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初年黃河南北的義軍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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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城，周匝四裡，又作大寨七裡，環繞之，戰禦之具稍備，民之願來依者凡萬餘人。
維忠選強壯充兵，韭山之勢，巍然而立，外百餘，群山統之。
” 此外，在遼州則有韋忠佺、宋用臣、馮賽，“自軍興，即與徒保聚山谷，數與金人戰”。
并向政府“乞兵渡河”。
（《系年要錄》卷三六）在陝西則有丹山寨，“金人所命知慈州劉度破丹州（宜川）義士孫韓于山寨，降其卒三十人，盡殺之”。
（同上卷六六）在湖北則有均州山水寨，“武翼郎知均州武钜，築山水寨，結土豪起義軍，自為攻守計，不借朝廷軍需刍粟等”。
[16] 六 黃河以北的“義士”與太行山上的“紅巾” 除山水諸寨以外，當時黃河以北義士民兵之揭竿而起以抗金禦侮者，亦前仆後繼，接踵而起。
如洺州義士趙士晤，曾聚民軍數萬，攻破金兵于洺州，殺死投降金軍的守臣王麟。
[17]易州義士劉裡忙，曾集南北忠義之士萬餘人，襲擊金人于易州。
[18]獲鹿義士張龔曾與五馬山馬擴、趙邦傑結合，先後克複真定、燕山。
[19]玉田義士楊浩，于建炎元年入玉田山中，與北僧智和禅師聚衆萬人，企圖“橫行虜中，決報大仇”。
[20]和州義士龔楫，以家僮百餘人及鄉人二千餘襲破金兵萬人于新塘。
[21]興元義士王庶集興元諸縣良家子弟号曰義士，以各縣縣令為軍正，以壯士為軍副，聚衆禦敵。
[22]此外，如河州民軍尤為勇敢。
據《系年要錄》卷一九七雲：“金合兵萬餘圍河州，城中百姓計曰：&lsquo前日之民南歸者，金盡屠脍，我脫之，即一甯河也（甯河寨名，金人屠之）豈有全理？不如告谕城中父老，相與死守，猶有千一活。
&rsquo即籍定戶口，男子升城，女子供饋，郡有木浮圖，高數百尺，衆因撤木為碾械。
&hellip&hellip居三日，賊退。
” 像以上這些義士的起義，雖然都是激于義憤，以取快于一時，而沒有計劃地去支持并擴展他們的鬥争，但由此亦足見當時人民敵忾之一斑。
此外，南宋初年，北方的人民，又多到處結為“紅巾”，攻城陷邑，皆奉建炎年号，為金人所痛恨。
當時山西、河北、山東皆有“紅巾”。
山西的紅巾，據《中興小紀》卷二所載：“時河東之民心懷本朝，所在結為紅巾，出攻城邑，皆用建炎年号。
見有脫身南歸者，往往助以衣糧，且言：&lsquo隻俟天兵過河，亦不須多，當借聲勢盡執敵人戮之。
&rsquo金衆之在河東者，稍稍遷以北去。
金之兵械，亦不甚精；但心協力齊，奮不顧死，故多取勝。
然河東與習熟，略無所懼。
是年于澤潞之間，劫左副元帥尼雅滿寨，幾複之；故金捕紅巾甚急，然不能得其真，則捉平民以塞責。
有舉村被害者，故強壯者多奔以逃命，而紅巾愈盛矣。
” 河北的紅巾，據《宋史》卷四四九《魏行可傳》雲：“魏行可&hellip&hellip充河北金人軍前通問使，仍命兼河北、京畿撫谕使。
時河北紅巾賊甚衆，行可始懼為所攻，既而見使旌，皆引去。
” 由此可見當時紅巾在山西、河北一帶，具有很大的力量。
照“金人捕紅巾甚急，然不能得其真”一語看來，他們的組織，似乎很嚴密。
又從金軍通問使“懼為所攻”看來，則當時紅巾之反對妥協投降，又可想見。
又據《中興禦侮錄》卷下有雲：“紅巾蟠結山東”，是山東亦有紅巾。
紅巾的根據地，大概在太行、中條兩山之中。
據《系年要錄》所載：金人曾“招降太行紅巾首領齊實、武淵、賈敢等，送于宗維，盡殺之于獄。
”（卷四七）又雲：“又報河東北中條山一帶，不放人入山，恐藏紅巾。
” 可惜宋朝政府竟以紅巾為盜賊，而不譽播赦文。
實際上誠為禦史中承許翰所奏：“臣聞西北之民，人人相語曰：&lsquo吾屬與其為虜，則南相作賊，死且為中原鬼，使三鎮之衆，發憤怨怼，人人為寇，攘作小變也。
