍隊，主要是日耳曼人的軍隊，羅馬政府将過去為達到自己的目的“歸順”羅馬帝國的許多日耳曼人，或是被羅馬虜來的日耳曼人安插在邊境地區，分給他們土地，令他們屯墾戍守羅馬帝國的邊疆。
這種辦法實施後，羅馬軍隊更徹底的職業化了，它們已與人民斷絕了任何聯系，完全成為了皇帝對内鎮壓人民，對外防守邊疆的工具。
由屯兵政策之加強可以看出帝國到此時已失去了任何賴以維持帝國統治的自然聯系，而隻能倚靠武力來進行統治了。
現在皇帝的唯一重要身份也不過就是個大軍閥罷了。
公元三〇〇年前後皇帝狄歐克利天諾（公元二八四&mdash三〇五年）為解決帝國存在着的危機，在政治上進行了一個全盤波斯化的改組，而他的改組實際上就是加強了皇帝的獨裁，其目的主要在鎮壓帝國内部奴隸與貧民的起義并加強邊疆的防衛，為達到這個目的，他并沒有創立“自己”的新制度，而是摹仿波斯，行波斯化的君主專制獨裁制度。
在羅馬帝國成立時的第一個皇帝&mdash&mdash奧克闼飛安諾喜以“元首”自稱，因在其各種稱号中，隻此名帶有濃厚的共和的意味，其後直到公元三〇〇年間，大多數皇帝也常沿用此稱号，故曆史上稱帝國成立至公元三〇〇年這一段時期為“元首政治”。
當時一般人也尚認為羅馬是共和政體，這種意識對皇帝的獨裁有時多少可以發生一些限制作用。
到狄歐克利天諾即位後，徹底仿照波斯制度改組了羅馬政府，此後皇帝開始稱“君主”（Dominus），在講希臘語的地方則稱“王”（Basileus），這就不僅隻在實質上，而且在名義上也變成君主獨裁政治了，故曆史上稱此後的羅馬政治為“君主政治”（Dominatus）。
羅馬實施“君主政治”之後，皇帝也有了一種新的威風和新的場面，皇帝的生活各方面都有了改變：以前皇帝的服裝與元老相同，不過是一襲紫袍，現在則仿用波斯王的衣冠，着衮袍，帶皇冠（diadema）；以前皇帝時常外出，一般人民都能見到他，現在則開始深居宮中，隻親信大臣與宦官經常在其左右侍奉，普通臣民很難見到皇帝，皇帝越來越神秘了。
如有特殊事情要朝見皇帝時，必需經過從宮門到朝堂的無數關口，通過無數手續才能見到皇帝，并且朝見時要對皇帝跪拜。
以上種種改變都是君主獨裁在禮節方面的反映。
此外還開始出現了朝廷，代替了過去的元老院。
元老院到此時已形同虛設了。
皇帝左右的私人，過去在政府中并沒有正式地位，現在卻和皇帝的親信大臣一起形成一個朝廷，真正掌握了國家大權，成為國家的實際統治者，故此時開始出現了新的名詞，即大臣（Patricius或Comes
這樣隸農與自由佃農所處的地位一升一降乃趨于相等，而這些隸農和自由佃農就是歐洲中古時代農奴的前身，這種經濟就是分散的小農自然經濟了。
可以說封建的經濟與剝削制度在此時已開始萌芽，奴隸主經濟已瀕臨總崩潰階段了。
工商業到此時實際已趨向于停頓，因長期混亂，交通阻塞，商業活動困難，加以長期大亂使生産更形衰退，人民生活日益困苦，對商品的消納量更降低了，故手工業與商業漸漸停滞。
而帝國統治者為達到其剝削目的，又不能讓工商業完全停頓，乃采取了一種硬性的辦法來限制工商業者的轉業。
本來經營手工業者都有自己的公會，這種公會原是人民自己的互助組織，現在皇帝看到各地工商業逐漸衰落，許多手工業者和商人多已轉業或淪為了遊民，乃下令規定此後各種手工業公會的成員及從事商業的人必須世襲其職業，不準轉業改行。
從形式上看，這是封建時代手工業的行會制度的開端。
