緒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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曆史，究竟是怎樣一種學問？研究了它，究竟有什麼用處呢？
這個問題，在略知學問的人，都會毫不遲疑地作答道：曆史是前車之鑒。
什麼叫做前車之鑒呢？他們又會毫不遲疑地回答道：昔人所為而得，我可以奉為模範；如其失策，便當設法避免；這就是所謂“法戒”。
這話驟聽似是，細想就知道不然。
世界上那有真正相同的事情？所謂相同，都是察之不精，誤以不同之事為同罷了。
遠者且勿論。
歐人東來以後，我們應付他的方法，何嘗不本于曆史上的經驗？其結果卻是如何呢？然則曆史是無用了麼？而不知往事，一意孤行的人，又未嘗不敗。
然則究竟如何是好呢？ 曆史雖是記事之書，我們之所探求，則為理而非事。
理是概括衆事的，事則隻是一事。
天下事既沒有兩件真正相同的，執應付此事的方法，以應付彼事，自然要失敗。
根據于包含衆事之理，以應付事實，就不至于此了。
然而理是因事而見的，舍事而求理，無有是處。
所以我們求學，不能不顧事實，又不該死記事實。
要應付一件事情，必須明白它的性質。
明白之後，應付之術，就不求而自得了。
而要明白一件事情的性質，又非先知其既往不可。
一個人，為什麼會成為這樣子的一個人？譬如久于官場的人，就有些官僚氣；世代經商的人，就有些市儈氣；向來讀書的人，就有些迂腐氣。
難道他是生來如此的麼？無疑，是數十年的作官、經商、讀書養成的。
然則一個國家，一個社會，亦是如此了。
中國的社會，為什麼不同于歐洲？歐洲的社會，為什麼不同于日本？習焉不察，則不以為意，細加推考，自然知其原因極為深遠複雜了。
然則往事如何好不研究呢？然而已往的事情多呢，安能盡記？社會上每天所發生的事情，報紙所記載的，奚啻億兆京垓分之一。
一天的報紙，業已不可遍覽，何況積而至于十年、百年、千年、萬年呢？ 須知我們要知道一個人，并不要把他以往的事情，通統都知道了，記牢了。
我，為什麼成為這樣一個我？反躬自省，總是容易明白的，又何嘗能把自己以往的事，通統記牢呢？然則要明白社會的所以然，也正不必把已往的事，全數記得，隻要知道“使現社會成為現社會的事”就夠了。
然而這又難了。
任何一事一物，要詢問它的起源，我們現在不知所對的很多。
其所能對答的，又十有八九靠不住。
然則我們安能本于既往，以說明現在呢？ 這正是我們所以愚昧的原因，而史學之所求，亦即在此。
史學之所求，不外乎（一）搜求既往的事實，（二）加以解釋，（三）用以說明現社會，（四）因以推測未來，而指示我們以進行的途徑。
往昔的曆史，是否能肩起這種任務呢？觀于借鑒于曆史以應付事實導緻失敗者之多，無疑是不能的。
其失敗的原因安在？列舉起來，也可以有多端，其中最重要的，自然是偏重于政治。
翻開《二十五史》來一看（從前都說二十四史，這是清朝時候，功令上所定為正史的。
民國時代，柯劭忞所著的《新元史》業經奉徐世昌總統令，加入正史之中，所以現在該稱《二十五史》了），所記的，全是些戰争攻伐，在廟堂上的人所發的政令，以及這些人的傳記世系。
昔人稱《左氏》為相斫書；近代的人稱二十四史為帝王的家譜；說雖過當，也不能謂其全無理由了。
單看了這些事，能明白社會的所以然麼？從前的曆史，為什麼會有這種毛病呢？這是由于曆史是文明時代之物，而在文明時代，國家業已出見，并成為活動的中心，常人隻從表面上看，就認為政治可以概括一切，至少是社會現象中最重要的一項了。
其實政治隻是表面上的事情。
政治的活動，全靠社會做根底。
社會，實在政治的背後，做了無數更廣大更根本的事情。
不明白社會，是斷不能明白政治的。
所以現在講曆史的人，都不但着重于政治，而要着重于文化。
何謂文化？向來狹義的解釋，隻指學術技藝而言，其為不當，自無待論。
