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八章 新宗教之醞釀與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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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新宗教之醞釀

    南北朝二百餘年間是佛教漸漸醞釀成為中國的新宗教的時期。西僧開始有系統地介紹佛經,中國僧人也開始遠去印度研究佛理,并大批地運回佛經。

    來自西域的鸠摩羅什是當時聞名遐迩的高僧,影響很大。他譯出約三百卷佛經,“辭義通明,至今沙門共所祖習”(《魏書·釋老志》)。法顯是中國僧人西行的代表。後秦時,法顯從長安出發,經敦煌,渡流沙,逾蔥嶺,長途跋涉,終于到達天竺。他克服種種困難,學習梵語梵文,抄寫佛教經律,又到師子國(今斯裡蘭卡)求經。曆時十五年,他才從海路回到祖國,譯出所獲經典百餘萬言,并且把自己的見聞寫成《佛國記》一書。

    中印文化交流最盛的時期,除佛教之外,各種所謂外道也間或流傳到中國。

    佛教地位日高,因而時常與政治勢力發生沖突。但政治的勢力并不能阻止佛教的發展,釋子中也不乏不顧性命而護法的人。

    二辯教

    在佛教發展的過程中,總有一個鬼影緊緊随着它,這就是道教。道教對佛教一方面摹仿,一方面攻擊,它自己始終沒有一個真正獨立的靈魂。

    這個怪現象可說是中國對外來文化勢力所起的一種自然反應。佛教當初勢力微弱,中國的态度幾乎完全是放任的。但到南北朝時佛教已發展到一個不可侮的程度,至此傳統文化方才感到威脅,因而開始反攻。反攻最厲的就是道家,同時自王充以後大盛的懷疑主義與自然主義也加入排外的陣營。

    生活在魏晉時期的楊泉用他的元氣說解釋人的形神關系,他說:“人含氣而生,精盡而死。死猶澌也,滅也。譬如火焉,薪盡而火滅,則無光矣。故滅火之餘無遺炎矣,人死之後無餘魂矣。”劉宋時,範晔也認為死者神滅,天下絕無佛鬼。數學家何承天針對宗炳所寫的,指出:“生必有死,形斃神散,猶春榮秋落,四時代換,奚有于更受形哉?”(《弘明集》卷四)

    中國傳統文化的勢力在江南較大,因而這種沖突也比較熱烈,但在北朝也有相當的接觸。

    佛教對一切的攻擊都針鋒相對的抗戰,并且到南北朝末年可說已得了最後的勝利。

    三佛教之成熟

    南北朝時中國對佛教已超越摹仿盲從的階段,少數人已能自悟新理,創造中國本位的佛教。如慧遠傳布佛教宣揚佛法,他的思想就和玄學家“以無為本”的思想是接近的。慧遠早年曾研究過儒學和老莊玄學。他在廬山講過儒家的經典。他講《喪服經》,也講《詩經》。他在講《般若經》時,為了使聽衆容易聽懂并接受,常引用《莊子》的話來作說明,使聽衆曉然。慧遠講儒家經典,用玄學比附佛經,解釋佛教教義,使得佛教在上層知識界得以廣泛傳布。南北朝末年天台宗的成立與《大乘起信論》的産生可以象征這種新宗教的完全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