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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無其書,餘何不試為之。
遂拟摘取書中事實,編成評傳一種。
惟左公一生事功繁複,為使屬筆時檢點時期,并照顧前後計,其間又參酌左公年譜,編成年表一種,而将不能叙入評傳者附隸焉。
然僅賴全集取材,自嫌不足。
蓋集中奏稿、書牍、批劄,均以左公自作者為限,故每一事首尾常未能完具也。
而旅次無從取得參考書,适餘在長沙時,尚購有《曾文正公(國藩)全集》、《胡文忠公(林翼)全集》(兩種)及年譜、郭嵩焘氏《養知書屋詩文集》、《郭侍郎奏疏》,及《玉池老人自叙》、郭崑焘氏藏《八賢手劄》、王闿運氏《湘绮樓詩文集》及《箋啟》、王先謙氏《虛受堂全集》、周壽昌氏《思益堂全集》、《駱文忠公(秉章)自訂年譜》、《沈文肅公(葆桢)政書》等,幸已與左公全集俱來。
其先固非為欲作左公評傳而購,此時恰可供作左公評傳之參考。
許長卿君(元方)對于太平天國文獻,頗感興趣,有時人著作數種,舉以見贈。
未幾,許君赴蘭州,甘肅故左公立功地也,複承采示若幹資料。
更不足,則從蟾秋圖書館、巴縣圖書館、交通部圖書館借取。
惟見書既夥,又從稗官野史中刺取其有關左公者,輯為轶事篇一種。
而間就左公全集中事實,引以為論斷。
至二十八年(一九三九)四月,全稿粗畢,評傳部分凡得七十七篇,拟更為審訂。
而重慶自被一再空襲,公私藏書均移郊外,無法覓緻,至七月而赴香港,遂益置之。
留香港半年,對于關系左公資料,仍不斷搜集。
在中國經濟建設協會中,獲閱《李文忠公(鴻章)全集》、薛福成氏《庸盦全集》,及史地書多種。
并托友人在上海購得《湘軍志》、《湘軍記》、《平浙記略》、《平定關隴記略》、《戡定新疆記》、《中興将帥别傳》、《江忠烈公(忠源)集》、《羅山(澤南)遺集》、《彭剛直公(玉麟)奏議》、《曾惠敏公(紀澤)日記》及《湘绮樓日記》等書,均為在重慶欲見而未見者。
所得既多,于二十九年(一九四○)二月,發舊稿覆校,并補充評傳十三篇,合成九十篇。
嗣複于學海書樓、馮平山圖書館
遂拟摘取書中事實,編成評傳一種。
惟左公一生事功繁複,為使屬筆時檢點時期,并照顧前後計,其間又參酌左公年譜,編成年表一種,而将不能叙入評傳者附隸焉。
然僅賴全集取材,自嫌不足。
蓋集中奏稿、書牍、批劄,均以左公自作者為限,故每一事首尾常未能完具也。
而旅次無從取得參考書,适餘在長沙時,尚購有《曾文正公(國藩)全集》、《胡文忠公(林翼)全集》(兩種)及年譜、郭嵩焘氏《養知書屋詩文集》、《郭侍郎奏疏》,及《玉池老人自叙》、郭崑焘氏藏《八賢手劄》、王闿運氏《湘绮樓詩文集》及《箋啟》、王先謙氏《虛受堂全集》、周壽昌氏《思益堂全集》、《駱文忠公(秉章)自訂年譜》、《沈文肅公(葆桢)政書》等,幸已與左公全集俱來。
其先固非為欲作左公評傳而購,此時恰可供作左公評傳之參考。
許長卿君(元方)對于太平天國文獻,頗感興趣,有時人著作數種,舉以見贈。
未幾,許君赴蘭州,甘肅故左公立功地也,複承采示若幹資料。
更不足,則從蟾秋圖書館、巴縣圖書館、交通部圖書館借取。
惟見書既夥,又從稗官野史中刺取其有關左公者,輯為轶事篇一種。
而間就左公全集中事實,引以為論斷。
至二十八年(一九三九)四月,全稿粗畢,評傳部分凡得七十七篇,拟更為審訂。
而重慶自被一再空襲,公私藏書均移郊外,無法覓緻,至七月而赴香港,遂益置之。
留香港半年,對于關系左公資料,仍不斷搜集。
在中國經濟建設協會中,獲閱《李文忠公(鴻章)全集》、薛福成氏《庸盦全集》,及史地書多種。
并托友人在上海購得《湘軍志》、《湘軍記》、《平浙記略》、《平定關隴記略》、《戡定新疆記》、《中興将帥别傳》、《江忠烈公(忠源)集》、《羅山(澤南)遺集》、《彭剛直公(玉麟)奏議》、《曾惠敏公(紀澤)日記》及《湘绮樓日記》等書,均為在重慶欲見而未見者。
所得既多,于二十九年(一九四○)二月,發舊稿覆校,并補充評傳十三篇,合成九十篇。
嗣複于學海書樓、馮平山圖書館