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晉時代之塔裡木盆地及其與中國的關系
關燈
小
中
大
書、天竺語。
（夷國）僧亦有四千餘人，皆小乘學，法則齊整。
（于阗國）其國豐樂，人民殷盛，盡皆奉法，以法樂相娛。
衆僧乃數萬人，多大乘學。
（子合國）國王精進，有千餘僧，多大乘學。
（竭義國）有千餘僧，盡小乘學。
據此可知當時佛教在塔裡木盆地，已經獲得了廣大的信徒，特别在于阗，僧侶之數多至萬餘。
又從“諸國俗人及沙門，盡行天竺法”一語看來，則這裡的佛教信徒又不僅限于僧侶，而是在一般的俗人中，也建立了普遍的信仰。
同時，從“出家人皆習天竺書、天竺語”一語看來，則當時的天竺語文，已經成為這個盆地的通行語文了。
跟着佛教信仰和文化的東漸，佛教的藝術也傳到這個盆地。
據《佛國記》所載：當時于阗國“人民星居，家家門前皆起小塔，最小者可高二丈許。
”佛寺之多，小者不算，大者十四。
其最大寺院曰“瞿摩帝，是大乘寺，三千僧其犍槌食。
”又“有僧伽藍，名王新寺，作來80年，經三王方成，可高二十五丈，雕文刻镂，金銀覆上，衆寶合成。
塔後作佛堂，莊嚴妙好，梁柱戶扇窗牖，皆以金薄。
别作僧房，亦嚴麗整飾，非言可盡。
”此外，對于佛像及諸天侍從的塑像，“皆金銀雕瑩”這些佛塔寺廟的建築樣式和佛像的雕刻，正是佛教藝術的精髓。
這種佛教藝術，不僅存在于于阗，而是普遍存在于塔裡木盆地諸國。
《晉書·西域傳》謂龜茲城内“有佛塔廟千所”，可以想見一斑。
由此可知，自3世紀初至5世紀這二個世紀中，佛教的信仰及其文化、藝術，已經掩襲這個盆地，成為這個盆地的人民之主要的精神生活和知識源泉。
而待到南北朝、隋、唐時期，佛教遂成為中原地區人民之普遍的信仰。
三 魏、晉時代塔裡木盆地諸國的兼并及其生活，已如上述。
現在要說明的，是這一時代這個盆地的諸國家和内地的關系。
《三國志·魏書》卷二《文帝紀》雲： （黃初三年）二月，鄯善、龜茲、于阗王各遣使奉獻。
诏曰：“西戎即叙，氐、羌來王，《詩》、《書》美之。
頃者，西域外夷并款塞内附，其遣使者撫勞之。
”是後西域遂通，置戊己校尉。
據此，則曹魏初年的勢力又曾一度伸入塔裡木盆地，并再建其統治。
唯曹魏在這個盆地的統治繼續到什麼時候，不得而知。
但明帝時，焉耆、車師後部、乃至大月氏，皆曾遣使朝貢，則為史籍所載。
《魏書·明帝紀》雲： （太和元年十月）焉耆王遣子入侍。
（太和三年十二月）大月氏王波調遣使奉獻，以調為親魏大月氏王。
又《魏略》雲： （車師後部）王治于賴城，魏賜其王壹多雜守魏侍中，号大都尉，受魏王印[4]。
這段記載，至少可以證明3世紀初中原和塔裡木盆地乃至中央亞細亞的某些國家，尚保有名義上之隸屬關系。
但從此以後，迄于東晉前期的一百餘年中，西域的消息不見于中國的史乘。
直到4世紀中葉的東晉康帝和穆帝時代，又才見有西域諸國向中原王朝的邊疆官吏貢獻的紀錄。
《晉書》卷八十六《張駿傳》雲： 西域諸國獻汗血馬、火浣布、犎牛、孔雀、巨象及諸珍異二百餘品。
按汗血馬出大宛[5]；火浣布出大秦[6]；犎牛，孔雀，巨象出罽賓[7]；其他諸珍，則來自西域其他各國。
由此，可知當4世紀中葉，中原與塔裡木盆地及蔥嶺以西諸國，遠至大秦，尚有往來。
不久以後，張駿便有遠征塔裡木盆地之舉，而東晉的軍隊又出現于于阗與焉耆，《晉書》卷七《康帝紀》雲： （建元）二年（344）春正月，張駿遣其将和、謝艾讨南羌于阗和，大破之。
《晉書》卷八《穆帝紀》雲： （永和元年）（345）冬十二月，涼州牧張駿伐焉耆，降之。
張駿的遠征軍，勝利地征服了鄯善、車師前部、焉耆、龜茲及于阗，再建塔裡木盆地的統治。
《晉書》卷八十六《張駿傳》亦雲： （駿）使其将楊宣率衆越流沙，伐龜茲、鄯善，于是西域并降。
鄯善王元孟獻女，号曰美人，立賓遐觀以處之。
焉耆（車師）前部、于阗王并遣使貢方物。
據史籍所載，張駿之遠征西域，其動機系應西域長史李柏的請求。
《晉書》卷八十六《張駿傳》雲： 西域長史李柏請擊叛将趙貞，為貞所敗。
又雲： 初，戊己校尉趙貞不附于駿，至是，駿擊擒之，以其地為高昌郡。
從這個簡單的紀錄，我們可以看出，張駿遠征西域之前，中原王朝在塔裡木盆地尚駐有戊己校尉、長史，因而證明了在4世紀中葉以前，中原王朝在這個盆地的統治并未消滅，不管他們統治的地方有多大。
關于李柏的史料，晚近由日人橘瑞超在羅布淖爾北古城廢址，已有所發現，計表文一通，書稿三通。
