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新室的興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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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後漢之間是中國曆史的一個轉變。
在前漢之世，政治家的眼光，看了天下，認為不該就這麼苟安下去的。
後世的政治家奉為金科玉律的思想，所謂“治天下不如安天下，安天下不如與天下安”，是這時候的人所沒有的。
他們看了社會，還是可用人力控制的，一切不合理的事，都該用人力去改變，此即所謂“撥亂世，反之正”。
出來負這個責任的，當然是賢明的君主和一班賢明的政治家。
當漢昭帝時，有一個儒者，喚做眭弘，因災異，使其朋友上書，勸漢帝“求索賢人，禅以帝位，而退自封百裡”。
宣帝時，有個蓋寬饒，上封事亦說：“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家以傳子，官以傳賢，四序之運，成功者退，不得其人，則不居其位。
”這兩個人，雖然都得罪而死，但眭弘，大約是霍光專政，怕人疑心他要篡位，所以犧牲了他，以資辨白的。
況且霍光是個不學無術的人，根本不懂得什麼改革大計。
蓋寬饒則因其剛直之性，既觸犯君主，又為有權勢的人所忌，以緻遭禍，都不是反對這種理論，視為大逆不道。
至于不關涉政體，而要在政務上舉行較根本的改革的，則在宣帝時有王吉，因為宣帝是個實際的政治家，不能聽他的話。
元帝即位，卻征用了王吉及和他志同道合的朋友貢禹。
王吉年老，在路上死了。
貢禹征至，官至禦史大夫。
聽了他的話，改正了許多奢侈的制度，又行了許多寬恤民力的政事。
其時又有個翼奉，勸元帝徙都成周。
他說：長安的制度，已經壞了，因襲了這種制度，政治必不能改良，所以要遷都正本，與天下更始，則其規模更為闊大了。
哀帝多病，而且無子，又有個李尋，保薦了一個賀良，陳說“漢曆中衰，當更受命”，勸他改号為陳聖劉皇帝。
陳字和田字同音，田地兩字，古人通用，地就是土，陳聖劉皇帝，大約是說皇帝雖然姓劉，所行的卻是土德。
西漢人五德終始之說，還不是像後世專講一些無關實際，有類迷信的空話的，既然要改變“行序”，同時就有一大套實際的政務，要跟著改變。
這隻要看賈誼說漢朝應當改革，雖然要“改正朔，易服色”，也要“法制度，定官名”，而他所草拟的具體方案，“為官名，悉更秦之故”，便可知道。
五德終始，本來不是什麼迷信，而是一套有系統的政治方案。
這種根本的大改革，要遭到不了解的人無意識的反對，和實際于他權利有損的人出死力的抵抗，自是當然之事。
所以賀良再進一步要想改革實際的政務，就遭遇反對而失敗了。
但改革的氣勢，既然如此其旁薄郁積，自然終必有起而行之之人，而這個人就是王莽。
所以王莽是根本無所謂篡竊的。
他隻是代表時代潮流，出來實行改革的人。
要實行改革，自然要取得政權；要取得政權，自然要推翻前朝的皇帝；而因實行改革而推翻前朝的皇帝，在當時的人看起來，毋甯是天理人情上當然的事。
所以應天順人（《易·鼎卦彖辭》：“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在當時也并不是一句門面話。
王莽 要大改革，第一步自然還是生計問題，王莽所實行的是：（一）改名天下的田為王田，這即是現在的宣布土地國有，和附着于土地的奴隸，都不準賣買，而舉當時所有的土田，按照新章，舉行公平的分配。
（二）立六筦之法，将大事業收歸官營。
（三）立司市、泉府，以平衡物價，使消費者、生産者、交換者，都不吃虧。
收有職業的人的稅，以供（甲）要生利而無資本的人，及（乙）有正當消費而一時周轉不靈的人的借貸。
其詳已見第五章。
他的辦法，頗能綜合儒法兩家，兼顧到平均地權和節制資本兩方面，其規模可稱闊大，思慮亦可謂周詳。