&rsquo”[23]又如《北盟會編》所雲：“馬率麾下五百人沿路轉河朔，皆大盜據要險，馬每至，辄單騎詣其寨，谕以信王請兵之意，且與結約同效忠義，盜皆踴躍欣從。
”（卷一一六） 總而言之，當時黃河南北的義軍，有各種各樣的旗幟，如忠義巡社、山寨、水寨、義士、民兵乃至紅巾等，他們的旗幟雖然不同，而其襲擊金人，保衛祖國的精神，則是相同的。
當時義軍的數目，雖無法統計，但即以太行山一處而論，已有數十萬人，合計其他各地的義軍，當在百萬以上。
唯此起彼仆，不能保持長久。
但他們對于牽制金人的南進，卻盡了不少的力量。
可惜他們本身既無一定的組織與計劃，而又不為朝廷所重視，以緻結果，或則自動解散，或則為金人所消滅。
雖然，當金主亮大舉南侵之時，河北、山東一帶的義民又到處蜂起以乘其後，如大名之王友直，東平之耿京，山東之李寶、王世隆、趙開，淮北之崔唯夫、董臻，都先後起義，卒使金人不能得逞于江南。
這些不顧生死以捍衛民族國家的忠義之士，都是今日中國民族兒女最好的榜樣。
（重慶《中蘇文化》第八卷第五期，1941年5月20日出版） 注解： [1] 《大金國志》卷四。
[2] 《大金國志》卷四。
[3] 《宋史·李綱傳》。
[4] 《三朝北盟會編》卷七四。
[5] 《三朝北盟會編》卷一〇八。
[6] 《宋史·宗澤傳》。
[7] 《宋史·宗澤傳》。
[8] 《宋史·高宗本紀》。
[9] 《宋史·宗澤傳》，《三朝北盟會編》卷二五引此疏甚詳。
[10] 《宋史·宗澤傳》。
[11] 《大金國志》卷十一。
[12] 張浚：《中興備覽議》。
[13] 熊克：《中興小紀》卷十九。
[14] 《宋史·韓世忠傳》。
[15] 《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卷一三二。
[16] 《中興禦侮錄》卷上。
[17] 《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卷七。
[18] 《三朝北盟會編》卷九八。
[19] 《三朝北盟會編》卷九八。
[20] 《三朝北盟會編》卷九八。
[21] 《宋史》卷四五二。
[22] 《中興小紀》卷十一。
[23] 《靖康要錄》卷三。
維忠選強壯充兵，韭山之勢，巍然而立，外百餘，群山統之。
” 此外，在遼州則有韋忠佺、宋用臣、馮賽，“自軍興，即與徒保聚山谷，數與金人戰”。
并向政府“乞兵渡河”。
（《系年要錄》卷三六）在陝西則有丹山寨，“金人所命知慈州劉度破丹州（宜川）義士孫韓于山寨，降其卒三十人，盡殺之”。
（同上卷六六）在湖北則有均州山水寨，“武翼郎知均州武钜，築山水寨，結土豪起義軍，自為攻守計，不借朝廷軍需刍粟等”。
[16] 六 黃河以北的“義士”與太行山上的“紅巾” 除山水諸寨以外，當時黃河以北義士民兵之揭竿而起以抗金禦侮者，亦前仆後繼，接踵而起。
如洺州義士趙士晤，曾聚民軍數萬，攻破金兵于洺州，殺死投降金軍的守臣王麟。
[17]易州義士劉裡忙，曾集南北忠義之士萬餘人，襲擊金人于易州。
[18]獲鹿義士張龔曾與五馬山馬擴、趙邦傑結合，先後克複真定、燕山。
[19]玉田義士楊浩，于建炎元年入玉田山中，與北僧智和禅師聚衆萬人，企圖“橫行虜中，決報大仇”。
[20]和州義士龔楫，以家僮百餘人及鄉人二千餘襲破金兵萬人于新塘。
[21]興元義士王庶集興元諸縣良家子弟号曰義士，以各縣縣令為軍正，以壯士為軍副，聚衆禦敵。
[22]此外，如河州民軍尤為勇敢。
據《系年要錄》卷一九七雲：“金合兵萬餘圍河州，城中百姓計曰：&lsquo前日之民南歸者，金盡屠脍，我脫之，即一甯河也（甯河寨名，金人屠之）豈有全理？不如告谕城中父老，相與死守，猶有千一活。
&rsquo即籍定戶口，男子升城，女子供饋，郡有木浮圖，高數百尺，衆因撤木為碾械。
&hellip&hellip居三日，賊退。
” 像以上這些義士的起義，雖然都是激于義憤，以取快于一時，而沒有計劃地去支持并擴展他們的鬥争，但由此亦足見當時人民敵忾之一斑。
