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中原人民反對鞑靼統治者的鬥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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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亂。
在河北，則有彌勒白蓮教之亂，在江南則有群盜蜂起。
四 彌漫黃河南北的“彌勒、白蓮教匪” 普遍的叛亂，是當時漢族人民用以回答鞑靼虐政的唯一方式。
在黃河流域之“彌勒、白蓮教匪”與在長江流域之“江南群盜”，于是同時并起。
考彌勒教與白蓮教，原為兩種不同的佛教宗派。
前者的發生，遠在唐代。
他是附會隋代彌勒的兜率淨土及其再降來生的佛傳發生出來的一種秘密結社，經隋、唐、五代以至北宋，以“摩尼、明尊教”之名而流行于福建、兩浙、江西之間。
後者，則是在南宋初期，随着彌勒淨土思潮與天台識法的合流而發生出來的一種禁欲主義的淨業團體。
從其教團的性質看來，是半僧半俗的一種“優婆塞宗門”。
這種以忏悔為消除罪孽的教派經過宋代二百餘年的多難時期，而獲得更大的發展。
自從喇嘛教借元代政權之力，成為支配種族的宗教以後，于是彌勒教與白蓮教都遭到殘酷的迫害，而成為被壓迫的宗派。
為了對抗喇嘛教的獨裁起見，于是前者與後者便混而為一，合組彌勒白蓮教。
到元末大叛亂的時代，他們甚至與中國土生的道教，亦取得一緻的步調。
這種教派的合流，不是偶然的，而正是表現漢族人民在反對鞑靼統治的鬥争中之統一團結的民族精神。
彌勒白蓮教，從其禁止肉食及允許結婚的教條看來，它是一種适合于吸收貧苦農民的宗教。
它們以“念佛五聲”反對喇嘛教之“十念往生”：以彌勒佛再世，抵抗喇嘛教之釋迦佛的治世。
他們企圖以打擊釋迦佛者打擊其信奉人，所以倡為“釋迦佛衰，彌勒佛治世”之說，以減低漢人對喇嘛教之信仰，并從而把漢人團結在“彌勒佛再生”的信念之上。
它宣傳天國的改造，釋迦與彌勒的遞嬗，會影響到人間的鼎革，漢人将因彌勒佛再世，而脫離信奉釋迦佛的鞑靼人之奴役和貧困。
它給與被壓迫的人民以一個新的希望，新的刺激，使他們為着這個希望而奮鬥。
所以彌勒白蓮教很快就深入民間，成為當時在鞑靼壓榨下的窮苦的和離散的漢族人民之宗教。
正因為彌勒白蓮教是一種被壓迫種族自己的宗教，所以終元代之世，它即被鞑靼統治者視為仇敵，而命之以“教匪”或“妖賊”之名。
他的教徒曾經遭受過殘酷的刑戮和特殊的法律裁判。
自從世祖統一中國之後，這種教會即被禁止。
《通制條格》卷二八雲：“至元十八年三月&hellip&hellip照得江南見有白蓮會等名目，《五公符》、《推背圖》、血盆及應合禁斷天文圖書，一切左道亂世之術，拟合禁斷。
”[16]到武宗時，又重申禁令。
《元史》卷二十二《武宗本紀》雲：至大元年五月“丙子，禁白蓮社，毀其祠宇，以其人還隸民籍。
”《通制條格》卷二九錄其诏敕，其中有雲：“建甯路等處，有妻室孩兒每的一枝兒白蓮道人名字的人，蓋着寺，多聚着男子婦人，夜聚明散，佯修善事，扇惑人衆，作鬧行有。
&hellip&hellip将應有的白蓮堂舍拆毀了，他每的塑畫的神像，本處有的寺院裡教放着。
那道人每發付原籍，教各管官司依舊收系當差。
以後若不改的人每根底，重要罪過。
”[17] 隻有在仁宗時代曾經一時解禁。
但到了英宗時代，又再頒禁令。
《元史》卷二十八《英宗本紀》雲：至治二年閏五月“癸卯，禁白蓮佛事。
”今文不見《元典章》及《通制條格》，不知禁到何種程度。
總之，在元朝一代，彌勒、白蓮教都是被壓迫的宗教。