但是徒法不能自行，要舉行這種大改革，必須民衆有相當的覺悟，且能作出相當的行動，專靠在上者的操刀代斫，是不行的。
因為真正為國為民的人，總隻有少數，官僚階級中的大多數人，其利害總是和人民相反的，非靠督責
在前漢之世，政治家的眼光，看了天下，認為不該就這麼苟安下去的。
後世的政治家奉為金科玉律的思想，所謂“治天下不如安天下，安天下不如與天下安”，是這時候的人所沒有的。
他們看了社會，還是可用人力控制的，一切不合理的事，都該用人力去改變，此即所謂“撥亂世，反之正”。
出來負這個責任的，當然是賢明的君主和一班賢明的政治家。
當漢昭帝時，有一個儒者，喚做眭弘，因災異，使其朋友上書，勸漢帝“求索賢人，禅以帝位，而退自封百裡”。
宣帝時，有個蓋寬饒，上封事亦說：“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家以傳子，官以傳賢，四序之運，成功者退，不得其人，則不居其位。
”這兩個人，雖然都得罪而死，但眭弘，大約是霍光專政，怕人疑心他要篡位，所以犧牲了他，以資辨白的。
況且霍光是個不學無術的人，根本不懂得什麼改革大計。
蓋寬饒則因其剛直之性，既觸犯君主，又為有權勢的人所忌，以緻遭禍，都不是反對這種理論，視為大逆不道。
至于不關涉政體，而要在政務上舉行較根本的改革的，則在宣帝時有王吉，因為宣帝是個實際的政治家，不能聽他的話。
元帝即位，卻征用了王吉及和他志同道合的朋友貢禹。
王吉年老，在路上死了。
貢禹征至，官至禦史大夫。
聽了他的話，改正了許多奢侈的制度，又行了許多寬恤民力的政事。
其時又有個翼奉，勸元帝徙都成周。
他說：長安的制度，已經壞了，因襲了這種制度，政治必不能改良，所以要遷都正本，與天下更始，則其規模更為闊大了。
哀帝多病，而且無子，又有個李尋，保薦了一個賀良，陳說“漢曆中衰，當更受命”，勸他改号為陳聖劉皇帝。
陳字和田字同音，田地兩字，古人通用，地就是土，陳聖劉皇帝，大約是說皇帝雖然姓劉，所行的卻是土德。
西漢人五德終始之說，還不是像後世專講一些無關實際，有類迷信的空話的，既然要改變“行序”，同時就有一大套實際的政務，要跟著改變。
這隻要看賈誼說漢朝應當改革，雖然要“改正朔，易服色”，也要“法制度，定官名”，而他所草拟的具體方案，“為官名，悉更秦之故”，便可知道。
五德終始，本來不是什麼迷信，而是一套有系統的政治方案。
這種根本的大改革，要遭到不了解的人無意識的反對，和實際于他權利有損的人出死力的抵抗，自是當然之事。
所以賀良再進一步要想改革實際的政務，就遭遇反對而失敗了。
但改革的氣勢，既然如此其旁薄郁積，自然終必有起而行之之人，而這個人就是王莽。
所以王莽是根本無所謂篡竊的。
他隻是代表時代潮流，出來實行改革的人。
要實行改革，自然要取得政權；要取得政權，自然要推翻前朝的皇帝；而因實行改革而推翻前朝的皇帝，在當時的人看起來，毋甯是天理人情上當然的事。
所以應天順人（《易·鼎卦彖辭》：“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在當時也并不是一句門面話。
王莽 要大改革，第一步自然還是生計問題，王莽所實行的是：（一）改名天下的田為王田，這即是現在的宣布土地國有，和附着于土地的奴隸，都不準賣買，而舉當時所有的土田，按照新章，舉行公平的分配。
（二）立六筦之法，将大事業收歸官營。
（三）立司市、泉府，以平衡物價，使消費者、生産者、交換者，都不吃虧。
收有職業的人的稅，以供（甲）要生利而無資本的人，及（乙）有正當消費而一時周轉不靈的人的借貸。
其詳已見第五章。
他的辦法，頗能綜合儒法兩家，兼顧到平均地權和節制資本兩方面，其規模可稱闊大，思慮亦可謂周詳。
但是徒法不能自行，要舉行這種大改革，必須民衆有相當的覺悟，且能作出相當的行動，專靠在上者的操刀代斫，是不行的。
因為真正為國為民的人，總隻有少數，官僚階級中的大多數人，其利害總是和人民相反的，非靠督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