一 尚書 臣柏言焉耆王
（夷國）僧亦有四千餘人，皆小乘學，法則齊整。
（于阗國）其國豐樂，人民殷盛，盡皆奉法，以法樂相娛。
衆僧乃數萬人，多大乘學。
（子合國）國王精進，有千餘僧，多大乘學。
（竭義國）有千餘僧，盡小乘學。
據此可知當時佛教在塔裡木盆地，已經獲得了廣大的信徒，特别在于阗，僧侶之數多至萬餘。
又從“諸國俗人及沙門，盡行天竺法”一語看來，則這裡的佛教信徒又不僅限于僧侶，而是在一般的俗人中，也建立了普遍的信仰。
同時，從“出家人皆習天竺書、天竺語”一語看來，則當時的天竺語文，已經成為這個盆地的通行語文了。
跟着佛教信仰和文化的東漸，佛教的藝術也傳到這個盆地。
據《佛國記》所載：當時于阗國“人民星居，家家門前皆起小塔，最小者可高二丈許。
”佛寺之多，小者不算，大者十四。
其最大寺院曰“瞿摩帝，是大乘寺，三千僧其犍槌食。
”又“有僧伽藍，名王新寺，作來80年，經三王方成，可高二十五丈，雕文刻镂，金銀覆上，衆寶合成。
塔後作佛堂，莊嚴妙好，梁柱戶扇窗牖，皆以金薄。
别作僧房，亦嚴麗整飾，非言可盡。
”此外，對于佛像及諸天侍從的塑像，“皆金銀雕瑩”這些佛塔寺廟的建築樣式和佛像的雕刻，正是佛教藝術的精髓。
這種佛教藝術，不僅存在于于阗，而是普遍存在于塔裡木盆地諸國。
《晉書·西域傳》謂龜茲城内“有佛塔廟千所”，可以想見一斑。
由此可知，自3世紀初至5世紀這二個世紀中，佛教的信仰及其文化、藝術，已經掩襲這個盆地，成為這個盆地的人民之主要的精神生活和知識源泉。
而待到南北朝、隋、唐時期，佛教遂成為中原地區人民之普遍的信仰。
三 魏、晉時代塔裡木盆地諸國的兼并及其生活，已如上述。
現在要說明的，是這一時代這個盆地的諸國家和内地的關系。
《三國志·魏書》卷二《文帝紀》雲： （黃初三年）二月，鄯善、龜茲、于阗王各遣使奉獻。
诏曰：“西戎即叙，氐、羌來王，《詩》、《書》美之。
頃者，西域外夷并款塞内附，其遣使者撫勞之。
”是後西域遂通，置戊己校尉。
據此，則曹魏初年的勢力又曾一度伸入塔裡木盆地，并再建其統治。
唯曹魏在這個盆地的統治繼續到什麼時候，不得而知。
但明帝時，焉耆、車師後部、乃至大月氏，皆曾遣使朝貢，則為史籍所載。
《魏書·明帝紀》雲： （太和元年十月）焉耆王遣子入侍。
（太和三年十二月）大月氏王波調遣使奉獻，以調為親魏大月氏王。
又《魏略》雲： （車師後部）王治于賴城，魏賜其王壹多雜守魏侍中，号大都尉，受魏王印[4]。
這段記載，至少可以證明3世紀初中原和塔裡木盆地乃至中央亞細亞的某些國家，尚保有名義上之隸屬關系。
但從此以後，迄于東晉前期的一百餘年中，西域的消息不見于中國的史乘。
直到4世紀中葉的東晉康帝和穆帝時代，又才見有西域諸國向中原王朝的邊疆官吏貢獻的紀錄。
《晉書》卷八十六《張駿傳》雲： 西域諸國獻汗血馬、火浣布、犎牛、孔雀、巨象及諸珍異二百餘品。
按汗血馬出大宛[5]；火浣布出大秦[6]；犎牛，孔雀，巨象出罽賓[7]；其他諸珍，則來自西域其他各國。
由此，可知當4世紀中葉，中原與塔裡木盆地及蔥嶺以西諸國，遠至大秦，尚有往來。
不久以後，張駿便有遠征塔裡木盆地之舉，而東晉的軍隊又出現于于阗與焉耆，《晉書》卷七《康帝紀》雲： （建元）二年（344）春正月，張駿遣其将和、謝艾讨南羌于阗和，大破之。
《晉書》卷八《穆帝紀》雲： （永和元年）（345）冬十二月，涼州牧張駿伐焉耆，降之。
張駿的遠征軍，勝利地征服了鄯善、車師前部、焉耆、龜茲及于阗，再建塔裡木盆地的統治。
《晉書》卷八十六《張駿傳》亦雲： （駿）使其将楊宣率衆越流沙，伐龜茲、鄯善，于是西域并降。
鄯善王元孟獻女，号曰美人，立賓遐觀以處之。
焉耆（車師）前部、于阗王并遣使貢方物。
據史籍所載，張駿之遠征西域，其動機系應西域長史李柏的請求。
《晉書》卷八十六《張駿傳》雲： 西域長史李柏請擊叛将趙貞，為貞所敗。
又雲： 初，戊己校尉趙貞不附于駿，至是，駿擊擒之，以其地為高昌郡。
從這個簡單的紀錄，我們可以看出，張駿遠征西域之前，中原王朝在塔裡木盆地尚駐有戊己校尉、長史，因而證明了在4世紀中葉以前，中原王朝在這個盆地的統治并未消滅，不管他們統治的地方有多大。
關于李柏的史料，晚近由日人橘瑞超在羅布淖爾北古城廢址，已有所發現，計表文一通，書稿三通。
一 尚書 臣柏言焉耆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