但它卻能勝利地開辟自己的道路，甚至種種淩虐反而幫助他們的勝利。
這種勝利，無疑的是當時曆史的條件所給予的。
大批失掉土地和因高利貸之剝削而沒其妻子的人民，他們都一齊團結在這個教會的周圍，用忏悔來洗淨他們的罪孽。
等到教徒衆多了，于是他們使用鬥争來打倒釋迦佛信徒的統治，迎接彌勒佛的再生。
叛亂終于在彌勒白蓮教的領導之下爆發了。
當叛亂最初爆發的時候，元代政府，即用武裝鎮壓。
《元史》卷一四八《董俊傳》雲：“深、冀間妖人惑衆，圖為不軌，連逮者數萬人。
”又卷二十九《泰定帝本紀》雲：“息州民趙醜厮、郭菩薩妖言，彌勒佛當有天下，有司以聞，命宗正府、刑部、樞密院、禦史台及河南行省雜鞫之。
” 但是随着鞑靼統治者的武裝鎮壓之強化，這種以宗教為旗幟的叛亂，反而向四方八面展開，而且與長江以南的所謂江南群盜混而為一。
關于彌勒、白蓮教匪的叛亂，在元代史不絕書。
如： 至元元年（1264），“鳳翔府龍泉寺僧超過等謀亂遇赦，沒其财，羁管京兆僧司。
”（《元史》卷五《世祖本紀》） 至元七年（1270），郭侃“改白馬令，僧臧羅漢與彰德趙當驢反，又平之。
”（卷一四九《郭侃傳》） 至元十一年（1274），“符寶郎董文忠言：&lsquo比聞益都、彰德妖人繼發，其按察司、達魯花赤及社長不能禁止，宜令連坐。
&rsquo诏行之。
”（卷八《世祖本紀》） 至元十一年（1274），“（蒙古軍）至鎮江，焦山寺主僧誘居民叛。
丞相阿術既誅其魁，欲盡坑其徒，焦德裕谏止之。
”（卷一五三《焦德裕傳》） 元世祖至元十四年（1277），“都昌妖賊杜辛一（或杜萬一）僭号、倡亂，行台檄（商）琥按問，械系脅從者盈獄。
”（卷一五九《商挺傳》） 至治元年（1321），“周至縣僧圓明作亂，遣樞密院判官章台督兵捕之。
”（卷二七《英宗本紀》） 至元三年（1337）四月，“合州大足縣民韓法師反，自稱南朝趙王。
&hellip&hellip惠州歸善縣民聶秀卿、譚景山等，造軍器，拜戴甲定光佛，與朱光卿相結為亂。
”（《元史》卷三九《順帝本紀》） 此外如至元二十年（1283）建甯路有“頭陀軍”之叛。
（卷十二《世祖本紀》）二十二年，西川有趙和尚之叛。
（卷十三《世祖本紀》）元貞元年，荊南有僧晉昭之叛。
（卷十八《成宗本紀》）同年，平陰有妖女子劉金蓮之叛。
（卷一六八《陳天祥傳》）大德四年廣西有高仙道之叛。
（卷一三七《察罕傳》）八年，汝甯有李曹驢之天書惑衆。
這些叛亂，有些尚在組織之中，即被破獲；有些則是在已經發展為群衆運動以後，終遭撲滅。
他們之中，或以佛教為旗幟，如頭陀軍、趙和尚、僧晉昭等；或以道教為旗幟，如劉金蓮、高仙道、李曹驢等。
不管他們是佛教或道教，而其在形式上帶有濃厚的宗教色彩，在本質上之同為種族革命，則是無可置疑的。
五 相挺而起的“江南群盜” 與以上彌勒、白蓮教匪及其他妖賊的叛亂幾乎是平行發展的，還有長江以南的所謂“江南群盜”的叛亂。
這種叛亂和前者一樣，也與鞑靼在中原的政權是相與始終的。
江南群盜的叛亂，雖表現為多樣的形式，但一般地說來，和北方的叛亂之組織在彌勒、白蓮教中一樣，江南群盜的叛亂則大多數組織在道教之中。
因為前者是中國化了的佛教，而後者則是中國土生的宗教，所以他們同樣成為中國人民種族鬥争的武器。
道教不僅是中國土生的宗教，而且是中國農民的宗教。
因為他是土生的宗教，所以他往往成為種族鬥争的工具。
每當漢族政權感到威脅時，如在南朝，在宋代，道教都為當時統治者所信奉。
反之，在北朝，在元代，道教都遭受摧毀。
元代曾下令：“應有收藏道家一切經文&hellip&hellip分付與差去官眼同焚毀，更觀院裡畫着的，石碑上刻着的，八十一化圖盡行除毀了者。
