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一、上海生活——前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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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二七&mdash一九三一) 魯迅自一九二七年回上海,至一九三六年逝世,這十年間,國難的嚴重日甚一日,因之,生活愈見不安,遭遇更加慘痛,環境的惡劣實非通常人所能堪,他的戰鬥精神卻是再接再厲,對于帝國主義的不斷侵略,國内政治的不上軌道,社會上封建餘毒的彌漫,一切荒淫無恥的反動勢力的猖獗,中國文壇上的淺薄虛僞,一點也不肯放松。

    于是身在圍剿禁锢之中,為整個中華民族的解放和進步,苦戰到底,決不屈服。

    從此在著譯兩方面,加倍努力,創作方面除曆史小說《故事新編》、通訊《兩地書》(與景宋合著)等以外,特别着重前所發明的一種戰鬥文體&mdash&mdash短評、雜文&mdash&mdash來完成他的戰鬥任務。

    翻譯方面則有文藝理論、長篇小說、短篇小說、童話等。

    他又介紹新舊的“木刻”,提倡“新文字”,贊助“世界語”。

    同時他在行動上,又參加了三“盟”,即“自由運動大同盟”、“左翼作家聯盟”,及“民權保障同盟會”。

    總之,他是不朽的作家、文化的導師、正義的鬥士、中華民族的靈魂。

     這十年間,我因為在南京和北平服務,雖不能常常晤見魯迅,但每次道經上海,必定往訪,所以每年至少有十餘次的會見,最後兩年晤面較稀,但每年亦至少四五次。

    他初回上海,即不願教書,我順便告知蔡孑民先生,即由蔡先生聘為大學院特約著作員,與李審言同時發表。

     一九二九年九月,景宋夫人産生一個男孩,名曰“海嬰”。

    我知道了很忻喜,立刻要求魯迅趕快領我到醫院去道賀。

    我說:你倆本來太寂寞,現在有了“甯馨兒”可以得到安慰了。

    不料其未滿八歲,魯迅便去世,不及見其成立啊!海嬰生性活潑,魯迅曾對我說:“這小孩非常淘氣,有時弄得我頭昏,他竟問我:&lsquo爸爸可不可以吃的?&rsquo我答:&lsquo要吃也可以,自然是不吃的好。

    &rsquo”我聽了一笑,說他正在幻想大盛的時期,而本性又是帶神經質的。

    魯迅頗首肯,後來他作《答客诮》一詩,寫出愛憐的情緒雲: 無情未必真豪傑,憐子如何不丈夫。

     知否興風狂嘯者,回眸時看小于菟。

     一九三〇年春,魯迅被浙江省黨部呈請通緝,其罪名曰“反動文人”,其理由曰“自由大同盟”,說來自然滑稽,但也很可痛心。

    那時,浙江省黨部有某氏主持其事,别有用意,所謂“罪名”、“理由”,都是表面文章,其真因則遠在編輯刊物。

    當魯迅初到上海,主編《語絲》的時候,有署名某某的青年,投稿揭發他的大學的黑幕,意在促使反省,魯迅就把它登出來了。

    這反響可真大,原來某氏是該大學畢業生,挾嫌于心,為時已久,今既有“自由大同盟”可作題目,借故追因,呈請通緝,而且批準。

    魯迅曾把這事的經過,詳細地對我說過:“自由大同盟并不是由我發起,當初隻是請我去演說。

    按時前往,則來賓簽名者已有一人(記得是郁達夫君),演說次序是我第一,郁第二,我待郁講完,便先告歸。

    後來聞當場有人提議要有甚麼組織,凡今天到會者均作為發起人,這次日報上發表,則變成我第一名了。

    ”魯迅又說:“浙江省黨部頗有我的熟人,他們倘來問我一聲,我可以告知原委。

    今竟突然出此手段,那麼我用硬功對付,決不聲明,就算由我發起好了&hellip&hellip”這憤慨是無怪的。

    魯迅又常常說:“我所抨擊的是社會上的種種黑暗,不是專對國民黨,這黑暗的根原,有遠在一二千年前的,也有在幾百年、幾十年前的,不過國民黨執政以來,還沒有把它根絕罷了。

    現在他們不許我開口,好像他們決計要包庇上下幾千年一切黑暗了。

    ” 同年三月,魯迅參加“左翼作家聯盟”的成立會,這是一件極重要的事情。

    為什麼“左翼作家聯盟”到這時候才成立呢?因為魯迅已經首先輸入了蒲力汗諾夫、盧那卡爾斯基的理論,給大家能夠互相切磋,更加堅實而有力。

    這些譯書的影響确是很大,從此内讧停止,開始深入的發展,形成嶄新的陣營。

    在“左聯”成立之先,魯迅常對我說:“罵我的人雖然很多,但是議論大都是不中肯的。

    罵來罵去罵不出所以然來,真是無聊。

    ”現摘引一段如下: 從前年以來,對于我個人的攻擊是多極了,每一種刊物上,大抵總要看見“魯迅”的名字,而作者的口吻,則粗粗一看,大抵好像革命文學家。

    但我看了幾篇,竟逐漸覺得廢話太多了。

    解剖刀既不中腠理,子彈所擊之處,也不是緻命傷。

    &hellip&hellip我于是想,可供參考的這樣的理論,是太少了,所以大家有些胡塗。

    對于敵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