此外，南宋初年，北方的人民，又多到處結為“紅巾”，攻城陷邑，皆奉建炎年号，為金人所痛恨。
當時山西、河北、山東皆有“紅巾”。
山西的紅巾，據《中興小紀》卷二所載：“時河東之民心懷本朝，所在結為紅巾，出攻城邑，皆用建炎年号。
見有脫身南歸者，往往助以衣糧，且言：&lsquo隻俟天兵過河，亦不須多，當借聲勢盡執敵人戮之。
&rsquo金衆之在河東者，稍稍遷以北去。
金之兵械，亦不甚精；但心協力齊，奮不顧死，故多取勝。
然河東與習熟，略無所懼。
是年于澤潞之間，劫左副元帥尼雅滿寨，幾複之；故金捕紅巾甚急，然不能得其真，則捉平民以塞責。
有舉村被害者，故強壯者多奔以逃命，而紅巾愈盛矣。
” 河北的紅巾，據《宋史》卷四四九《魏行可傳》雲：“魏行可&hellip&hellip充河北金人軍前通問使，仍命兼河北、京畿撫谕使。
時河北紅巾賊甚衆，行可始懼為所攻，既而見使旌，皆引去。
” 由此可見當時紅巾在山西、河北一帶，具有很大的力量。
照“金人捕紅巾甚急，然不能得其真”一語看來，他們的組織，似乎很嚴密。
又從金軍通問使“懼為所攻”看來，則當時紅巾之反對妥協投降，又可想見。
又據《中興禦侮錄》卷下有雲：“紅巾蟠結山東”，是山東亦有紅巾。
紅巾的根據地，大概在太行、中條兩山之中。
據《系年要錄》所載：金人曾“招降太行紅巾首領齊實、武淵、賈敢等，送于宗維，盡殺之于獄。
”（卷四七）又雲：“又報河東北中條山一帶，不放人入山，恐藏紅巾。
” 可惜宋朝政府竟以紅巾為盜賊，而不譽播赦文。
實際上誠為禦史中承許翰所奏：“臣聞西北之民，人人相語曰：&lsquo吾屬與其為虜，則南相作賊，死且為中原鬼，使三鎮之衆，發憤怨怼，人人為寇，攘作小變也。
&rsquo”[23]又如《北盟會編》所雲：“馬率麾下五百人沿路轉河朔，皆大盜據要險，馬每至，辄單騎詣其寨，谕以信王請兵之意，且與結約同效忠義，盜皆踴躍欣從。
”（卷一一六） 總而言之，當時黃河南北的義軍，有各種各樣的旗幟，如忠義巡社、山寨、水寨、義士、民兵乃至紅巾等，他們的旗幟雖然不同，而其襲擊金人，保衛祖國的精神，則是相同的。
當時義軍的數目，雖無法統計，但即以太行山一處而論，已有數十萬人，合計其他各地的義軍，當在百萬以上。
唯此起彼仆，不能保持長久。
但他們對于牽制金人的南進，卻盡了不少的力量。
可惜他們本身既無一定的組織與計劃，而又不為朝廷所重視，以緻結果，或則自動解散，或則為金人所消滅。
雖然，當金主亮大舉南侵之時，河北、山東一帶的義民又到處蜂起以乘其後，如大名之王友直，東平之耿京，山東之李寶、王世隆、趙開，淮北之崔唯夫、董臻，都先後起義，卒使金人不能得逞于江南。
這些不顧生死以捍衛民族國家的忠義之士，都是今日中國民族兒女最好的榜樣。
（重慶《中蘇文化》第八卷第五期，1941年5月20日出版） 注解： [1] 《大金國志》卷四。
[2] 《大金國志》卷四。
[3] 《宋史·李綱傳》。
[4] 《三朝北盟會編》卷七四。
[5] 《三朝北盟會編》卷一〇八。
[6] 《宋史·宗澤傳》。
[7] 《宋史·宗澤傳》。
[8] 《宋史·高宗本紀》。
[9] 《宋史·宗澤傳》，《三朝北盟會編》卷二五引此疏甚詳。
[10] 《宋史·宗澤傳》。
[11] 《大金國志》卷十一。
[12] 張浚：《中興備覽議》。
[13] 熊克：《中興小紀》卷十九。
[14] 《宋史·韓世忠傳》。
[15] 《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卷一三二。
[16] 《中興禦侮錄》卷上。
[17] 《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卷七。
[18] 《三朝北盟會編》卷九八。
[19] 《三朝北盟會編》卷九八。
[20] 《三朝北盟會編》卷九八。
[21] 《宋史》卷四五二。
[22] 《中興小紀》卷十一。
[23] 《靖康要錄》卷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