” 在另一方面，因為道教是中國農民的宗教，所以他在中國廣大的農村中，早已獲得鞏固的地盤，因而他又往往成為農民叛亂的旗幟。
即因如此，所以元代政府雖然焚毀道教經典，但決不能從每一個農民心理上，去掉其傳統的信仰。
尤其道教經宋代政府尊崇以後，更加深了他加于人民的影響。
随着宋代種族政權之南渡，而道教在江南，也獲得了廣大的傳播。
所以在元朝，江南叛亂的組織者，多有造作天書、符箓、咒語、預言、奇迹等，以煽動貧苦的人民，借焚香、拜神、建醮、治病，以進行組織工作，終于煽起了廣大的叛亂。
本來，在元代初葉，亦即當鞑靼對江南的統治尚未鞏固，江南人民對趙宋的印象還甚深刻的時候，長沙以南曾有不少以複興趙宋為口号而煽起的叛亂，如1279年蕲州傅高的叛亂，1278年湖南制置張烈良的叛亂和1283年建甯路總管黃華的叛亂，1285年西川趙和尚的叛亂，乃至1337年四川韓法師的叛亂[18]，但當其組織叛亂的時候，大多數還是隐蔽在宗教的外衣之中，以後随着鞑靼統治在中原之鞏固，于是公開的種族主義的号召，已經成為不可能，而使叛亂轉入帶有濃厚宗教色彩的形式。
因而道教遂應運而出，擔負起這種叛亂組織的任務。
除了宗教叛亂以外，還有一種赤裸裸以生活資料的獲得為目的之叛亂。
這些叛亂的首領，多自稱為大老、大撩，或以數目字為名号。
這種形式的叛亂，在江南到處發生。
總之長江以南，終元之世，皆成為叛亂的淵薮。
即在鞑靼全盛的時代，也沒有停止過。
據《元史》卷十四《世祖本紀》記桑哥、玉速帖木兒之言曰：“江南歸附十年，盜賊迄今未靖&hellip&hellip”又卷十五《世祖本紀》記玉呂魯奏雲：“江南盜賊凡四百餘處，宜選将讨之。
” 江南群盜的叛亂，可分為三個時期。
第一個時期，從至元十一年（1274）到至元十六年（1279）。
在這一時代，正是抗擊鞑靼的鬥争。
據《元史》卷一五三《焦德裕傳》，至元十一年，在鎮江焦山寺則有主僧之叛；卷一三一《奧魯赤傳》至元十八年，在湖南，則有周龍、張虎等之叛；卷十《世祖本紀》，至元十五年，在處州則有張三八、章焱、季文龍之叛，在江南則有“土寇竊發”。
卷一五三《賈
在河北，則有彌勒白蓮教之亂，在江南則有群盜蜂起。
四 彌漫黃河南北的“彌勒、白蓮教匪” 普遍的叛亂，是當時漢族人民用以回答鞑靼虐政的唯一方式。
在黃河流域之“彌勒、白蓮教匪”與在長江流域之“江南群盜”，于是同時并起。
考彌勒教與白蓮教，原為兩種不同的佛教宗派。
前者的發生，遠在唐代。
他是附會隋代彌勒的兜率淨土及其再降來生的佛傳發生出來的一種秘密結社，經隋、唐、五代以至北宋，以“摩尼、明尊教”之名而流行于福建、兩浙、江西之間。
後者，則是在南宋初期，随着彌勒淨土思潮與天台識法的合流而發生出來的一種禁欲主義的淨業團體。
從其教團的性質看來，是半僧半俗的一種“優婆塞宗門”。
這種以忏悔為消除罪孽的教派經過宋代二百餘年的多難時期，而獲得更大的發展。
自從喇嘛教借元代政權之力，成為支配種族的宗教以後，于是彌勒教與白蓮教都遭到殘酷的迫害，而成為被壓迫的宗派。
為了對抗喇嘛教的獨裁起見，于是前者與後者便混而為一，合組彌勒白蓮教。
到元末大叛亂的時代，他們甚至與中國土生的道教，亦取得一緻的步調。
這種教派的合流，不是偶然的，而正是表現漢族人民在反對鞑靼統治的鬥争中之統一團結的民族精神。
彌勒白蓮教，從其禁止肉食及允許結婚的教條看來，它是一種适合于吸收貧苦農民的宗教。
它們以“念佛五聲”反對喇嘛教之“十念往生”：以彌勒佛再世，抵抗喇嘛教之釋迦佛的治世。
他們企圖以打擊釋迦佛者打擊其信奉人，所以倡為“釋迦佛衰，彌勒佛治世”之說，以減低漢人對喇嘛教之信仰，并從而把漢人團結在“彌勒佛再生”的信念之上。
它宣傳天國的改造，釋迦與彌勒的遞嬗，會影響到人間的鼎革，漢人将因彌勒佛再世，而脫離信奉釋迦佛的鞑靼人之奴役和貧困。