說得廣的，又把一切人為的事都包括于文化之中，然則動物何以沒有文化呢？須知文化正是人之所以異于他動物的。
其
什麼叫做前車之鑒呢？他們又會毫不遲疑地回答道：昔人所為而得，我可以奉為模範；如其失策，便當設法避免；這就是所謂“法戒”。
這話驟聽似是，細想就知道不然。
世界上那有真正相同的事情？所謂相同，都是察之不精，誤以不同之事為同罷了。
遠者且勿論。
歐人東來以後，我們應付他的方法，何嘗不本于曆史上的經驗？其結果卻是如何呢？然則曆史是無用了麼？而不知往事，一意孤行的人，又未嘗不敗。
然則究竟如何是好呢？ 曆史雖是記事之書，我們之所探求，則為理而非事。
理是概括衆事的，事則隻是一事。
天下事既沒有兩件真正相同的，執應付此事的方法，以應付彼事，自然要失敗。
根據于包含衆事之理，以應付事實，就不至于此了。
然而理是因事而見的，舍事而求理，無有是處。
所以我們求學，不能不顧事實，又不該死記事實。
要應付一件事情，必須明白它的性質。
明白之後，應付之術，就不求而自得了。
而要明白一件事情的性質，又非先知其既往不可。
一個人，為什麼會成為這樣子的一個人？譬如久于官場的人，就有些官僚氣；世代經商的人，就有些市儈氣；向來讀書的人，就有些迂腐氣。
難道他是生來如此的麼？無疑，是數十年的作官、經商、讀書養成的。
然則一個國家，一個社會，亦是如此了。
中國的社會，為什麼不同于歐洲？歐洲的社會，為什麼不同于日本？習焉不察，則不以為意，細加推考，自然知其原因極為深遠複雜了。
然則往事如何好不研究呢？然而已往的事情多呢，安能盡記？社會上每天所發生的事情，報紙所記載的，奚啻億兆京垓分之一。
一天的報紙，業已不可遍覽，何況積而至于十年、百年、千年、萬年呢？ 須知我們要知道一個人，并不要把他以往的事情，通統都知道了，記牢了。
我，為什麼成為這樣一個我？反躬自省，總是容易明白的，又何嘗能把自己以往的事，通統記牢呢？然則要明白社會的所以然，也正不必把已往的事，全數記得，隻要知道“使現社會成為現社會的事”就夠了。
然而這又難了。
任何一事一物，要詢問它的起源，我們現在不知所對的很多。
其所能對答的，又十有八九靠不住。
然則我們安能本于既往，以說明現在呢？ 這正是我們所以愚昧的原因，而史學之所求，亦即在此。
史學之所求，不外乎（一）搜求既往的事實，（二）加以解釋，（三）用以說明現社會，（四）因以推測未來，而指示我們以進行的途徑。
往昔的曆史，是否能肩起這種任務呢？觀于借鑒于曆史以應付事實導緻失敗者之多，無疑是不能的。
其失敗的原因安在？列舉起來，也可以有多端，其中最重要的，自然是偏重于政治。
翻開《二十五史》來一看（從前都說二十四史，這是清朝時候，功令上所定為正史的。
民國時代，柯劭忞所著的《新元史》業經奉徐世昌總統令，加入正史之中，所以現在該稱《二十五史》了），所記的，全是些戰争攻伐，在廟堂上的人所發的政令，以及這些人的傳記世系。
昔人稱《左氏》為相斫書；近代的人稱二十四史為帝王的家譜；說雖過當，也不能謂其全無理由了。
單看了這些事，能明白社會的所以然麼？從前的曆史，為什麼會有這種毛病呢？這是由于曆史是文明時代之物，而在文明時代，國家業已出見，并成為活動的中心，常人隻從表面上看，就認為政治可以概括一切，至少是社會現象中最重要的一項了。
其實政治隻是表面上的事情。
政治的活動，全靠社會做根底。
社會，實在政治的背後，做了無數更廣大更根本的事情。
不明白社會，是斷不能明白政治的。
所以現在講曆史的人，都不但着重于政治，而要着重于文化。
何謂文化？向來狹義的解釋，隻指學術技藝而言，其為不當，自無待論。
說得廣的，又把一切人為的事都包括于文化之中，然則動物何以沒有文化呢？須知文化正是人之所以異于他動物的。
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