帝國之衰微又表現在賦稅的加重上。
與生産逐漸衰退之同時，稅賦卻日見加重了。
就其基本情況講，生産的減少與賦稅的增加，兩者已形成為一種惡性的循環，帝國内部愈混亂，則生産愈衰退，但政府财政需要卻愈增加，愈要征重稅來鎮壓人民的反抗和解決邊疆問題；而稅愈重，人民生活就愈痛苦，反抗也愈激烈，國家也就愈混亂。
帝國政府曾想盡一切辦法來增加稅收，公元二一二年皇帝卡臘卡加（Caracalla）頒布了普授公民權法令，根據這項法令，帝國内有自由身份的人民都被賦予了羅馬公民權。
這件事從表面上看似乎是對人民有利的，但實際其目的完全是為了征稅，因在帝國政府各項稅收中最重的一種是遺産稅，而這種稅隻有享有羅馬公民權的人才繳納，卡臘卡加的普授公民權法令說明了羅馬帝國政府财源的枯竭。
帝國的衰征也表現在人口的減少上。
帝國人口之逐漸減少，主要有兩個原因：一是因生産衰退和稅收增加所産生的一般人民生活的艱困與不斷戰争所造成的人口死亡率的增加；一是自然的原因，因在此時有各種疫病和傳染病，包括鼠疫在内在帝國内部流行，而疫病的流行又是與人民生活的困苦相關聯的。
在人口減少方面此時有幾種現象發生。
其一是殺嬰風氣，這就使得人口更加減少，勞動力更缺乏，生産也更困難。
其二是不婚風氣，這種風氣早已形成，但到四世紀時又有了一種冠冕堂皇的借口，因四世紀時基督教開始在社會上有了地位，基督教内部發生了出家修道的辦法，許多人為逃避世俗的生活痛苦，紛紛進入修道院去修行。
五世紀時羅馬皇帝馬約連諾（Majorianus，公元四五七&mdash四六一年）曾下令限制出家，限制不婚娶，規定婦女必須在四十歲以後才準出家，寡婦守寡五年後還未再嫁即由國家沒收其财産之半數。
這件事充分反映了不婚風氣之盛。
人口減少的惡果就是勞動力的缺乏，使生産更加衰退。
同時此時的棄田現象造成了勞動力的缺乏。
農民由于一年到頭辛勤勞動的結果往往還不夠繳租稅，不願再從事農業生産，常常全家棄田逃亡，到城市中去作遊民。
在二世紀初期，帝國成立不過百餘年之時，棄田現象已發生，而到此時乃更形嚴重起來。
為補救勞動力之不足，帝國政府在二世紀末已開始将邊疆以外的蠻人，主要是日耳曼人移殖到帝國内部，最初這些蠻人還隻是被安置在邊境地區從事墾荒，到後來内地的荒田亦漸交給這些蠻人去耕耘了。
羅馬奴隸主經濟和社會的崩潰與封建剝削制度的萌芽表現在政治上就是許多舊政治制度的崩潰與新制度的出現。
一個是逃官現象。
帝國各地，特别是各城都有摹仿羅馬城元老院設立的市府委員府。
在一、二世紀時，市府委員&mdash&mdash地方上的元老還是一非常崇高的地位，是地方上大地主們所追逐的榮譽職位。
這些市府委員的職責之一是代中央征稅，一、二世紀時時常發生市府委員個人代整個地方包繳了中央規定的全部稅賦的事，當然他所繳納的稅款還是從人民頭上剝削來的，但這事總還說明了他有可剝削之處。
至二世紀末，這樣的事已少了，進入三世紀後，根本就沒有這種事了。
并且到三世紀後由于生産衰退，征稅日益困難，在征繳不足額時，就要由這些市府委員負責補貼出來。
到後來他們也漸漸無力補貼了，市府委員職位變成了苦差，大地主們再不去競争這個職位，在其位的人也想盡辦法擺脫這個職位。
他們先是賣田，因按規定必須擁有一定數量田産的人才能擔任市府委員，到後帝國政府不得不下令禁止市府委員賣田。