它給與被壓迫的人民以一個新的希望，新的刺激，使他們為着這個希望而奮鬥。
所以彌勒白蓮教很快就深入民間，成為當時在鞑靼壓榨下的窮苦的和離散的漢族人民之宗教。
正因為彌勒白蓮教是一種被壓迫種族自己的宗教，所以終元代之世，它即被鞑靼統治者視為仇敵，而命之以“教匪”或“妖賊”之名。
他的教徒曾經遭受過殘酷的刑戮和特殊的法律裁判。
自從世祖統一中國之後，這種教會即被禁止。
《通制條格》卷二八雲：“至元十八年三月&hellip&hellip照得江南見有白蓮會等名目，《五公符》、《推背圖》、血盆及應合禁斷天文圖書，一切左道亂世之術，拟合禁斷。
”[16]到武宗時，又重申禁令。
《元史》卷二十二《武宗本紀》雲：至大元年五月“丙子，禁白蓮社，毀其祠宇，以其人還隸民籍。
”《通制條格》卷二九錄其诏敕，其中有雲：“建甯路等處，有妻室孩兒每的一枝兒白蓮道人名字的人，蓋着寺，多聚着男子婦人，夜聚明散，佯修善事，扇惑人衆，作鬧行有。
&hellip&hellip将應有的白蓮堂舍拆毀了，他每的塑畫的神像，本處有的寺院裡教放着。
那道人每發付原籍，教各管官司依舊收系當差。
以後若不改的人每根底，重要罪過。
”[17] 隻有在仁宗時代曾經一時解禁。
但到了英宗時代，又再頒禁令。
《元史》卷二十八《英宗本紀》雲：至治二年閏五月“癸卯，禁白蓮佛事。
”今文不見《元典章》及《通制條格》，不知禁到何種程度。
總之，在元朝一代，彌勒、白蓮教都是被壓迫的宗教。
但它卻能勝利地開辟自己的道路，甚至種種淩虐反而幫助他們的勝利。
這種勝利，無疑的是當時曆史的條件所給予的。
大批失掉土地和因高利貸之剝削而沒其妻子的人民，他們都一齊團結在這個教會的周圍，用忏悔來洗淨他們的罪孽。
等到教徒衆多了，于是他們使用鬥争來打倒釋迦佛信徒的統治，迎接彌勒佛的再生。
叛亂終于在彌勒白蓮教的領導之下爆發了。
當叛亂最初爆發的時候，元代政府，即用武裝鎮壓。
《元史》卷一四八《董俊傳》雲：“深、冀間妖人惑衆，圖為不軌，連逮者數萬人。
”又卷二十九《泰定帝本紀》雲：“息州民趙醜厮、郭菩薩妖言，彌勒佛當有天下，有司以聞，命宗正府、刑部、樞密院、禦史台及河南行省雜鞫之。
” 但是随着鞑靼統治者的武裝鎮壓之強化，這種以宗教為旗幟的叛亂，反而向四方八面展開，而且與長江以南的所謂江南群盜混而為一。
關于彌勒、白蓮教匪的叛亂，在元代史不絕書。
如： 至元元年（1264），“鳳翔府龍泉寺僧超過等謀亂遇赦，沒其财，羁管京兆僧司。
”（《元史》卷五《世祖本紀》） 至元七年（1270），郭侃“改白馬令，僧臧羅漢與彰德趙當驢反，又平之。
”（卷一四九《郭侃傳》） 至元十一年（1274），“符寶郎董文忠言：&lsquo比聞益都、彰德妖人繼發，其按察司、達魯花赤及社長不能禁止，宜令連坐。
&rsquo诏行之。
”（卷八《世祖本紀》） 至元十一年（1274），“（蒙古軍）至鎮江，焦山寺主僧誘居民叛。
丞相阿術既誅其魁，欲盡坑其徒，焦德裕谏止之。
”（卷一五三《焦德裕傳》） 元世祖至元十四年（1277），“都昌妖賊杜辛一（或杜萬一）僭号、倡亂，行台檄（商）琥按問，械系脅從者盈獄。
”（卷一五九《商挺傳》） 至治元年（1321），“周至縣僧圓明作亂，遣樞密院判官章台督兵捕之。
”（卷二七《英宗本紀》） 至元三年（1337）四月，“合州大足縣民韓法師反，自稱南朝趙王。
&hellip&hellip惠州歸善縣民聶秀卿、譚景山等，造軍器，拜戴甲定光佛，與朱光卿相結為亂。
”（《元史》卷三九《順帝本紀》） 此外如至元二十年（1283）建甯路有“頭陀軍”之叛。
（卷十二《世祖本紀》）二十二年，西川有趙和尚之叛。
（卷十三《世祖本紀》）元貞元年，荊南有僧晉昭之叛。
（卷十八《成宗本紀》）同年，平陰有妖女子劉金蓮之叛。
（卷一六八《陳天祥傳》）大德四年廣西有高仙道之叛。
（卷一三七《察罕傳》）八年，汝甯有李曹驢之天書惑衆。
這些叛亂，有些尚在組織之中，即被破獲；有些則是在已經發展為群衆運動以後，終遭撲滅。
他們之中，或以佛教為旗幟，如頭陀軍、趙和尚、僧晉昭等；或以道教為旗幟，如劉金蓮、高仙道、李曹驢等。
不管他們是佛教或道教，而其在形式上帶有濃厚的宗教色彩，在本質上之同為種族革命，則是無可置疑的。
五 相挺而起的“江南群盜” 與以上彌勒、白蓮教匪及其他妖賊的叛亂幾乎是平行發展的，還有長江以南的所謂“江南群盜”的叛亂。
這種叛亂和前者一樣，也與鞑靼在中原的政權是相與始終的。
江南群盜的叛亂，雖表現為多樣的形式，但一般地說來，和北方的叛亂之組織在彌勒、白蓮教中一樣，江南群盜的叛亂則大多數組織在道教之中。
因為前者是中國化了的佛教，而後者則是中國土生的宗教，所以他們同樣成為中國人民種族鬥争的武器。
道教不僅是中國土生的宗教，而且是中國農民的宗教。
因為他是土生的宗教，所以他往往成為種族鬥争的工具。
每當漢族政權感到威脅時，如在南朝，在宋代，道教都為當時統治者所信奉。
反之，在北朝，在元代，道教都遭受摧毀。
元代曾下令：“應有收藏道家一切經文&hellip&hellip分付與差去官眼同焚毀，更觀院裡畫着的，石碑上刻着的，八十一化圖盡行除毀了者。
” 在另一方面，因為道教是中國農民的宗教，所以他在中國廣大的農村中，早已獲得鞏固的地盤，因而他又往往成為農民叛亂的旗幟。
即因如此，所以元代政府雖然焚毀道教經典，但決不能從每一個農民心理上，去掉其傳統的信仰。
尤其道教經宋代政府尊崇以後，更加深了他加于人民的影響。
随着宋代種族政權之南渡，而道教在江南，也獲得了廣大的傳播。
所以在元朝，江南叛亂的組織者，多有造作天書、符箓、咒語、預言、奇迹等，以煽動貧苦的人民，借焚香、拜神、建醮、治病，以進行組織工作，終于煽起了廣大的叛亂。
本來，在元代初葉，亦即當鞑靼對江南的統治尚未鞏固，江南人民對趙宋的印象還甚深刻的時候，長沙以南曾有不少以複興趙宋為口号而煽起的叛亂，如1279年蕲州傅高的叛亂，1278年湖南制置張烈良的叛亂和1283年建甯路總管黃華的叛亂，1285年西川趙和尚的叛亂，乃至1337年四川韓法師的叛亂[18]，但當其組織叛亂的時候，大多數還是隐蔽在宗教的外衣之中，以後随着鞑靼統治在中原之鞏固，于是公開的種族主義的号召，已經成為不可能，而使叛亂轉入帶有濃厚宗教色彩的形式。
因而道教遂應運而出，擔負起這種叛亂組織的任務。
除了宗教叛亂以外，還有一種赤裸裸以生活資料的獲得為目的之叛亂。
這些叛亂的首領，多自稱為大老、大撩，或以數目字為名号。
這種形式的叛亂，在江南到處發生。
總之長江以南，終元之世，皆成為叛亂的淵薮。
即在鞑靼全盛的時代，也沒有停止過。
據《元史》卷十四《世祖本紀》記桑哥、玉速帖木兒之言曰：“江南歸附十年，盜賊迄今未靖&hellip&hellip”又卷十五《世祖本紀》記玉呂魯奏雲：“江南盜賊凡四百餘處，宜選将讨之。
” 江南群盜的叛亂，可分為三個時期。
第一個時期，從至元十一年（1274）到至元十六年（1279）。
在這一時代，正是抗擊鞑靼的鬥争。
據《元史》卷一五三《焦德裕傳》，至元十一年，在鎮江焦山寺則有主僧之叛；卷一三一《奧魯赤傳》至元十八年，在湖南，則有周龍、張虎等之叛；卷十《世祖本紀》，至元十五年，在處州則有張三八、章焱、季文龍之叛，在江南則有“土寇竊發”。
卷一五三《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