他們又用搬家的辦法來對抗，帝國政府又下令禁止市府委員搬家，但無論如何這些人還是想盡辦法離開了這個地方，最後再找不出人來作市府委員了，隻好由政府指定一些罪犯來充當，讓他們來替政府征稅。
另一政治上的新現象就是屯兵政策。
屯兵政策的實施一方面是因帝國内部日益空虛，蠻人漸漸大規模地向帝國境内侵入，同時在帝國東疆因波斯之興起，邊防也吃緊起來，邊境地帶已非經常有重兵駐守不可了。
另方面屯兵政策可說是帝國成立後軍事獨裁制度又進一步的發展，亦即獨裁制度更加深刻化的一種表現。
當時羅馬帝國的屯兵有兩種。
一種是羅馬人的軍隊，在三世紀時，凡是這種軍隊都準許士兵攜帶家眷，因駐防是長期性的，同時邊境地區有許多荒地，政府将這些土地分配給駐防該地的兵士耕耘，附帶也解決了一部分勞動力缺乏的問題。
另一種是外族的軍隊，主要是日耳曼人的軍隊，羅馬政府将過去為達到自己的目的“歸順”羅馬帝國的許多日耳曼人，或是被羅馬虜來的日耳曼人安插在邊境地區，分給他們土地，令他們屯墾戍守羅馬帝國的邊疆。
這種辦法實施後，羅馬軍隊更徹底的職業化了，它們已與人民斷絕了任何聯系，完全成為了皇帝對内鎮壓人民，對外防守邊疆的工具。
由屯兵政策之加強可以看出帝國到此時已失去了任何賴以維持帝國統治的自然聯系，而隻能倚靠武力來進行統治了。
現在皇帝的唯一重要身份也不過就是個大軍閥罷了。
公元三〇〇年前後皇帝狄歐克利天諾（公元二八四&mdash三〇五年）為解決帝國存在着的危機，在政治上進行了一個全盤波斯化的改組，而他的改組實際上就是加強了皇帝的獨裁，其目的主要在鎮壓帝國内部奴隸與貧民的起義并加強邊疆的防衛，為達到這個目的，他并沒有創立“自己”的新制度，而是摹仿波斯，行波斯化的君主專制獨裁制度。
在羅馬帝國成立時的第一個皇帝&mdash&mdash奧克闼飛安諾喜以“元首”自稱，因在其各種稱号中，隻此名帶有濃厚的共和的意味，其後直到公元三〇〇年間，大多數皇帝也常沿用此稱号，故曆史上稱帝國成立至公元三〇〇年這一段時期為“元首政治”。
當時一般人也尚認為羅馬是共和政體，這種意識對皇帝的獨裁有時多少可以發生一些限制作用。
到狄歐克利天諾即位後，徹底仿照波斯制度改組了羅馬政府，此後皇帝開始稱“君主”（Dominus），在講希臘語的地方則稱“王”（Basileus），這就不僅隻在實質上，而且在名義上也變成君主獨裁政治了，故曆史上稱此後的羅馬政治為“君主政治”（Dominatus）。
羅馬實施“君主政治”之後，皇帝也有了一種新的威風和新的場面，皇帝的生活各方面都有了改變：以前皇帝的服裝與元老相同，不過是一襲紫袍，現在則仿用波斯王的衣冠，着衮袍，帶皇冠（diadema）；以前皇帝時常外出，一般人民都能見到他，現在則開始深居宮中，隻親信大臣與宦官經常在其左右侍奉，普通臣民很難見到皇帝，皇帝越來越神秘了。
如有特殊事情要朝見皇帝時，必需經過從宮門到朝堂的無數關口，通過無數手續才能見到皇帝，并且朝見時要對皇帝跪拜。
以上種種改變都是君主獨裁在禮節方面的反映。
此外還開始出現了朝廷，代替了過去的元老院。
元老院到此時已形同虛設了。
皇帝左右的私人，過去在政府中并沒有正式地位，現在卻和皇帝的親信大臣一起形成一個朝廷，真正掌握了國家大權，成為國家的實際統治者，故此時開始出現了新的名詞，即大臣（Patricius或Com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